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若望是十七世紀中期歐洲天主教耶穌會派到中國的一名神聖羅馬帝國（德國）傳教士。
早在明朝時期，歐洲的天主教和清教就盯上了美洲大陸，而天主教裡面的一個分支耶穌會卻盯上了東方，於是耶穌會的勢力開始向東方滲透與發展。
以意大利的利瑪竇為首的一些傳教士，利用他們掌握的天文、數學、力學、機械學等科學知識，慢慢的敲開了中國宮廷的大門。
利瑪竇
明朝萬曆年間，西方傳教士就開始擔任欽天監的官吏。《明史·職官志》記載："監正、副掌察天文、定歷數、占候、推步之事。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率其屬而測候焉。有變異，密疏以聞……每歲冬至日，呈奏明歲大統歷……凡祭日，前一年會選以進，移知太常。凡營建、征討、冠婚、山陵之事，則選地而擇日。立春，則預候氣於東郊，大朝賀，於文樓設定時鼓、漏刻報時，司晨、雞唱，各供其事。"
欽天監這個衙門在封建社會很重要，也很不重要。
重要是因為這個衙門掌握了玄之又玄的，傳說只能是聖人才能掌握的天地真理和日月星辰的運轉規律，作為天的兒子，天子自然要敬畏；不重要的是欽天監很多時候都不準確，而且天子也不允許一群人爬到自己頭上說三道四，地位極其尷尬。
欽天監
直到明朝皇帝找到替代品——西方傳教士，作為西方人，不瞭解中國文化，不會動不動用“天命”來威脅皇帝，而且西方傳教士依據近代科學而推算的關於日月星辰的運轉規律也比較可靠，準確率也很高，導致欽天監的地位水漲船高。
湯若望於明朝崇禎三年（1630年）起開始在欽天監任職，一直工作到李自成佔領北京城。
後來清軍佔領北京城，下令城中居民全部遷出內城，讓八旗兵和其家屬居住。當時住在宣武門內的湯若望，為了他的傳教事業，也為了保住他的天文儀器和資料，大膽給多爾袞寫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力量單薄，東西繁多，三天之內無法全部遷出；在這封信中，他還申述了天文歷學的重要性，希望新的統治者能重視欽天監的工作。
這封信引起了多爾袞的注意，也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他保留了欽天監，同意湯若望回欽天監繼續工作。這樣，湯若望又成了清朝的臣屬。
多爾袞劇照
湯若望在任欽天監監正期間，完成了從明末開始的修改曆法工作，編成《時憲曆》一書，使我國當時的曆法更為科學。他還為欽天監設計製作了幾架較為先進的天文儀器。
順治八年（1651年），皇太后患病，湯若望用西藥使之痊癒。從此皇太后對湯若望建立了一種信任感。她不但把湯若望贈予的十字架當做首飾佩戴在胸前，而且還表示要以父禮來對待這位外國傳教士。
由於皇太后的關係，順治皇帝與湯若望的關係也逐漸頻繁起來。
孝莊太后和順治皇帝劇照
在平日的交談中，湯若望敢於陳述自己對明朝和當朝的時政得失的見解，常常勸誡順治皇帝應展恤兵勤民，用賢納諫。這些贏得了順治皇帝對湯若望的好感。
特別是順治皇帝瞭解到湯若望個人生活的樸素嚴謹之後，更增添了對湯若望的尊重。他們之間建立了比較密切的個人關係。
順治皇帝並不把湯若望視為一個異國教士，而是把他當成一名富有經驗的內廷老臣，親切地用滿語稱他為“瑪法”(即爺爺)。順治帝多次到南堂探視湯若望，並賜給湯若望“通玄教師”的稱號以示優禮。
順治帝劇照
順治帝從湯若望這裡受益是很大的。甚至議立嗣皇帝的問題均詢問過並採納了湯若望的意見。
所以學者陳垣認為湯若望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湯若望對順治皇帝的影響被低估了，他始終認為“湯若望之於清世祖，猶魏徵之於唐太宗”。
湯若望
順治皇帝成年之後，他的愛好開始發生重大變化。
順治十四年（1657年）順治皇帝20歲，就在這一年他到南苑打獵時，聽說海會寺香火旺盛，便信步進寺遊覽，見到海會寺的住持僧憨璞聰。
順治皇帝與憨璞聰的談話很是投機，回宮不久，便在西苑召見了這位和尚，向他詢問佛門之事。憨璞聰雖然是一個頗有名望的僧人，但卻是一個功名利祿很重的僧人。皇帝的召見使他受寵若驚，他竭力諂媚順治帝，說“皇上即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種性”，對於佛法能“不學自明”，所以天下至尊。這番話說得順治皇帝十分受用，使他對佛教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
在短短的一兩年裡，他就從早年的一個佛教反對者，變成了狂熱的佛教信徒。
順治皇帝自從與憨璞聰交往之後，得知在江浙古剎中有幾位名揚四海的佛門大師，便下令將他們請至宮中。為迎接這些和尚，順治帝命將西苑的崇智殿改為大佛堂，賜名萬善殿，並且挑選了一些老成太監，讓他們剃度為僧，終日在裡面焚修香火，給來自江浙的名僧創造一種佛門境界。當時受詔先後進入宮廷的，有憨璞聰的祖師輩名僧玉林琇、木陳忞和師輩名僧茆溪森等。萬善殿就是他們的下榻之處。
順治皇帝與這些名僧們的交談範圍十分廣泛，不僅談論佛學思想，其他的比如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也無不涉及。
他曾幾次賜給這些僧人親筆字畫、神佛寶像以至金銀帑幣，並讓玉林琇為自己取法號“行痴”。為表示對和尚們的敬慕，順治帝又敕封玉林琇為大覺國師，木陳忞為弘覺禪師，憨璞聰為明覺禪師。
在順治皇帝的影響下，本來不信佛教的皇太后和皇貴妃董鄂氏也都變成了虔誠的佛教徒。
順治十四年（1657年），皇貴妃董鄂氏所生的皇四子早夭。
順治皇帝本來就身體羸弱，長期失眠、心悸。他常嘆息為了政事心力憔悴，很難長壽。皇貴妃董鄂氏之子的夭折，對順治帝更是一沉重的打擊，順治皇帝的身體更加虛弱了。虛弱的身體加上憂傷，使他產生了“財寶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覺亦風雲聚散，沒甚關係”的思想，越來越嚮往寺廟佛門的生活。
他多次向名僧木陳忞表示：“朕想前身的確是僧人，今每常到寺中，見僧家明窗淨几，輒低迴不能去。”
順治十七年（1660年），紅顏知己董鄂氏又突然病逝，使順治皇帝真正的萬念俱灰，對紅塵沒有任何留戀。他認為世上再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於是尋死覓活，又哭又鬧，竟然讓當時恰巧在京的和尚茆溪森給他淨髮，聲稱要出家為僧。
皇太后聞訊後大怒，只能百般勸解，順治皇帝才沒有遁入空門，清朝也沒出現第一位入關皇帝變成僧人的大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