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想要完全杜绝瘟疫是不可能的。我们本来就处在一个与病毒共生的世界，古往今来已经产生了很多大规模的瘟疫，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人类文明提出了挑战。
但也没必要过于悲观，对于绝大多数的病毒我们经过长期进化的免疫系统是完全可以抵御的。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病毒基本上来源于两类：超级变异后的普通病毒和跨物种病毒。
首先说超级变异后的普通病毒，首先超级变异的概率非常非常低，其次即使变异出这种超级病毒其稳定性是比较低的，要变异出一种毒性、传染性、致死率和稳定性都适合的病毒，比你被选为美国总统的概率都低。。。而且这种变异后的普通病毒本质上还是普通病毒，我们或多或少有应对它的办法。
其次是跨物种病毒，我们人类是哺乳类动物。一般对我们有杀伤力的跨物种病毒都来自于哺乳动物，禽流感、SARS等都是来自于哺乳动物。而蝙蝠之所以能作为这么强的病毒携带者（携带病毒数量多且杀伤力大）原因有四：
1.和人类一样同为哺乳动物；
2.体温极高（可以长期保持高达40摄氏度的体温）由于是唯一的具有真正飞行能力的哺乳动物，蝙蝠的构造是具有特殊性的。为了适应飞行需要的能量，它们新陈代谢速度加快，体温极高。在40摄氏度下大多数病毒都难以接受，因而病毒对蝙蝠杀伤力较小；
3.免疫系统十分强大！蝙蝠具备DNA修复能力，对单链DNA的改造能力使得其免疫系统及其强大，这可能与蝙蝠长期和病毒斗争有关（久病成良医嘛）另外，蝙蝠的寿命可以长达四十年，这也为病毒的变异提供了长期的环境，病毒在长期变异下有可能会加强毒性。
4.群居生活的属性：几万只蝙蝠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病毒很容易就互相传播开来！而且蝙蝠还是一种常常迁徙的动物，它们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迁徙（最近澳大利亚的蝙蝠铺天盖地席卷到城市很可能就是因为之前澳大利亚的山火）这就更加大了病毒传播的危险。
蝙蝠绝对算得上是典型的跨物种病毒的携带者
但我们也不能怪它，它们在漫长的进化中战胜了各种病毒，成功地成为唯一的飞行哺乳动物，是大自然塑造的杰出生物，面对这样的疫情，要怪就怪贪心又乱吃那一小部分人吧！
那么，关键来了，如何防治跨物种病毒爆发呢
1.不要吃野味！不要吃野味！不要吃野味！
2.建立健全的传染病防治体系。
任何传染病的防控体系都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实际上，它也有成本顾虑。如果防疫的投入超过了疫情实际可能造成的损失，那就不必下这么大功夫防疫。在中国，管理每一件事情都涉及两个因素：央地关系，财政。传染病的应急处理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可以将 1989 年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与 1994 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作为分水岭。
我们的共和国早期的卫生防疫基本上是「举国」体制的。卫生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消除传染病的目标以政治命令形式下达，动员辖区内整个社会参与，一方面劳师动众、社会成本巨大，另一方面，对天花、结核、血吸虫等典型危害传统社会的传染病也颇有效力。
我查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修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3年06月29日发布，自2004年12月01日起施行的法律法规。而2004年正是非典结束之年，非典的确提供了非常多的经验，且重塑了中国传染病疾控体系，然而直至今天，我们仍很难搞清楚，当时中国究竟有多少非典患者，或者说究竟有多少人感染了非典病毒。
这就要考虑到传染病统计的问题了。即便不考虑瞒报漏报，传染病统计也依赖两个重要的因素：统计口径和诊断方式。统计口径方面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流感。美国的新闻中，流感动辄致死数千人，中国平均一年只有不到一百人。这是因为假如一个心脏病患者死于流感并发症，美国会将其统计为流感死亡，而中国不会。所谓「美国流感致 6000 人死亡」不能说明疫情不可收拾，主要是统计口径的影响。诊断方式则有另一种重要性。一个陌生的疾病能否迅速找到靠谱的诊断方式、患者能否及时获得诊断，对统计数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十多年前非典爆发的时候，诊断一种从没见过的传染病是极其困难的。非典和普通肺炎、流感的症状表现可以非常相似，所以只凭症状诊断不行，必须要结合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技术，把这种特定的病原给「揪出来」。
现如今，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体系是可以说是健全的，但关键在于能不能住那个病毒感染的关键期，这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十分考验基层的效率和敏感度。
3.加强个人卫生和公共区域的卫生工作。很重要也很简单 ，习惯成自然！
4.加强流动人口的快速防控。这一点尤其对我国重要，基建狂魔可不是开玩笑的，就春运这么大规模一年一度的运输放眼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大量的流动人口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强有力的劳动力条件，但也加大了疫情管理的难度，在重要地区对流动人口的检测检验是我国疫情防控的重点。
总而言之，抗疫关键在 公众饮食观念、疫情关键时间节点、卫生体系建设、个人卫生素养、公共卫生秩序、流动人口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