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起源於中國風
——襲用“漢字表意”的奇葩
引 言
世界歷史學界所流行的觀點，基本上是以一百餘年前形成的西方中心論為基調。這種情況尤其以中國學術界為典型，在西方學界還存在一種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呼聲，而中國學界對這種批判西方中心論的聲音似乎充耳不聞。例如，最近中國學者寫了相關專著——《你最應該知道的歐洲史》，這本書對西方中心論大加讚美：
“在歐洲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人類可能已經繁衍了數百萬年。在這裡創造了其他地區馬首是瞻的文明——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它們就像一座豐碑，永遠引人瞻仰和膜拜。當然它們也是人類現代文明和現代科技的源頭。歐洲文明猶如一朵奇葩，靜靜地綻放，散發的芬芳是獨特的、令人陶醉的。”
對西方歷史的這種評價，不僅誇大其詞，而且毫無歷史根據；不過是西方中心論在一百多年間不斷造出來的虛假概念而已。換句話說，現代通行的世界歷史知識，在西方世界偽史的支撐下橫行天下。對此，我們要說不，西方中心論必須被推翻，還原世界歷史真相。
從自然環境上來看，歐洲是高緯度，稀陽光，加上“非時雨”（降水與植物生長期相反，尤其是地中海氣候），其地表貧瘠，不適合農業生產，因此難以產生基於農業生產方式的文明社會。
事實上，歐洲不像是一個大陸，甚至不像是一個次大陸，毋寧說歐羅巴更像是一個零碎的半島。歷史上歐洲從來沒有統一過。歷史上，歐洲的地圖就像馬賽克一般，凌亂無序。由於上述客觀因素，歐洲歷史上充滿衝突（負能量超大，動輒相互毀滅）；絕難存在定居人群，除非宗教禁錮“人”，那就是原始停滯。
19世紀法國著名學者、政治家基佐在其名著《歐洲文明史》中指出：“在各個國家裡也到處是這種動盪狀況：建立起來了，又被推翻；聯合起來了，又分裂。它們沒有邊界，沒有政府，沒有分得清楚的人民；只有普遍混亂的情況、原則、事實、種族和語言。這就是野蠻的歐洲。”“在5至12世紀之間，社會已具備我所描述過的一切。它擁有國王、世俗貴族、教士、市民、勞動平民、宗教和世俗的權力——一言以蔽之，組成國家和政府的一切必要因素。然而那時候既沒有政府，也沒有國家。在這個時期內，不存在相似於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嚴格意義上的民族，或名副其實的政府。”
歐洲歷史上長期以來，沒有以農業為基礎的大一統政治，也沒有長期的歷史積澱，因而缺乏文化傳統，在18世紀之前甚至沒有形成適合文學表達的文字。
據我們考證，西方的文學、科學、哲學及神學均為近代現象，追根溯源，歐洲的通用語言文字，原來都是基於“漢字表意”的中文雅言；它賦予西方諸文字政治、經濟、哲學、文學、神學等文化語言定義，使其從“發音符號”變為“知性符號”，從而形成了包括文學在內的現代西方文化傳統。本文試圖通過相關考證，揭示西方文學中國源的大致脈絡。
《浮士德》插圖
（一）來自文藝總源的“高山流水”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什麼是文學？從兩方面看，一是語言或文字的藝術，一是具有審美的抒情或敘事。進一步分析如下：
第一、抒情或敘事。兩者應該基於“人與自然”，而不是宗教的“神造萬物”。因此，除了原始文化之外，宗教及其所籠罩的舊歐洲、舊世界都不可能原創文學與藝術。歷史上的人類社會分為兩種：在“自然對人適度挑戰”的中國，是“人本”；其餘世界，由於自然的挑戰太小或太大，都表現為“神本”。後者禁錮或窒息“人”（人情人事人智等）。嚴格地講，在其通過“儒家啟蒙”（17—18世紀啟蒙運動）、從而完成從“神的社會”向“人的社會”轉變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學，也不存在針對“人與自然”的知識；如果說有，大抵可以歸之為偽造一類。至於西方“神學”，在其被傳教士借用漢學重塑之前，全然是迷信和荒誕的故事，毫無文學性和哲理性可言。
第二、語言或文字。除非滿足特定條件，在空間中轉瞬即逝的口音不能形成文字。實質上，“表音”是文字發展的死路，這也說明該族群在其他方面均不具有自我進化的能力。在15世紀左右，西方依靠來自中國四大發明的印刷和紙，鎖定和規範發音符號（字母），而產生了拼音文字；但由於其語音及語義的混亂，反而起到加劇宗教戰爭的作用。直到它攝取漢字內涵（表意），西方文字才開始能夠書寫哲學、文學等內容（17—18世紀）。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英語詞典》是西方文字臻於成熟的標誌。大抵而言，18世紀之前西方的文字表現為兩個極端：1.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及德文等），它隔絕高深、高雅和高尚；2.宗教文字（拉丁文與希臘文），它隔絕人情、人事與人智。此須說明，在16—19世紀不斷被改進的拉丁文與希臘文均為虛構“西方古典”的工具。
第三、藝術或審美。兩者根源於“雅”——合乎宇宙大千及萬物眾生之共通和感應，它是“道”在人情與人際之中的體現。這種“雅”最早產生於中國，是人們對自然即變化規律之全程參與互動、全面參悟契合。從歷史上看，一切文藝、知識和科學的源頭皆在華夏。法國漢學家錢德明（J. J. Amiot，1718—1793年）說：“中國古代聖人所寫的‘普遍科學’——科學之科學；……它基於發現萬物的‘普遍和諧’（它也是音樂的源頭）……《易經》、河圖洛書和陰陽理論形成了關於（天道）化生萬物和數字符號的中國古代思想……”在歷史長河中，人類的知性和靈性正是通過漢字來承載與傳承的：
［道］漢字表意 → 抽象 → 哲理性〔知識與思辨〕
［雅］漢字寫意 → 形象 → 唯美性〔文學與藝術〕
《道德經》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用其光，復歸其明。”文學從何時何地開始？孰是現代文學之母？西方文學從何而來？福樓拜的名言：“文學就像爐中的火一樣，我們從人家借得火來，把自己點燃……”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年）尤其坦白承認：“（我們西方）所有的文學都是偷聽來的，所有的藝術都是來自中國的仿製品……”
圖 “漢字表意”是西方知識體系的根本
（二）精妙絕倫無非是“道法自然”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西方漢學家把《易經》看做是一切知識及文學、數學、科學、哲學和神學的源頭。而被《易經》賦予“表意”功能的漢字，則反過來承載和傳承本於《易經》的知識基因、思維工具和智慧元素，它們是概念與理念、思維與思辨、形象與抽象、審美與唯美、數字與數學、形而下與形而上、邏輯與邏各斯……〔邏各斯即“道”的形式〕。
16—18世紀的西方主要通過“漢字鑰匙”或“漢字密碼”獲得上述認知革命的成果。詳見密歇根大學英語系主任大衛·波特著《表意文字：現代早期歐洲的漢子密碼》。
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安戈指出：在現代早期的歐洲，“任何人能夠發現解碼漢字這種表意文字的方法，他就可能擁有非常寶貴的知識，他就可能獲得全部的人類知識圖像的鑰匙。”
法國數學家、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對萊布尼茨說，伏羲的《易經》使漢字成為“所有知識的真正的鑰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萊布尼茨認為，漢字是智能設計，是哲學性質的，而書面漢語則是“哲學語言的典範”（model of philosophic language）；所以，他在引進“漢字表意”上做了大量工作，旨在使西方文字從發音符號變為知性符號。
另一方面，正如比奇洛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萊布尼茨的這個夢想……威脅這樣一個共識，即歐洲文化存在真理的可能性。”
美國鮑登學院教授比吉特·陶茨也說：“一旦介紹中國在現代早期西方的實際存在，這就意味著把（西方）哲學權威置於危險之中……重新講述西方的‘中國故事’，必將挑戰既成的‘學術星系’，從而把中國置於德國及歐洲的文學與文化史的核心，猶如太陽照耀著群星。”——車爾尼雪夫斯基名言：“一切光輝燦爛的東西總令人想起太陽，而且沾得太陽一部分的美。”
《易經》及其認知革命（原創知識）的奧秘是：中國古人之於自然，全程地參與參悟、互動能動、契合和合，由此“格物致知、窮理盡性”。
與此形成對照，西方是與自然對立而犧牲之：其做派乃“戡天役物、宰制萬有”，其宗教乃“異想天開、神造萬物”；皆是自外於“天人相與”（與自然“全面契合、全程互動”），而絲毫不能體悟真諦。再說西方的對抗自然僅是最近現象——人對自然“先勝一局”所生的狂妄心理。在古代，要麼“和合自然”而有限發展，要麼“禁錮人為”而原始停滯。因此，“古希臘”與“創世紀”並非古已有之。
雅緻或審美的文學源頭是《易經》（認知革命），因為它使人與自然互動與契合，從而讓萬物眾生靈性感通、神性感應，正如《文心雕龍》所云：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采，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三）風雅頌異域衍生“南橘北枳”
枝葉皆從一本生，源源本本是天倫
根據德國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的研究，在西方，“文學”（literature）這個概念是18世紀的發明。事非偶然，恰值“中國風、中國啟蒙”及其所牽引的浪漫主義運動的齊頭並進。因此，真正的西方文學實際上是誕生於18世紀。另根據英文詞源詞典，歐洲的純正與精緻的民族文學開始於1712年。
進一步看西語詞源，“文學”的原意是“字母”或“寫字母”（letter→literature）——字母只是發音符號。所以，18世紀出現的“文學”（literature）一詞也是“舊瓶裝新藥”——偷換概念，即：把時興的“中國風”唯美觀念置於舊詞（詞根：letter）之中，於是就有了其現代含義。因而卜松山還說，現代以前的歐洲文學的觀念不是傾向於“唯美主義”（Aestheticism）。”
換句話說，西方文學的精髓——表意與寫意、審美及唯美、哲理或道理……都是現代早期來自“中國的賜予”。
那麼，在17世紀晚期之前，即在中國風、中國啟蒙及浪漫主義運動之前，所謂的西方“古典、經典”作品（例如荷馬、但丁、喬叟和莎士比亞等）都從何而來？據我們的考證，這些所謂的“古典、經典”作品都是後來被改造或偽造出來的；在此之前，即使有手抄文本，也都是些毫無審美或藝術價值的下里巴人，沒有任何文學價值。
18世紀的伏爾泰揭示：“在我們（西方）擁有任何藝術之前，中華民族……就已發明了幾乎所有的藝術”；所以“東方是藝術的搖籃，西方從它取得一切”。
難怪畢加索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古代中國才有真正的藝術（應該指“原藝術”）！他還說：
中國畫到了宋代的寫實巔峰（轉入寫意境界）之後，開始向現代藝術跨越式發展。中國畫是熔原始美術、古典美術和現代藝術於一爐。中國印象派早於西方印象派600年，……中國藝術一直領先西方几百年。這幾百年來，西方藝術一直在學習中國藝術，西方藝術思想一直在向東方藝術思想靠攏。
畢加索曾經對張大千說，“在歐美，我看不到藝術；在中國，才有真正的藝術。我最不懂的，就是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跑到巴黎來學藝術？”
西方文學誕生的過程呈現出如此的因果關係：中國風→如〔審美唯美＋表意寫意〕→浪漫主義運動。尤金妮亞教授寫道：
大衛·波特認為，在18世紀的英國，中國品味構成了異乎尋常的西方審美傳統，它打開了西方人的感官愉悅的潛能，是一種文化雜合、女性之主體性和崇尚異域智慧……。波特更成功地詮釋了“中國品味是18世紀美學思想的主線”。在文學和物質文化上的“中國風”，是形成新興的“英語世界”之品味性和主體性的關鍵。英國文學反映了和組合了各種各樣的中國印象，它們都是指向更廣泛的全球化和世界主義（天下性）的；在文學的效果上，“中國物質文化”陪伴著現代英語的誕生，彼此和諧互動，而使英語關注更大的世界。換句話說，英語文學所歸因的中國物性及其漢語風格，並非只是這些事物本身被引進於英國文化；而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如果沒有中國文化的概念，這些英語文學是不可想象的……。
圖 西方的“古典”（希臘-羅馬）名著是個悖論：在沒有印刷和紙張的時代，哪來鴻篇鉅製與長詩繁文？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文字與文獻！
（四）浪漫的中世紀乃“移花接木”
愛情是不受制約的，一旦制度想施淫威，愛神就會振翅遠走高飛。——喬叟
“英國詩歌之父”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年）和他的作品都是杜撰的。從上面詩句的內容（特別是其中的“愛情、愛神、制度）來看，它應該是“打碎神權禁錮、實現以人為本”的啟蒙運動的產物；進而言之，它應該是托馬斯· 帕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受到《好逑傳》的啟迪而虛構的託古制作，他基於這部愛情小說和《中國事物彙編》，偽造了《英詩輯古》（英語古詩遺產），順便杜撰了“喬叟詩集”。另一方面，《英詩輯古》也是“莎士比亞詩歌”的藍本。
西方，既從中國獲得了“真實文明”（歐美文明及其制度與思想），又借用中國歷史來虛構它自己的歷史（西方中心的歐洲史與世界史）；在此過程中，西方又把其原本為原始部落的社會性質進行“改頭換面”，於是，中古歐洲就成了類似於周朝的封建制與貴族制。後者即：王、公、侯、伯、子、男（爵位）、士（騎士）。
歐洲的“封建”這個詞根，原本是（中世紀）原始部落仇殺的意思；而在18—19世紀則被改成了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封建”，一步步賦予它“制度化、文明性”的內涵。
關於“封建”這個歐洲語系的詞根（Feud→Feudal）和原意、以及它所指的史實，（丹麥）奧胡斯大學兩位教授內特斯特倫和波爾森詮釋：
世仇暴力（feud violence）不是無政府的結果，而是這樣一個社會構架，即它的秩序原則是“非國家的部落社會”（stateless tribal society）。……原始的部落爭鬥（primitive tribal feuds）適用於中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親緣爭鬥（kindred feuds）。
17—19世紀，西方複製了中國製度，變成它的現實與歷史。先秦的封建制-貴族制曾是歐洲的時髦，但不久之後則對它進行革命或改良，從而升級為儒家的科舉制-文官制（選賢舉能、民本共治）；當然，這只是形式，其本質乃對內“性惡→理性”，對外“原罪→獸性”。而另一方面，被打倒的封建制與貴族制則被美化，用來包裝往昔西方的文化荒漠；這就形成了史詩般的“中世紀”，亦為移植華夏元素的“文學園地”。
彭吉蒂博士（Dr. Birgit Linder）說：“中國文化和文學最初被用於（歐洲）創造懷舊和烏托邦的想象。”
歐美文明是華夏的派生。而對於18世紀的西方人來說，中華文明則是正在崛起中的西方的“另一半”；它分為兩面——“陰與陽”：
中華文明影響西方之“陽面”指，中國代表著西方的現在和未來，它開始於中國文化啟蒙西方（歐洲啟蒙運動），使之由“神的社會”變為“人的社會”，後者擁抱“非宗教、現世性、人文型”的中國模式。
中華文明影響西方之“陰面”指，中國代表著連接現代西方的歷史長河，而不久前還是不堪回首其黑暗往昔的西方人，也從中國歷史圖景中折射出他們自己的戀古幻覺，即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稱“中國作為歐洲幻覺”（China as European hallucination）。
然而在文學史方面，中國的“陰與陽”則變為西方的“善與惡”——“善”是指：西方人開始從儒家人文的視野來懷古戀舊；“惡”是指：他們通過偽造傳統來伸張其凶多吉少的民族主義。
安妮·查韋斯的書中寫道：“中國，作為歐洲文明的‘他者’（另一半）所代表的，不僅是其懷舊境界（site of nostalgia）——逝者如斯的往昔；而且還是理想境界（site of idealism）——曠古未有的前程……請抓住狄更斯所使用的中國的真正意義和他所指的‘中國風’的視覺蘊含……！”
近代以前的基督教歐洲是“文化荒漠”（cultural wasteland），而英國的中古詩歌及其所依託的社會環境則都是被虛構出來的；實際上是透過18世紀浪漫主義詩人的“幻覺”，把古代中國的詩情畫意折射到了那裡，“移宮換羽、拆東補西”而已。
（五）中華主幹嫁接出“枝繁葉茂”
應笑暫時桃李樹，盜天和氣作年芳
西方文學何時何地誕生？它不是公元前8世紀的“古希臘”，而是18世紀的英格蘭。確切地說，它是“中國啟蒙”和“中國風”及其開啟的浪漫主義運動的產物。美國哲學家洛夫喬伊著《浪漫主義的中國起源》。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年）是採擷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巨臂，他供認不諱：“全部的中國歷史都已變成了浪漫主義的素材。”
如此嫁接變種的成果已被大量挪用於實際上是偽歷史的文藝復興。兼任牛津與劍橋兩所大學教授的劉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年）宣稱：“人們普遍認為的‘文藝復興’，實際上從未存在過。”
大衛·波特教授說：歐洲的近代化就是中國化”（Sinicizing）。它主要通過兩場運動“引進中國”：1.啟蒙運動引進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制度；2.“中國風”引進中國的園藝、茶藝、工藝、文藝和建築藝術等。
僅就文藝而言，在“中國風”的語言、審美和哲理的氛圍裡，嫁接出作為19—20世紀歐美文學盛景的“種子”——五朵金花：《荷馬史詩》、“莎士比亞”、莪相史詩（詹姆斯·麥克弗森）、英語古詩（托馬斯∙珀西）和哥特文學（霍勒斯·沃波爾）。後三者則是直接濫用中國資料（《好逑傳》、《中國事物彙編》和漢語古籍等），前兩者則是按照中國標準把以前的粗糙題材“經典化”的結果。
莎士比亞作品是在他本人（文盲戲子）死後的一兩百年裡，滾雪球般地膨脹起來，最終被塞繆爾·約翰遜改寫成“經典”的。約翰遜的學術生涯有三部曲：1.讀寫中國，發表鴻篇鉅製（中國百科）；基於前者並且參考《康熙字典》編纂出第一部正規的、有定義的英語詞典；3.再基於前兩者、並且借用其同時代的其他成果，整理創作出《莎士比亞全集》。後者也是18世紀“中國風”文藝的集大成之作。例如：
A.約翰遜的同仁霍勒斯·沃波爾的成果服務於“哥特式莎士比亞”；
B.約翰遜摯友托馬斯∙珀西的中式英語古詩構成“莎士比亞詩歌”的藍本；
C.約翰遜的學生大衛·加里克把《中國孤兒》的戲劇風格和舞臺資源，通通投入造神運動。
“五朵金花”在19世紀衍變出“百花盛開”的局面。“去中國風”又巧取新漢學，再加上基於中國玄學與佛學的斯威登堡之共濟會神秘主義的全面滲透，以致畸形文學滋蔓難圖，其主要文學表現為“五偽”：偽但丁（變廢為寶、引佛入神）；偽哥特（東方鬼怪、荒誕頹廢）；偽希臘（鴉片亢奮、神話詩歌）；偽史詩（虛構題材、國族高亢）；偽民俗（胡編亂造、民粹主義）。
到20世紀初，西方文藝界再興“中國風”，被稱為現代主義運動；其核心是“漢字是詩歌的媒介”和尋根華夏，而代替“古希臘”。它開始於1919年，而與中國的反傳統背道而馳，這真是極大的歷史諷刺與悲哀……
（六）歐美文學到頭來“返本開新”
太極初生第一點，尋根細認古今春
現在的常識與知識結構形成於19—20世紀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的高峰期，我們理應該對其進行重新審視，提出義無反顧的質疑。
西方學者對自己傳統的系統反思開始於第一次世紀大戰結束之後的1919年；這一年，中國也發生了劃時代的文化運動。然而，這兩者的表現卻“背道而馳”：在中國呈現出反傳統及民族虛無主義，而西方的反思則是“歐美文學尋根華夏”。
美國範德比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威廉·弗蘭克說：“1919年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轉折點的意義”，這一年埃茲拉·龐德編輯的費諾羅薩文集《作為詩的媒介的中國文字》問世，龐德宣稱它是所有美學研究的基礎，而漢字寶藏則成為西方文藝現代派的核心價值。進而，龐德在其探究歐美文學的發展狀況之後，得出結論：“我希望看到，用中國取代希臘作為古典的實體。”
美國詩人W.S.默溫說：“到如今，不考慮中國詩歌的影響，美國詩是不可想象的，這種影響已成為美國詩自己的傳統的一部分。”亦即，“漢字表意”已經形成了美國新詩的基礎。由此掀起了歐美的現代主義運動，它是18世紀的由“中國風”推動的浪漫主義運動的復興。戴維·韋爾（美國柯柏聯盟學院教授）進一步指出：“愛默生、梭羅和其他超驗主義者均認為，‘東方’不是異域，而是美國人的（文學）形象。……類似的觀念則是20世紀初的審美髮現，即龐德、艾略特和其他一些詩人，在漢語中發現了一種西方傳統所缺少的純藝術。”
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說：“中國文學自發端以來，直至今日，已經豎起了一座宏偉壯麗的豐碑，成為人類文明的瑰寶之一”；“中國文學的影響已經遍及全人類文明，成就是如此顯著可見”。不僅如此，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中國文學及西方文學是“一元合分”——西方文學機體的“分子細胞”由中國雅言（漢字表意）構成！
“英語文學是被其他傳統和歷史——特別是中國的——塑造出來的。”恩慶敏教授新著《中國與英語文學的現代性寫作》（劍橋大學出版社，2018年），探索了這個主題。該書追蹤近代早期的這樣一種特定關係，即日益增長中國文化意識與英語文學覺悟（English literary consciousness）之間的相關性。作者進一步說，英語文學的現代性的理論與寫作，已經引起了古今之爭，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關於中國文化價值的爭論。中國文化的複雜意識推動了17、18世紀的英國“民族文學”的發展，它突破了比較文化的價值與認同的界定。作家們諸如笛福、艾迪生、戈德史密斯和珀西，都把中國主題寫進了小說、期刊、報紙和“古代英語詩歌”的文集裡。然而，為了確定現代英語的身份，英國人通過廣泛的辯論，發明新形式的策略（指民族主義否認中國的活水源頭）。
（七）民國大師們仰慕“西方月圓”
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
近百年的中國，不少文壇巨匠或學界泰斗都否定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以期榮登西方文化的殿堂；他們留洋鍍金、朝拜“聖地”，卻從不對其進行審視與質疑。甚至連這樣的問題都不敢想，即：西方拼音文字哪裡來？沒有歷史記載傳統，哪來歷史文獻？荷馬史詩以口傳形式，何以流傳兩千年？莎士比亞是個文盲，那時英語尚未形成，怎麼可能有莎士比亞劇作？那些西方“古典名著”都是真的嗎？
一位文學大師鄙夷中國文學與中國人：“中國沒有史詩，中國人缺乏伏爾泰所謂‘史詩頭腦’……中國的藝術和思想體構，往往是飄飄凌雲的空中樓閣，這因為中國人聰明，流毒無窮地聰明！”“我國戲劇家所持的命運概念……不是西方劇作家如莎士比亞悲劇中所變現的悲劇的正義，我國缺乏真正的、作為戲劇最高形式的悲劇。”
另一位美學大師基於西方偽史，貶低中國歷史，從而說明“中國人寫不出長詩”。他寫道：
我們試設想西方文學中沒有荷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維吉爾、但丁、莎士比亞、彌爾頓和拉辛諸人，或是設想歌德沒有寫過《浮士德》，莎士比亞只做過一些十四行體詩，就可以見出史詩和悲劇對於西方文學的重要了。中國恰是一個沒有荷馬和悲劇三傑的希臘，杜甫恰是一位只做過十四行體詩的莎士比亞。長篇詩的不發達對於中國文學不能說不是一個大缺陷。
……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哲學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淺薄……（西方）史詩和悲劇的作者都須有較廣大的觀照，才能在繁複多變的人生世相中看出條理線索來；同時又要較深厚的情感和較長久的“堅持的努力”，才能戰勝情性和環境的障礙，去創造完整偉大的作品。廣大的觀照常有賴於哲學，深厚的情感和堅持的努力常有賴於宗教。這兩點恰是中國民族所缺乏的。
……西方民族性好動，理想的人物是英雄；中國民族性好靜，理想的人物是聖人。西方所崇拜的英雄為希臘的阿喀琉斯（A-chilles）、拉丁民族的查理大帝（Charlemagne）和羅蘭（Rolland），日耳曼民族的西格弗裡（Siegfried）和貝奧武甫（Beowuef）都是氣蓋一世的偉男子，具有扛鼎搏虎的膂力，一身全在困苦艱難中過活，打過無數的勝仗，殺過無數的猛獸，如果沒有他，全民族就要滅亡……
民國大師以來的這種觀點，正是西方中心論東方主義的表現形式，是典型的殖民主義文學範式。
正如林鵬先生為《西方文學偽史源頭考辨》（諸玄識、董並生合著）所寫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
在歐洲有四項作品被稱為文學史上的“里程碑”。第一座“里程碑”是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希臘文），第二座是中世紀末期但丁的《神曲》（意大利土語），第三座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劇作（英文），第四座是19世紀歌德的《浮士德》（德文）。然而，這四座“里程碑”恰好是西方文學偽史的標誌。
四座“里程碑”樹立“莎士比亞”最為關鍵，它是英法七年戰爭（1756—1763年）之後大英帝國打造的民族文化品牌。經典版“莎士比亞”與早先英國學者亞歷山大·蒲柏偽造《荷馬史詩》一起，構成了“歐洲文學”的兩個源頭。這就開啟了對歐洲本土粗劣手稿進行改造的“經典化”運動，其著名的例子如但丁的《神曲》。最後，19世紀的德國大文豪歌德挺身而出、直抒胸臆，編造了反映崇拜古希臘文明的劇本《浮士德》，從其內容來看，完全是一種殖民主義病態心理的扭捏表現。一言以蔽之，所謂的西方文學不過是曾經盛行於歐洲的中國風所產生出來的“文學怪胎”。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現今世界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對於籠罩在西方中心論氛圍中的學者來說，最大的時務就是敢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揭露西方偽史真面目，從而為彰顯中國文化的光輝掃清障礙。為此，必須徹底肅清東方主義的漢學主義流毒！否則，中國文化的復興就是一句空話，基於文化復興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將迷失方向。
【參閱諸玄識、董並生: 《西方偽造史詩和童話——濫用從中國學到的文字與文學（上、下）》、林鵬：《西方文學偽史源頭考辨》（諸玄識、董並生合著）序言】
關於大同思想網：大同思想網是由大陸新儒家代表、湖南大學法學院原院長杜鋼建、青年學者枕戈、天地人律師事務所鄒紅豔律師、嶽麓書院唐宏站博士發起，並有學界代表人物鄭佳明、盧德之、陳明、秋風、林安梧、黃玉順、伍繼延、杜文忠、韓星、何真臨、曾亦、韓秉欣、黃守愚等一大批學者支持的文化學術網，於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長沙成立。網站以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實踐法治中國為當下目標，弘揚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並希冀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大潮中，大同思想網已成為中國獨具特色的國學網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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