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批評仁義禮，古今多數人遂以為他主張不仁不義。其實莊子的善惡觀非常複雜，非直線性思維所能把握。《莊子·養生主》：“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以此為中心進行深入分析，可以察見莊子拒絕什麼樣的善又推崇什麼樣的善，反對什麼樣的惡又接受什麼樣的惡。而結合儒家作一比較研究，則可使我們深切認識到莊子為什麼提出如此這般的主張。
為善不要求名
儒家總體上是傾向於立名的。《論語·里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仁義成了成名的一個必要條件。《荀子·勸學》：“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堅持為善，總會有聞達的一天。《孝經·廣揚名章》認為，名立於世也是盡孝道。除此之外，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孔叢子·公儀》所載子思語：“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子思認為，為善而廣為人知是求之不得的事，因為這對世風有勸進作用。可見，儒家不排斥名，甚至某種程度上還求名，以便在推行教化的過程中，能樹立一些榜樣供人見賢思齊。客觀地講，儒家對名的這種態度，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倒向為求名而修德，甚至把仁義當成博取名利的敲門磚。《莊子·駢拇》篇就批評曾參藉仁以收名聲，《人間世》篇又進一步指出“德蕩乎名”，只要與名糾纏不清，德就變得不純不粹。
莊子主張，“為善無近名”。“無”通“毋”，意謂行善應注意避開名，顯然與《老子》“善行無轍跡”相通。老子此語是說行善非但不能求名，而且要不留痕跡。行善若不注意這一點，就會為人所知、所銘記，從而使人們有機會對其親而譽之。老子一貫主張“自隱無名”“不欲見（現）賢”，莊子繼承了這種思想。《逍遙遊》：“聖人無名。”《山木》篇：“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真正的聖賢不僅不可自以為賢，還要拒絕被人追捧。非僅此也，《列禦寇》篇：“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則陽》篇：“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行善到極致處，不以為自己在行善，要渾然忘之，就像無意識的天那樣。這是一種極其超邁的天地境界。
可見，莊子認為善行的最高境界是行善而不自知，其次是自知但不留痕跡，故不為人所知。懷持這樣的思想，自然不會求名。朱熹、馮從吾、方宗誠批評道，為善固然不能求名，但也不能為了避好名之嫌而不去為善。筆者以為，說莊子“畏名之累己”是合適的，說他為了逃名而不為善並告誡他人不為善，則是誤解。如前所述，莊子不是否定為善，而是否定近名，崇尚為善而不知自己在為善之“上善”。行善若此之人，才是真正的聖賢。
作惡不要近於內外之刑
“為惡無近刑”一語令古今學人困惑不已，因為它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不犯刑之惡是可以為的。朱熹就曾批評莊子揣摩精巧，“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至今仍有學人認為莊子很油滑。當然，也另有人在想，莊子怎麼可能公然教人為惡呢？於是想方設法對“為惡無近刑”重新作出解釋，甚至不惜改字。遺憾的是，古今五花八門的詮釋中難覓真解。
《莊子·庚桑楚》：“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可見，莊子明確否定行惡，那麼他為什麼又說“為惡無近刑”呢？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刑”。一般都把它理解為刑罰殺戮，這固然不錯，卻比較狹隘。《莊子》中共提到三種刑：“天之刑”“外刑”“內刑”。《德充符》篇：“天刑之，安可解！”天之刑是無所逃的，而“為惡無近刑”之“刑”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非指天之刑。餘下外刑與內刑，莊子認為它們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應當避免。《列禦寇》篇：“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罹）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外刑”“內刑”分別對應《人間世》所說的“人道之患”“陰陽之患”。“人道之患”指人世間的刑罰殺戮，“陰陽之患”則是陰陽之氣不能和靜而滋生的禍害。在莊子看來，被功名利祿、教條化的仁義禮等“外物”所牽引（只要不屬生命的本真，就可以劃為外物），也是一種刑戮和桎梏。因此，我們不能將“刑”限於外刑，莊子側重的可能是內刑。這就提示我們，要對“惡”字作一廣義理解，它不一定就是指傷害他人或有罪的行為。實際上，“物於物”等不可名為善的傷己行為也是一種惡。既然“刑”包括內刑（陰陽之患），則為了避開刑，“為惡”的空間事實上已經很小，我們不必因“為惡無近刑”一語而大驚小怪。
寬容“小惡”
至此可以看到，莊子反對為大惡。但世人接受的是“勿以惡小而為之”，所以又批評莊子鼓勵人們避重就輕，沒有誡人不為“小惡”。徐復觀則辯護道，精神落到現實生活中總是要打折扣的，“為惡無近刑”只是出於無可奈何，不是莊子究竟義的說法。對此，筆者並不認同。實際上莊子認為，人就是人，沒必要也不可以被要求成為聖賢；“小惡”只要對人對己都沒有實質性的傷害，就應該加以寬容。
儒者心中時刻盤旋著明確的善惡意識，他們“臨人以德”（《莊子·人間世》），總想以“善”去“惡”。莊子則認為，一個人尤其不能自以為善而去指摘他人，《漁父》篇就將“好言人之惡”視為八疵之一，因為對“善”的過分強調，必使寬容精神漸次遺失，從而對他者造成一些傷害。相對地，莊子提出“虛而待物”（《人間世》）、“不譴是非”（《天下》），強調不責於人，因其所是而是之，正體現了那種“萬物皆照”（《齊物論》）的包容精神。
結合群己關係，“為惡無近刑”可以說是為了把個體之間的侵擾減至最低程度，同時輔之以寬容。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保住一種自然的秩序與整體的和諧。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大亂，如何重建社會秩序，成了先秦諸子共同面對的時代問題。儒家認為，既然禮崩樂壞導致亂象，出路便是將禮樂制度重新扶植起來，所以他們力推仁義禮樂的教化，以使世人生德於心，最終治國平天下。莊子則認為，如果把仁義禮（即便它再好）立為標準來齊同天下，那就等於在宰割天下，因為這種做法沒有順物之自然，其實質是以善的名義強制他者，使天下人淪為仁義禮的“轅下之駒”。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善也就變成了惡。何況，世俗眼中的一些“惡”並不真的就是惡。儒家主張視聽言動一準於禮。在他們眼裡，不拘禮法是一種惡（《論語·衛靈公》：“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但這果真是惡嗎？舉個例子，《禮記·曲禮上》規定：“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對於這種沒道理可講的細碎軌則，世人有什麼義務遵照著做？禮到了如此煩瑣、循規蹈矩的地步，顯然已經背離其原初精神而成為拘限生命的桎梏，能稱其為善嗎？有資格充當判分善惡的標準嗎？難怪老子批評禮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莊子其實認為，個體之間只要不相為害，就不需要仁義禮的約束和嚴刑峻法的強制，便能形成一種整體的和諧。“為惡無近刑”便是要劃出行為的界限，提醒世人對自我做必要的節制，從而使外來強制和教化行為失去必要性。
需要注意的是，莊子批評仁義，絕非慫恿世人向下沉淪，為不仁不義之舉。我們需要具體分析其善惡觀：在善的問題上，莊子反對為求名利而行善，反對臨人以德、以“善”去“惡”的教化傳統，倡導不自以為善之“上善”；在惡的問題上，他一方面誡人行惡，一方面又主張寬容“小惡”。無論是踐行“上善”，還是寬容“小惡”，都是玄德的體現。只有這樣，人倫才不至於緊張，人我之間才能變得和諧，每一個體都能自在地生長髮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可能的《老子》——文本對勘與思想探原（道篇）”（16FZX0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汪韶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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