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故而，在萬曆年間，萬曆皇帝逞一時之勇，在張居正死後，終於可以獨掌大權，而忘記嚴厲真誠輔佐曾經年幼的他，對之進行抄家清算，也就是從此開始，明朝的社會風氣走了下坡路，對張居正的清算，意味著，用人導向的變化，意味著不再需要忠心耿耿，認真做事的人；同時罷免海瑞（儘管海瑞有缺點，但是兩袖清風），意味著不再需要清廉的官員，只要能糊弄、能忽悠、抹稀泥就行。
於是，明朝社會的風氣由清正轉向所謂的“和諧”，人們之間的相處已經不再真誠，遇到不公正、屈辱以及喪失道德底線的事情，只能適應、包容、寬容;於是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出現了偏差，人們崇尚的不再是精神和道德標準，而是金錢和權利;於是一張由權力和金錢織就而成的大網網著每個臣民，縱然是在大的英雄或者清官，也空有智慧、道德和勇力，面對此網，也只能是徒然興嘆，可謂“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當時的奇書《金瓶梅》假借北宋為喻，將此社會風氣在隱晦中描述得淋漓盡致——比如，《金瓶梅》中的武松虎落平陽，不再像《水滸傳》中頂天立地的大英雄，面對強大的錢權關係網，英雄很無奈。
此時的大明王朝，這樣的風氣導致了人們之間不再信任、不再相親相敬，而是為了個人利益，相互傾軋，朝野上下、臣民之間，都戴著一副假面具在冷漠、狐疑、猜測、不誠信、沒有道德底線、彷徨、無奈、屈辱的像悶罐子一樣的環境中苦悶而虛假的生活著。大明後期，社會有錢有權可以任所欲為，官員、富人、富二代、官二代、功利的名人等仗著勢，飛揚跋扈，喪失道德，什麼事情都敢做。
大明萬曆後期的風氣已經如此，難怪當時有位陝籍的給事中雒於仁寫奏疏歷數萬曆 “酒色財氣”四大方面的罪過。這樣的價值觀導向一直延續到崇禎時期，而且隨著“黨爭”“魏忠賢弄權”等事件的發生，社會風氣越來越壞，崇禎再有能力，也難以收拾了。
啟示及結論：小功不賞，大功不立；小過不赦，大怨必生。賞罰分明的用人導向，可以激勵人更有激情地努力付出，不用揚鞭自奮蹄，而且會滿懷感激之情認真做事，如果在賞罰問題上沒有原則性，一味地靠權力制衡，或者一味地只求和諧，而稀泥抹光牆，天長日久，只會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無能官員，認為不負責任做事，做錯事甚至任所欲為沒有任何處罰，相反會得到獎賞，便會更加肆無忌憚，放任自流，敗壞一方風氣；而真正能幹事、幹成事、具有個人魅力和良好道德品行以及忠誠擔當的官員在無奈中彷徨，進也不是（進或許沒有平臺或者機會而被濁流強壓），退也不是（想退卻責任心使然，不甘心壞的風氣的繼續延續），只能忍受屈辱地默默支撐，幻想著政清時明，但隨著歲月的推移，或可激情退卻，只能“父子騎驢”般地靠著自身的品行和責任心慎獨去做事。這樣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看似和諧的表面早已“暗流湧動”。萬曆後期讓小人漁翁得利，而忠誠於大明江山的人被排外，聽到的只是虛假荒唐歌功頌德的溢美之詞，在需要用能衝鋒陷陣的大將之時，卻早已為時過晚，才發現留到皇帝身邊整天不幹事卻謀人，誇誇其談遇難則避，遇功則攬的所謂親信之輩才是誤自己、誤國家的無用廢物，只能在孤苦無助中最終敗亡。明朝的洪承疇等將領的投降就是最好的例證，袁崇煥等最終忍受屈辱強撐反被凌遲，崇禎上吊之時，原先的親信們早已溜之大吉，投靠新的主子了。
2020.4.10子時即草於西安
注:圖片來源於網絡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