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奕軒
不分家是指二者聯繫緊密，不能分割，而不是完全可以當作一回事。文學側重於表達思想，史學側重於記錄事實。
古代史官寫史書往往有高超的文筆，二十四史都是紀傳體。給一個人立傳也是一種創作，需要兼顧敘述的流暢和文字的嚴謹。否則如果跟流水賬一樣，看書的人就失去了興趣。
至於文學，在讀古詩，散文，小說時，如果對作者的歷史背景沒有了解，對很多歷史典故不熟悉，閱讀過程中會難以理解文字細節裡的一些暗喻，更主要的是無法根據時代特徵領會文學作品的主旨。
巽芳公子
因為它不能分家，所以說不分家。
從文必知史，治史必用文，這兩者本就是不可侵害的。
有人寫史寫得亂七八糟，不堪卒讀，那是因為不識文，缺乏基本的文字表現技巧。有人寫詩作文輕飄飄的，那是因為不知史，缺乏文化厚重感。
古代治史，按春秋筆法，具體的事，該怎麼寫就怎麼寫，不可變通。比如春秋時齊國大夫崔杼殺了齊莊公，擁立齊景公，太史記錄此事，寫“某年月日，崔杼弒齊君”。根據春秋筆法，上殺下稱殺或斬，順殺逆稱誅，下犯上則稱弒，所有臣殺君、子殺父，都叫弒。可是崔杼勢大，要改春秋筆法，不讓太史這樣，太史不從，把太史殺了，讓太史的大兒子接著寫，可寫的依然是“崔杼弒齊君”，他又把太史的大兒子殺了，讓太史的二兒子接著寫，太史的二子仍然寫“崔杼弒齊君”，崔杼也許是釘得手軟了，歷史就這樣寫成。南史公聽得崔杼不讓太史一家按春秋筆法寫史，已殺兩人，拿起筆和竹簡就趕往朝堂，說“太史一家殺完了，還有我南史家，不信寫不成史。”
中國歷史從春秋筆法紀年記事，到司馬遷改由本傳記寫史，都有一定章法，是需要文字功底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文學價值不弱於史學價值。即便酈道元作《水經注》，也因其言辭之優美，才顯山河之壯麗。文是一切客觀事物之載體，無文則無文明，誰能把它與史侵害開來？
而為文之道，在於知史，知史則能熔古今思想於一爐，義理圓通，發人深省。那些無史之文，本無靈魂，不過是些插科打渾，編一段故事，博人一笑。不知史則無唐宋八大家，不知史則無唐宋詩篇，吟風弄月，春悲秋愁，終難撐大局。
如今網絡文學氾濫，網絡小說氾濫，終不成氣候，全因其憑空臆造，沒有厚重感，讀了不長知識，不過是看別人編的天花亂墜的故事，和過去那些動輒幾千萬讀者的小說作品比較起來不是一個檔次。不是現代人文采不行，而是歷史文化含量太少，幾乎沒有人類的元素。
不知文寫不出好歷史，不知史讀不懂好文字，因此兩者密不可分，文史文史，無史則無文，無文必無史。
深圳鄭海洲
為什麼說文史不分家？因為文以史而詳，史以文而生，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依賴，方能共榮。
文史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派系，但卻一如血肉相連的共同體。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文與史是以不同的形式把社會精神面貌，人的思想感情，作了詳實的記載和敘述。所以說，文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同體。
一，文學的屬性和種類。
文學是以語言的形式，反映社會精神面貌，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種藝術載體。其種類有：詩歌、小說、散文、劇本、童話、寓言故事等。
文學在創作的過程中，對現實和歷史即可以誇張擴大，也可以濃縮截取，皆因詩人或作家的思想感情和階級立場所決定。
文學的現實作用，是以有文采，有神韻的語言形式，藝術性地再現現實生活以及相關聯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是讀者從中受到教育、感化和悟徹。
文學作品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同時，或多或少地都會有歷史的痕跡，或受歷史的影響，因為遠古的詩人、作家在歷史的塵煙中忽隱忽顯，一直影響著繼往而來的後輩。
二，歷史的屬性和種類。
“歷”是經歷，“史”是過去的事情，也就是人類經歷過的事情，在時間的過程中，也就變成了歷史。
歷史按概念分史實和史論兩大類。史實以事件本身類型可分為：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文獻、物品、遺蹟等，它詳實地記錄和見證了歷史事實；史論則是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論述。
歷史是以語言文字的形式所記述的，而語言的演變，本身就是一部歷史。史學家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化底蘊，是不可能寫好一部史書的。
三，是文學，賦予了史學更加蒼茫的厚重感。
文學和史學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兩者又著緊密相連，文學可以為史學提供史料與觀念，史學成果可以作為文學的素材。文學和史學在語言、思維、借鑑上相互影響，相互引證，相互作用，文以史而彰顯其魅力，史以文而增加其厚重感。如司馬遷的《史記》，史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稱，蓋因其文采之飛揚之故。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書寫者。歷史記錄了他們生產生活的過程，文學書寫了他們在生產生活中的快樂與憂傷。
“知人論世，顧及背景”，全面詮釋了文史不分家的內涵。文學家不知史，不能發揚其傳統；史學家不修文，則無從書寫歷史，這是兩者相互影響的必然結果，是很難分割的一種文化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