文/潘彩霞
1925年，
田漢最是不堪回首，這年，妻子易漱瑜在他懷中病逝。他們青梅竹馬、志同道合，曾一起創辦了《南國》半月刊。知己再難尋覓，田漢悲不自勝。臨終前，易漱瑜把田漢和幼子託付給了好友黃大琳，可是感情無法勉強。與黃大琳友好分手後，田漢深感“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直到四年後，他遇到了安娥。
田漢與安娥
他迎來了愛情的第二個春天
那時，田漢成立的“南國社”在上海文藝界很有名氣，他創作的舞臺劇，每每演出，總是引起轟動，吸引了不少學生慕名而來。
有一天，南國社走進一位風姿綽約的年輕女子，她落落大方地向他伸出手：“看了田先生寫的戲，就很想當面一見，田先生果然是戲如其人。”
雖然看上去像個女學生，但她清秀的面容、典雅的氣質掩不住眉間的英氣。
安娥
一番交談後，這個“脫俗的優秀女孩”給他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尤其是看了她創作的長篇小說《莫斯科》時，他忍不住擊節讚歎。
小說署名“蘇尼亞”，豐富的經歷，不俗的才情征服了田漢，他當即決定在《南國》月刊連載，並在刊物的《編輯後記》中不吝筆墨重點推薦，高度評價這部作品是“獨特的、無與倫比的”。
而此時的田漢，完全沒有想到，她與他的接觸，是肩負著地下黨的使命。由於田漢在上海的影響力，他成了各方勢力爭取的對象，剛剛留俄歸來，在中共特科工作、已有4年黨齡的安娥，根據黨的指示爭取田漢，成為黨和田漢之間的聯繫人。
就這樣，安娥常常來找田漢，主動熱情地參與到他組織的藝術活動中，她還為刊物寫了兩篇介紹蘇俄電影的小品文。“堅韌的記憶力、明晰的意識和生動的筆致”讓一直做著“銀色之夢”的田漢驚喜不已。
《南國》史料
頻繁的接觸和交流中，兩顆心不斷撞擊和交融。在安娥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田漢接受了進步的左翼思潮，發表了著名的《我們的自己批判》，表示“要完全把感傷的、懷疑的乃至彷徨的流浪者的態度取消，自覺我們對於時代的使命”。
安娥這個“紅色的光明天使”為田漢指明瞭方向，使他在藝術上由崇尚唯美、浪漫轉變成更多地關注社會問題。他改編了《卡門》，對人民革命發出了熱烈的呼喚，不料，演出後遭到反動當局禁演，“南國社”被查封，田漢被迫隱居。
在他的住所，熱愛藝術的安娥常常和他一起探討，同時，他也開啟了她的戲劇靈感之門，並鼓勵她創作舞臺劇。
那個雨夜，他們只顧熱烈地談話，以至忘記了時間，不知不覺中已是凌晨1點，看看錶，她抱歉地說：“我該走了。”他望著窗外，輕輕地吟出：“下雨天，留客天……”
世界驟然寂靜，鏡花水月的生命中，他迎來了愛情的第二個春天。
田漢與安娥
為了他的安寧，她選擇放棄
個性極強、恃才傲物的“田老大”，被安娥獨特的女性魅力和思想魅力降服了。可是不久，甜蜜的同居生活就迎來了沉甸甸的苦澀。
未婚妻林維中從南洋回來了，她是回來與田漢履行婚約的。
林維中在南洋教書，五年前，她從雜誌上讀到田漢發表的悼妻詩文時，頗為感動，遂提筆致信：“我願意照顧你的母親，照顧你的孩子。”
陌生女子的深情打動了田漢，鴻雁傳情三年後，他們見面了。得知田漢正為沒錢創辦南國藝術學院而發愁，林維中立即拿出500元積蓄支持他。田漢感動之餘，戀情升級，於是約定，等林維中回來就結婚。
然而，愛情是優雅的，生活卻有太多的不雅。
“我平日不大喜歡談到錢，尤其詫異的在相愛的男女之間會如此計較到錢，我對她開始幻滅”，由於林維中在之後的通信中提到還錢的事，且措詞過激，這引起田漢的反感。
而且他逐漸發現，林維中在思想與追求上，並不能與他同步，於是他更加失望，“正當此時中國革命潮流高漲，我認識了安娥，我轉向了她”。
一個回來逼婚，一個已有身孕，田漢十分痛苦，向朋友控訴，“婚姻是一條繩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結婚，用情人制”。
“愛情的起點是要對方好”，安娥肩負時代賦予的責任，不容她過多地迷戀兒女私情。為了他的安寧，為了獨立女性的尊嚴和驕傲，她選擇放棄。她對林維中說：“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結婚吧。”
愛情的尷尬並不能阻止安娥的革命熱情，她積極地參與到左翼文化運動中，根據蘇聯小說《第四十一》，為田漢的左翼劇團改編出了話劇《馬特迦》。
對田漢，她既不躲避，也不糾纏，她與聶耳、任光一起，成為田漢組建的音樂小組的骨幹。幾個月後，兒子出生，為了告別這一不幸的感情經歷，她把孩子送回老家保定請母親代為撫養，並騙田漢說：“孩子已死，勿須掛念。”
安娥與母親、兒子
傷心的田漢把惆悵化作了詩行：
“我時常地皺著眉頭
我火山似的熱情
找不著噴火口
你也是皺著眉頭
你把一切的一切
當作一杯毒酒
你不願再喝了
你抽身就走
真是不堪回首啊
一九三一年的秋！”
然而安娥的痛苦更是百倍於他的：“我愛？不能愛！我恨？不能恨！我整年整月的只有：忍！忍！忍！為什麼我要這樣忍受？因為我，已做了人類的媽媽！”
愛情來了就來了，一句“知己唯你”，她便默默地承擔了一切。
欲待相忘怎忘得
由於上級領導人叛變，安娥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在任光的介紹下，進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她失去了田漢，任光也剛剛失去了他的法國戀人，同是天涯淪落人，在共同從事的大眾音樂運動中，她接受了任光的求婚。
音樂家任光
憑著對時代的敏銳觀察，安娥文思噴湧，親眼所見的漁民的苦難令她有感而發，落筆成金：“雲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裡曬魚網，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讀到歌詞的任光欣喜若狂，他感到心中奔騰的旋律有了依附，就這樣，由安娥作詞、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的主題歌，隨著電影《漁光曲》的放映，迅速火爆上海灘，風靡了整個中國。
《漁光曲》勾起了田漢對安娥的思念，是安娥這個精神導師，讓他不顧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激發他寫出了慷慨激昂的《義勇軍進行曲》。
由於領導左翼戲劇運動，1935年春天，田漢被捕了。在南京監獄，聽到看守們吟唱《漁光曲》，他感傷地寫下《獄中懷安娥》：“欲待相忘怎忘得，聲聲新曲唱漁光。”
而安娥，又何嘗不是呢？儘管任光風流倜儻、才華橫溢，可三年多的廝守卻無法化作靈魂認可的愛情，“欺騙自己，難”。以資助任光去法國留學的形式，安娥與他友好分手了。
1937年9月，田漢出獄後回到上海。白天，他忙於文化界抗敵協會的活動，夜晚，則心潮澎湃地拜讀安娥的長篇詩劇《高粱紅了》。
正是淞滬會戰的緊張時刻，上海已被黑暗籠罩。他約她出來散步，兩顆被民族存亡所牽繫的心，重新緊貼在一起。
他向她訴說苦惱：“林維中讓我回家廝守，不許我為抗日奔走呼號，如果這樣，我田漢還有生存的意義嗎？”他越說越激動，猛地捧起她的雙手：“你的胸膛裡跳動著我的心！”
不久，上海淪陷，在逃難的船上，兩人再次相遇。國家命運與個人的理想前途都是未知，而生離死別又近在眼前，她忍不住告訴他：“孩子尚在，而且也長得很高了”。
激動之餘，他們相擁而泣，深埋的情感迅速復甦。
田漢與安娥
這一世，好好愛過已足夠
抗日的烽火又將他們聯繫到一起。到武漢後，他組編劇團，她奉獻作品；她籌建戰時兒童保育會，他幫著起草宣言，捐出演出收入，彼此獨立又相互推動。
第二年，他去長沙辦《抗戰日報》，她以《朝霞曲》和《紅焰曲》作為送別：“一縷朝霞，伴著幾點炊煙，我送你，在漢水邊……”“我望著那團鮮紅的火焰，漸漸的遠離了武漢，我的心，微微有點孤單，我願追上這團焰火，去到抗戰的湖南……”
沒想到，追著“這團焰火”的，首先是林維中。
安娥的出現讓她怒不可遏，尤其是安娥把兒子接到身邊後，林維中多次在大街上與田漢吵鬧，到安娥的住處騷擾。
儘管安娥不贊成三角戀愛，覺得當事者絕不應“不負責任的玩弄對方”，她也儘可能地避開田漢，曾以戰地記者身份遠赴抗日根據地採訪，並寫成頗有份量的《五月榴花照眼明》，但由愛生恨的林維中，還是把妒意揮灑地淋漓盡致。
絕望之下，田漢請林維中開價，以高昂的贍養費結束了這段早已撕裂的夫妻關係。
然而，林維中並未就此罷休，從重慶到上海，再到臺灣，他們走到哪，她就跟蹤到哪，“挖窗窺洞，無所不至”，她投書報紙、張貼傳單大肆攻擊謾罵，甚至跑到田漢住處，毀壞書桌、文稿、藏書，使田漢受盡折磨。
輿論紛紛、名譽掃地，迫於無奈，田漢發表了萬言字的《告白與自衛》，以“正社會的視聽”。
與林維中的咆哮不同，安娥始終睿智、嫻靜，接受上海《新民報》的專訪時，她談了自己對社會轉型期戀愛的觀點。
她認為女子倘若依靠婚姻去取得合法地位和生活資源是“非常可憐”的，“愛情須建立在合法生活上面，無法爭得，由於爭，或許可以爭得一個人的軀殼，卻難以得到一個人全心全意的愛情。”
二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愛得艱難”的兩個人終於走到了一起。
晚年田漢與安娥
1956年底，安娥到鄭州觀摩豫劇時，突然腦中風而失語，從此半身不遂。病中的她是幸福的，因為有田漢的深情相伴。他為她讀報、讀文件、講國際形勢，出差時也儘可能地帶著她，在他與藝術家們的合影中，總能看到她笑得一臉燦爛。
1968年12月，一個飄雪的日子，田漢在“文革”中含冤而死。沒有親人和朋友來告別，名單上，用的是假名字。
他入獄，她一直努力活著，只要他還在，她就願意忍受一切，以頑強的毅力等待重逢的那一天。7年後，得到他的死訊時，她的心一下子空了，第二年便帶著對他的思念離開了人世。
因為彼此，生命不孤獨，這一世，好好愛過已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