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死磕四年，終於贏了
就在12月18日，日本審判長鈴木昭洋宣判：
“在當時處於酩酊狀態失去意識的伊藤詩織沒有同意的情況下，被告山口敬之仍然與之發生了性行為，這是不法行為。”
法院判處山口敬之賠償詩織330萬日元（約人民幣20萬元），並且駁回了山口敬之以“名譽受損”為由，要求賠償的1.3億日元（約合人民幣832.4萬元）。
判決結束後，詩織手舉“勝訴”的字牌，眼眶紅腫著向守在門口的公眾宣佈這個好消息：
“真的好開心，等待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
不過即使是一點一點的前進，也可以說是巨大的變化。
我現在看到的景色已經和之前完全不同了，真的謝謝大家。”
直面眾人避之不及的痛苦，和QJ犯死磕到底，伊藤詩織以一己之力，撬動了日本的司法系統，甚至扭轉了整個社會對性侵案件的態度。
命運在她身上劃下的傷，沒有殺死她，反而讓她更強大。
但對詩織來說，如果能重新選擇，沒人願意經歷這個長達四年，甚至將伴隨一生的噩夢。
2013年，伊藤詩織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認識了東京廣播電視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山口敬之。
得知詩織是個有新聞理想的學生之後，山口給詩織留下了名片，並表示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帶詩織去東京廣播電視的紐約分局看一看。
後來詩織畢業回到了日本，自然就不了了之。
2015年3月，詩織依然想尋找紐約實習的機會，於是給一些媒體人發去了求職郵件，其中就包括山口敬之。
山口表示東京廣播電視人手已滿，但可以把詩織引薦給日本電視臺，而且是製作人的崗位。
2015年4月3日晚上，兩人因如何幫助詩織辦理從日本去美國的工作簽證，相約用餐。
在山口的要求下，詩織跟著他先後去了兩家餐館，在第二家壽司店時，詩織沒喝多少清酒，卻突然感到噁心暈眩，她起身去了洗手間，在那裡失去了意識。
等到詩織在劇痛中醒來，發現山口對昏迷的自己實施了性侵。
山口敬之趴在她身上，猥瑣地說：“你通過了。”
房間裡燈火通明。
屈辱，淹沒了詩織。
倉皇而逃的詩織躲在家裡，五天沒有出門。
一週後，在朋友的支持下，她鼓足勇氣報警，卻遇到了警方的冷遇。
得知了詩織遭遇的警察說，“這種事太常見了，立案調查有難度啊”。
但其實誰都知道，警察反常的態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QJ案件的嫌疑人山口敬之，是日本媒體界位高權重的“大佬”。
他不僅在日本政界有很大影響力，還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私交甚密，是安倍傳記的主要撰寫人。
即便面對眾多證據，臨到批捕的當天，因為“高級長官”的一個電話，讓這件事情戛然而止。
但是詩織沒有放棄追責，她已經決定，一定要讓山口敬之繩之以法，哪怕要付出的代價，是她自己的人生。
詩織的案子被移交給東京市警察局，經過為期一年的調查取證之後，檢察官決定由於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山口敬之。
為什麼？
山口的解釋只有一個，詩織是自願發生關係的。
判定一件QJ案成不成立，有兩件最關鍵的因素：有沒有發生關係，是否是被迫的。
根據日本的立法，構成QJ罪必須要證明對方使用了武力或者用武力相威脅。
而性侵的案發現場，因為通常是私密的空間，很難有目擊證人或者證據，因此被稱為執法機構稱為“黑箱”。
在黑箱裡，無論發生多麼骯髒、令人髮指的事情，都難以佐證。而被傷害的那一方，就此陷入無底的劣勢。
為了撬開這個暗不見天日的“黑箱”，詩織掙扎了四年。
02
成為“日本之恥”的女人
事情發生之後，在發給詩織的郵件裡，山口揚言：“如果你想告我就去告吧，你是不可能贏的。”
又是這句話，擊垮了多少受害者的希望。
因為日本社會對性侵案件習慣性漠視，和山口敬之的社會地位，完全沒有媒體報道她被性侵的案子。
普通女孩伊藤詩織，已經無路可走。
在“死亡”“沉默”和“成為日本第一個曝光身份、長相來為性侵維權的人”之間，她選擇了後者，獻祭了自己。
宣佈刑事訴訟不成立的九個月之後，2017年，伊藤詩織召開記者發佈會，面對攝像機公開了自己的全部遭遇。
從“受害人A”變成“受害者伊藤詩織”，詩織主動站到了聚光燈之前，也站上了風口浪尖。
這是日本第一次有女性以公開具名的方式指控性侵，伊藤詩織一個人，扛起了整個日本 metoo 運動的旗幟。
“如果我已決心赴死，那我會在死去之前竭盡所能，借新聞之口，講述自己的故事。假如沒人能談論性侵這件事，那我就用自身的經歷做例子。”
怕什麼，哪怕是玉石俱焚。
記者發佈會在日本炸開了鍋，被性侵的人怎麼有臉告訴所有人呢？
網絡上不斷地有人在指責她：
為什麼要和只見過兩次面的山口敬之吃飯，還要喝酒？
為什麼在事發之後第一反應是回家、洗澡，把痕跡都搓掉？
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報警？
為什麼沒有把襯衣的扣子扣到脖子下？
為什麼要在事發之後，在公眾場合笑？
受害者有罪論也開始出現。
一位諷刺漫畫家就此事創作了一幅漫畫，諷刺伊藤詩織以色謀職，並且在失敗之後惱羞成怒。
最後，這幅漫畫告誡別人，請小心落入這類女子的“圈套”。
“妓女”、“婊子”的罵聲鋪天蓋地，面對洶湧的網絡暴力，詩織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做錯了。
記者會之後，有編輯聯繫到她，希望能以親身經歷，出版一本書。
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詩織，不願意再次揭開傷口。
但是編輯告訴她：“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候。你已經撬開了黑箱的一點點門縫，是時候把它踹開了！”
她不是在探討過去發生的那一樁性侵，而是為了改變未來，才“斗膽談及過去那件事”。
2019年10月，詩織出版了紀實作品《黑箱》，揭開了日本社會長久以來“QJ無聲無責”的遮羞布。
她做了那個點燃火炬的人，卻也成了很多日本人心裡的“罪人”。
《黑箱》出版後，詩織收到的第一封郵件，是來自一名日本女性。
她說，“為你感到羞恥”。
03
“知恥而後勇”
直到今天，在日本公開的環境裡談論“性”依然被認為是噁心的，是不知羞恥的。
所以是說出自己被性侵的詩織，而不是實施性侵的山口，被大眾認為是“讓國家蒙羞”的罪人。
在維權過程中，詩織逐漸意識到，自認為是發達國家的日本，依然被根深蒂固的男權思想包裹著，而想要維權成功就必須要挑戰整個社會的傳統觀念。
第二年，詩織主動找到BBC，說服他們拍攝了這部《日本之恥》的紀錄片。
紀錄片裡，真實地展示了日本社會對於性侵案件的荒誕態度。
在多次遭受人身威脅與跟蹤之後，伊藤詩織不得不告別一切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不是有必須要出門的事，就儘量待在家裡。
同樣是親自出面解釋的當事人，山口敬之卻得到了許多人的理解。
得知不會被起訴之後，山口敬之在電視節目上，與一幫同儕舉起了香檳慶祝。這些油膩膩的中年老男人眉開眼笑地說：
“慶祝山口先生的重生。”
甚至還有女性政府議員站在山口敬之的立場上，指責詩織為山口帶了更大的傷害，因為山口為此丟了工作。
而詩織呢？她只是被QJ了而已。
《日本之恥》的上映，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也幫助詩織爭取到了一定話語權。
越來越多人關注到性侵案，追求正義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終於傳入了政府部門。
安倍晉三公開表示，將設立更多為性犯罪受害者提供幫助的機構。
2017年，日本成立了為性犯罪受害者提供幫助的全國性基金會，政府撥款1.4億日元（摺合人民幣800萬元）在超過41個地區建設了性侵危機中心。
2017年6月8日，日本眾議院將115年來未曾變更過的QJ罪，修改為強制性交罪，刑責從最低三年改到了五年，並且首次加入了男性性侵案的懲罰。
然而，暴力和脅迫仍在成罪要件之中。
如果性侵現場是一個封閉的“黑箱”，那在推測“黑箱”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時，依然帶著種種成見和羞辱，就是在黑箱上釘上釘子，讓受害者不得不在黑暗中被凌遲處死。
很少有人能以肉身和孤勇打破黑暗的牢籠，伊藤詩織用四年的長夜痛哭，只為換取一個公道。
她是人間的鬥士，她不是恥，是一道光。
04
被人誤解的QJ
對於
“QJ”，人們有太多的偏見和誤解。
我們總以為QJ只會發生在黑暗的街道里，一個猥瑣兇殘的陌生人見色起意，你拼命反抗，甚至遭受了嚴重的傷，這才算QJ。
但實際上，大部分的QJ案都發生在熟人間。
歐洲委員會做過一個統計，發現陌生人之間的QJ案，只佔總數的13%-29%，而發生在熟人之間的QJ案，佔了總數的71%-87%。
中國的情況其實也差不多。
香港有一個統計數據說，0到12歲的未成年人遭遇性侵，56%是家庭成員作案，還有另外15%是鄰居，陌生人只佔到17%。
根據國內公檢法部門的統計：熟人QJ佔全部QJ案件的75-92%。
女性在千方百計提防來自於陌生人的威脅，卻沒有想到，罪惡的手居然是來自身邊朝夕相處的親朋好友。
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描述了自己被補習班老師性侵的過程，事情發生的時候，她腦子裡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對方的行為是不是性侵。
整個故事以“他硬插進來，而我為此道歉” 定下基調，宣告了註定失敗的掙扎。
當人們遭受性暴力的時候，70%的受害者會由於過度害怕，出現“假死”的狀態，身體無法動彈，無法表示拒絕。
有許多被性侵經歷的女性已經說出了這種感覺：“當他開始拉扯我的褲子和內衣時，我的身體似乎凍結了。”
2016年6月，被記者成某性侵的女孩小卉說：“我甚至沒有意識到那是QJ，是我認識的人，過程又非常快，我還沒有反應過來就結束了。”
對QJ的誤解，也讓受害者對於報案這件事非常猶豫。
90年代中期，北京市區居民遭遇嚴重性侵犯的報案率只有7.6%。而實際性侵犯案發率更高。
根據公安大學做過的調查顯示，性侵害案件的隱案率是1:7，也就是說，如果有一起性侵害案件被揭露出來，背後會有7起不為人所知。
更可怕的是，大多數性侵都是有預謀的，和受害者衣著長相併沒有關係，犯罪分子賭的只是你敢不敢反抗報警。
科學警察研究所曾對犯罪分子做過【這次是如何選擇受害者的？】的調查，結果依次是：
37.2% 感覺她不會報警
36.1% 看起來比較老實，不會反抗
28.3% 選擇了獨自一人行走的女性
21.3% 不至於被抓
15.5% 看起來很弱
在他們看來，自己並不是在犯罪。而幾乎所有人都不認為自己會遭受懲罰，並且會怪受害者多放蕩隨性，給了自己暗示，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而支持著他們這一判斷的，是一個默許性侵害、懷疑和譴責受害者的社會文化。
同樣是性侵紀錄片《印度的女兒》，結局比《日本之恥》殘酷的多。
印度女醫學實習生喬蒂在當晚八點三十分誤上了一輛黑公交，之後在車上被六名男乘客用鐵棒毆打併輪姦，腹部、腸子、生殖器受鐵棒攻擊均遭嚴重創傷，後被拋棄於荒地，後因搶救無效死亡。
然而做下這樣滔天惡行的QJ犯卻說：“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體面的女孩不會晚上9點還在外面閒逛。女孩才應該對QJ負責任。”
“當女孩被QJ時，就不應該反抗。她應該安靜地乖乖被QJ。這樣他們完事之後就會扔她下車”
因為女孩喊“救命”，他們把女孩的腸子拉了出來。
如果女孩僵硬著不反抗，旁人會認為你是同意發生性行為。
一旦發生了QJ，一定會有人問：為什麼偏偏是你？
總有人會拿別人的痛苦當作自己道德的展示平臺，試圖合理化惡行，但他們卻不相信，有些惡就是毫無理由。
詩織勝訴之後，一位律師說出了所有人的心聲：為了理所當然的正義，需要如此花費這麼多的時間和犧牲。
我們的社會為什麼總是對性侵者這麼寬容，對受害者卻這麼嚴苛？
05
QJ犯才是真正的羞恥
太陽明晃晃的掛在天上，可姑娘們卻生活在陰影裡，寒徹心扉。
沒有哪個女人，能真正免於遭遇QJ的恐懼。
世道很黑，路上有太多的鬼，所以我們總是說“養女方知世道險”。
但我不希望每個人都能像伊藤詩織一樣勇敢，因為害怕的人才需要勇敢，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不怕。
不怕陌生或熟悉的男性，不怕一個人，不怕走夜路，不怕穿小裙子。
如果有一個人要為QJ負責，那一定是侵犯者。
但不知道為什麼，如何教會男人尊重女性卻成了一件難於登天的事情。
就連著名公知男作家韓寒，都發表過“如果女孩子答應單獨和男的吃飯看電影，這就是等於答應要跟這個男的上床了”的惡臭言論。
我是哪個字沒有看清楚？答應吃飯看電影，就等於上床？
飯館電影院是開在床上的嗎？
侵犯詩織的山口敬之用的不就是這套理論？
“你都和我單獨出來吃飯了，不就是同意了發生關係？”
更可氣的是，昏迷的詩織因為性侵的劇痛醒來，用日語制止山口敬之的行為，卻被理解為在取悅對方。
因為日語裡的“不要，停下來”已經變成了女性性暗示的方式。
在含蓄的東亞社會，共享的依然是同一個語境和文化背景。
聽懂一句“不願意”，為什麼會這麼難？
前不久我看到一個視頻，用最通俗易懂的比喻，說明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什麼是自願性行為”
假設你不是要和人上床，而是要給人沏茶。
人家說：“太好啦，我正想喝杯茶，謝謝你”
所以你知道人家真的想喝茶。
如果人家說：“我不知道 ，沒什麼特別想喝的。”
你可以去倒茶，但最好做好人家不一定會喝的準備。
如果你倒好了，別人不喝，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強迫任何人喝茶。
也許人家說，好啊，但等你把茶端上來之後，人家又不想喝了。
雖然你覺得有點惱火和委屈，但你不能強迫任何人喝茶。
如果人家不省人事，沒辦法回答，就不要倒茶，也不要灌下去 ，不省人事的人是不會想喝茶的。
如果你能理解逼一個人喝茶，是一件多麼愚蠢的行為，那理解自願性行為有多難啊？
無論受害者長相如何，有沒有防範意識；不管他們穿什麼衣服，有過什麼經歷；更不管他們是不是喝了酒，這些都不是強迫發生性行為的理由。
違背自由意志發生的性行為，都是QJ。
包括“撿屍”，包括“酒後亂性”，包括“欺騙誘導”，更不要說情侶之間的強迫行為。
強迫就是強迫，而QJ案發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有QJ犯。
本來想勸姑娘們勇敢，一定要保護好自己，還查了發生性侵之後需要儘快做的事情，和相關的法律、心理援助方式。
但我突然意識到，女孩長這麼大，懂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保護自己。
誰不知道要注意安全，在發生意外之後要第一時間保留證據，但我們受夠了連做一個受害者都要做到完美。
終於，今天，伊藤詩織勝訴了。
黑箱裂出了一道光 ，但是她已經不再是孤軍奮戰。
她們對社會的詰問，才剛剛開始。
作者：顏小乙
來源：顏小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