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存款新增量罕见地超过了人民币贷款增量。
近期融资环境有所转松，信贷投放与社会融资均超市场预期，人民币存款新增量也少见的超过了人民币贷款增量。
存款的激增，一方面是由于资金的避险情绪，“现金为王”的趋势愈发强烈，各类风险资产的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投资标的变现，增加现金持有量。美国银行对近200名全球基金经理进行的月度调查显示，基金现金配置比例从5.1跃升至5.9%；另一主要方面，是在疫情冲击下宽松的金融环境已经逐渐明确。
3月新增人民币存款41600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28500亿元，存款相对贷款多增13100亿元；将机关团体以及事业单位涉及的财政性存款计入调整后，3月单月新增存款相对贷款多增11145亿元。新增存款与新增贷款二者的差额直接衡量了常规信贷投放以外的货币派生，3月该差额的转正意味着在政策“宽信用”外的金融体系融资环境整体好转，市场参与主体的直接融资能力如发债、股权、股票、信托等融资渠道明显畅通。
商业银行债券投资是非信贷形式货币扩张的主力。2020年1季度，商业银行增持企业债券6700亿元左右，银行借助非银部门债权投资扩张的货币量大约1350亿元左右。
从货币统计报表来看，“银行-非银”间的融资同样走升。存款性机构对非银机构债权规模自2017年以来持续处于缩减状态，但自2020年初就开始转向净增长，并在3月环比增量达到了近2年来的最高值约7500亿元。由于非银自有资金投向为债券类和权益类，均为企业直接融资资金来源。
逐渐降低的贷款利率与相对刚性的负债成本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将更多的资产配置在企业债券上以维持净息差稳定；商业银行通过向非银机构提供拆借或同业理财投资间接的持有了新增的债券和增发的权益类资产。
经济下行压力带来了更加宽松稳定的货币环境，目前较低的资金拆借利率既推升了企业债券的发行，也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配置欲望。企业债权融资环境整体转好，非银机构加杠杆的环境也同步转好，二者联合投放了信贷以外的货币，上述货币也成为了了新增存款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我国出现了“融资向上-产出向下”的背离：金融部门投放的流动性未能在实体经济多次流转，形成了“融资-产出”的背离，其本质是实体经济货币需求的弱化。虽然政策层投入了相关政策成功的派生了大量的存款，但经济承压的风险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下行，居民部门消费的潜力也受到疫情的影响，流动性需求的弱化也严重降低了货币政策拉动产出的效率。
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带来了整体融资的转松，推升了非信贷形式的货币更多派生，带来存款的高增。而当前实体经济货币需求逐渐松弛，未来社融与增长的分歧可能仍然会延续，更多的流动性投放可能难以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融资环境的好转带动基本面好转尚需时日。落实到债券市场，预计流动性宽松带来的债券牛市尚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