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後到深圳打工的小李，沒想過自己會見證深圳製造業從巔峰向下俯衝的全過程。
2月底，工廠到處搶人，那時他不斷觀望新機會，換了好幾次工作。僅一個月過去，疫情衝擊全球，大量訂單被割，許多工廠只能被迫放假甚至宣佈倒閉，留給他的選擇所剩無幾。
一直以來，廠弟廠妹們為珠三角構建了堅實的勞動力基礎。根據廣東統計信息網2019年第三季度的統計，在2236萬“四上”企業從業人員中，有1252萬人在廣東從事製造業工作，超過總人數的一半。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從事文體娛行業的人數不到10萬。（“四上”企業是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有資質的建築業及全部房地產開發經營企業，限額以上批發和零售業、限額以上住宿和餐飲業，部分規模以上服務業企業。）
根據一位招工中介的說法，影響珠三角招工市場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富士康，只要富士康漲工價，其他工廠便跟著漲；二是看位於東莞的華為南方基地，這裡開始招人，其他廠就放寬招工人數；第三則是蘋果發佈會，蘋果新品若搶手，產業鏈上下游都興旺。
但誰都沒有想到，疫情阻斷了一大批工人的生路：工資大幅降低，很多人被清退出廠，就連被視作風向標的富士康也在疫情中停止了招工。沒了工作的他們只能捲鋪蓋回老家。
身處最底層也是最廣泛的普工群體，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焦慮。
人多工少
疫情肆虐的2月，富士康一則高薪招人的消息吸引了不少務工人員的注意：富士康iDPBG（數位產品事業群）針對內部推薦的新員工和離職返聘員工每人獎勵6750元，加上360元的新人入職獎，最高可以拿7710元獎勵。
但現在，當界面新聞記者以務工人員身份向一位勞務中介提及此事，對方不客氣的回道，“你還沒睡醒吧？也不看看什麼時候了。”
工人們的好日子不再，短短一個月，招工市場就已大變樣。
富士康招募中心的李城潔向界面新聞記者確認，現在富士康各個事業群都不招人了。3月14日，最搶手的製造iPhone的iDPBG（深圳）宣佈停招；4月17日，iLVBG（深圳）也暫停了招募。一時間，這個能吸納18萬人的“血汗工廠”停止了“流動”。
短期臨時工是工廠在訂單爆滿時的援兵，他們與勞務中介簽訂的合同往往只有1-3個月，很多人甚至做不到期滿就“提桶跑路”。但工廠也不在意這些勞動力的流失。以往，很多大廠全年無休地招攬著臨時工，人員一波接一波替換，工廠只需保證流水線不停運轉。
復工前期最缺人的時候，富士康的臨時工價曾從每小時22元一路飆升至30元，市場均價也達到了23元、24元。現在，臨時工價都在20元以下，高工價難尋。有中介透露：“想要20元以上的只能去武漢富士康。”
“人多工少”，新路程人力的負責人胡先生這樣形容眼下的情況。
工廠的需求銳減，基本不要臨時工，長期的正式工也招得少。胡先生表示，2月時敞開了1000人崗位的大廠比亞迪也不要人了。剩餘還在招工的則提高了門檻：“有的廠就只要女生，因為心思更細膩，做出來的產品質量好。”除此以外，有的工廠調低年齡上限，只招40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舉例，4月初還有個電子廠向他要100名普工，10天以後，要求突然變了，“說只要15個女生，男的全都不要了。”
工資也伴隨著訂單一起下跌。普工的工資構成是底薪+加班補貼，而後者才是收入大頭。工廠的普遍制度是做六休一、一天10小時（有的甚至是做十三休一，每天12小時），只要夠努力，一個月的綜合收入就能達到四至六千元。加上包吃包住的待遇，他們能夠在一線城市過活的同時，還有餘力撫養老家的親人。
但現在，工廠都不再安排加班了，遵循法定的一週五天，每天8小時要求。這意味著，工人們只能拿2300元左右的底薪，工人圈子裡稱這一做法是“變相裁人”。
“但至少保住了崗位，對於工廠來說也是留住了人才。”胡先生說。
工廠這樣做也是無奈之舉。根據廣東統計信息網的數據，2020年2月，廣東一個省就包攬了全國近三成的出口貿易額。然而當月的出口總額卻同比下降了17.5%，這一數字背後，是超過千億規模的訂單流失。
此前界面新聞曾報道，東莞泛達玩具廠倒閉、佳禾智能清退千名臨時工。在外貿依存度超過100%的東莞和深圳，疫情中轟然倒下的工廠不在少數。
焦慮的工人
29歲的小李乾的也是臨時工，因為背了8000塊的“高炮”（高利貸），不得不從江西老家出來打工。
小李高中沒畢業就進廠了，在東莞、廣州、深圳的工廠都待過。這次來深圳本只打算工作一個月，還完債就回家，沒想到換了5份工作，掙的錢還是不多。最不濟的時候，他去龍華三和做過日結，還有一些廠只幹了幾天就走人了，打勞動局的電話維權才拿到幾百元工錢。
他“提桶跑路”的原因很多：中介太黑、管理太嚴，或是簡單的不想做了。
但他最近在深圳郊區一家口罩廠找到了一份工價18元/小時的工作，主要做的是包裝口罩，每天從早上八點幹到晚上八點。他已經幹了近一個月，算是他近來最穩定的一份工作。儘管每天早起晚歸的生活很累，但至少工資是實打實的。
對幾乎只在工廠工作過的小李來說，他也不在乎工作地點，反正都是流水線，工廠都在偏僻的工業園裡，四周是差不多的城中村。“我的要求也不多，有衣服，有生活用品，有幾百生活費就可以進廠了。”
但不是所有的務工人員都像小李這麼幸運。按照中介胡先生的觀察，很多原先隨著高工價流動，或是觀望更好機會的工人，最近明顯焦慮了許多。不少人找工作碰壁，手頭也緊張起來。
疫情迫使工人們必須尋找新機會。董先生在佛山一家電子廠打工，他的境遇比小李還差一些。廠裡取消加班後，他一個月只能拿3000塊。聽說深圳的工廠價錢高，他打算過幾天就辭職來深圳看看。否則，微薄的工資很難養活老家剛過百天的兒子。
打了十多年的工，35歲的他現在還想試試送外賣，“搞點錢買電動車跑外賣，自由些，進廠壓抑”。
接納低學歷、低技能的工人的工作不多，除了普工，他們還能選擇的不過是保安、外賣員、快遞員等職業。這些工作的相似之處是，都難以獲得晉升空間。
還有許多年輕人和小李、董先生一樣，在不同的工廠、不同的流水線上轉來轉去，他們從外地到珠三角打工，哪裡工資高就去哪裡，做得不順心了再提桶出廠，尋找下一個去處。他們坐在去往工廠的包車上看遍了整座城市，但可能還叫不出地標的名字。
看不清的未來
很難說清廣東1252萬製造業工人的未來是什麼樣的。
一篇名為《中國流動工人的未來》（Delivering on Migrant Futures in China）的社會學文章指出，中國新生代農民呈現出明顯的短期就業趨勢。一方面，他們的工作非常不穩定，每份工作平均只能做兩年。另一方面，他們主要從事低技能工作，工資增長有限，技能水平幾乎沒有提高，這使他們難以在勞動力市場提升競爭力。
而且，部分製造業工廠正在外遷，東南亞、南亞低廉的人力物力成本讓工廠擁有更多利潤空間。此外，中低端製造業正在向智能化發展，“無人工廠”、自動化生產線等概念被頻頻提出，可能被機器替代的憂慮在工人中傳播開來。
工業企業的用工人數正在逐年下降。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末，我國工業從業人員平均人數為11521.5萬人，比2013年末減少2504.3萬人，下降17.9%，年均下降3.9%。一份統計也顯示，就業較靈活的農民工是在疫情中受衝擊最大的群體。
擺在他們面前的不僅有現實的難題，更有看不清的未來。
在富士康做了3個月寒假工的大專學生張璨對界面新聞說，他並不喜歡工廠的環境，只想來掙些生活費，這裡“折磨人的精神和鬥志。”
進廠至今，他在富士康園區裡度過了春節、清明，並且即將在加班中度過五一假期。
如果說大部分囿於工廠的工人是迫於無奈選擇這份工作，那麼張璨或許是希望實現突破的一個代表。20歲的他每晚睡前會花一小時看書，雖然還沒想好畢業後要做什麼，但他不想再進工廠。
“我想看太陽。”張璨說，這是他不想進工廠的一大原因。由於長期在車間裡工作，他已經很久沒有享受過有太陽的時光。
他今年將從工商管理專業畢業，但還沒有計劃過未來的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還是想來深圳，這個地方太好了。”張璨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