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時期，湖南湘潭縣曾經出現過一母同胞的黎氏八兄弟，個個成才。
其中六位都是現代文化、教育、音樂方面的奠基者或啟蒙者，對新文化運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人稱“黎氏八駿”。
黎氏八駿
八兄弟中的老大黎錦熙是民國初年的著名國學大師，也是漢語拼音的發明者，一生潛心研究語言文字，致力於創建漢語拼音、推廣普通話和白話文，編訂了《國語辭典》，造就非凡。
1912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回鄉任教的黎錦熙與張平子等人先後創辦了《長沙日報》和《湖南公報》，來宣傳革命思想，由黎錦熙任總編輯。
由於黎錦熙當時社會活動多，還有教學工作，寫稿時間不充足，就在他任教的長沙師範先後請了三個學生來幫他謄抄文稿，這三個學生的表現與後來的人生髮展，頗令人尋味。
第一個抄寫員為人老實，沉默寡言，對黎錦熙交來的每份文稿都認真眷抄，字跡工整，速度又快，但他連錯別字也照抄不誤，完全等於人肉複印機，沒多久就被黎錦熙辭退了，後來也默默無聞。
第二個抄寫員對文辭頗為考究，他眷抄也很認真，在抄寫前，對每份文稿先仔細檢查，把錯別字、病句一一校正過來，對語法、辭藻都有推敲，這個抄寫員叫田壽昌，後來他有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叫田漢，田漢於1916年前往日本留學，後來成為著名的戲劇文學家、中國現代話劇的奠基人之一，田漢曾在上海與聶耳合作電影插曲多年，其中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建國後成為中國的國歌。
田漢與聶耳
第三個抄寫員與前兩個迥然不同，顯得很特立獨行，他只抄寫與自己觀點相符的文稿，對意見不同的文稿，往旁邊一扔，一個字也不肯抄。
但黎錦熙偏對這個比自己只小三歲的學生十分欣賞，和他一見如故，看到這個學生的日記後，更是誇獎他“切實，文理優”，是個大大的可造之才，此後，在生活學習上，他也對這個學生多加照顧，直到他去北京任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審員後，還與這個學生書信往來不斷，在信中評論時政、探討學問，尋求思想上碰撞出的火花。
1949年6月，這個不尋常的抄寫員來到北京不久，乘車直奔黎錦熙家中，握著他的手直呼“黎老師”，並邀請他在當年10月登上開國大典的觀禮臺。
第三個抄寫員就是毛澤東，後來，他指定黎錦熙與郭沫若、范文瀾、茅盾等7人組成“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功地推廣了漢語拼音，用於普通話讀音的標註。
比較這三個抄寫員的特點，第一個不求甚解，只機械地完成任務，循規蹈矩，缺少開拓精神和思考能力，最終泯然於眾人，無法聞達；第二個講究辭藻、擅長推敲，重視文學性，具有藝術氣質，因此走上了創作道路；第三個率性大膽，能深刻地思辯，以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做事，富有決斷力與革命精神，激進而敢於取捨，最終成為開天闢地的偉人。
性格決定人生，思想決定格局，氣魄決定命運。
從這樁不起眼的事情上，三個年輕人的氣質、能力、格局已顯示出非常大的差別，也決定了他們今後人生道路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