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
知識產權是企業的命門，是國家戰略創新資源，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保護知識產權是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需要，也是中國履行國際義務的需要。檢察機關從1999年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不足200人到2019年1.1萬餘人，增長了56倍之多。案件量激增究其原因，既有國家經濟長足發展和法律制度不斷完善的緣由，也有執法司法機關持續加大打擊力度的因素。檢察機關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職能部門，在其中也發揮了應有作用。
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的目標要求，認真履行檢察職能，不斷創新工作機制，積極參與知識產權領域社會綜合治理，為推進知識產權嚴格保護提供良好法治環境。
一、加大打擊力度，始終保持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嚴懲態勢
一是依法從嚴批捕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2019年，檢察機關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4346件7430人，同比分別上漲31.5%、24.3%；提起公訴5433件11003人，同比分別上漲21.9%、32.2%。其中，批捕假冒註冊商標罪、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註冊商標標識罪等侵犯商標權類犯罪3925件6648人，起訴4919件9979人；批捕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複製品罪等侵犯著作權類犯罪266件480人，起訴226件503人；批捕侵犯商業秘密罪44件63人，起訴41件90人；批捕數罪或他罪中含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11件239人，起訴247件431人。
二是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確保做到不枉不縱。檢察機關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及時糾正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立案不當、以罰代刑、裁判不公等問題，確保定罪準確、量刑適當。2019年，經檢察機關建議，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154件175人；經檢察機關監督，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11件139人，公安機關撤銷案件105件145人；經檢察機關決定，向法院提起抗訴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58件，改判52人。
三是充分發揮檢察一體化優勢，提升知識產權案件辦理質效。2019年，最高檢單獨或聯合中宣部、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公安部等部門共同掛牌督辦春節檔電影侵權盜版“2·15”系列專案等80餘起案件，指定專人加強辦案指導，先後派員赴江蘇、浙江、貴州等地現場督辦，積極解決辦案中遇到的難題，保障辦案質效。對全國檢察機關辦理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情況進行綜合研究，對損失金額的計算、商業秘密的認定等突出問題進行梳理分析，強化對下指導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二、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權利人
訴訟權利義務告知試點工作紮實有序推進
自2019年12月，最高檢在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三級檢察機關部署開展為期一年的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權利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試點工作，要求檢察機關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以及涉知識產權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案件，在受理審查起訴之日起10日內，主動向權利人告知其享有的訴訟權利。
試點省份檢察機關均成立了以部門負責人為組長、檢察官為成員的領導小組，安排專人負責，為這項工作的順利開展確立了組織保障。各地做到了外資與內資企業、大企業與小企業、本地企業與外來企業同等告知。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六省市檢察機關共受理審查起訴相關案件1024件，告知1401名權利人，告知率達到90%以上。權利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參與度和維權積極性顯著提升，辦案質效也得到提高，獲得權利人普遍肯定，預期成效初步顯現。主要表現在：
一是對權利人的程序性權利保障更加充分，有效節約了維權成本。通過告知工作，權利人得以參與認罪認罰、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公開聽證等刑事訴訟活動，能夠更充分主張自身合法權益。如江蘇鎮江丹陽市檢察院在辦理朱某某等人假冒註冊商標案中，權利人向檢察機關反映其損失情況，檢察官結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相關要求，說服朱某某做好賠償工作並將該情節作為提出量刑建議的重要考慮因素。
二是助力查明案件事實，切實提高案件辦理質量。通過告知工作，權利人可及時補充權利證明、經濟損失等證據，對涉案專門性問題發表意見，有利於查明案件事實。如江蘇徐州市檢察院在辦理“菠蘿小說網”侵犯著作權案過程中，對部分權利人通過公告告知，紅袖添香和網文欣閱兩家公司主動和徐州市檢察院取得聯繫，積極準備被侵權書目及其權利文件。
此外，試點地區不少檢察機關還自我加壓，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不斷提高告知工作的效率和質量。如浙江、上海部分市縣檢察機關將告知工作前移至審查逮捕階段；北京檢察機關在“雲端告權”時邀請網絡技術鑑定專家、網絡管理專業人才共同參與，在告知權利的同時指導權利人進行證據收集、提供法律諮詢，實現實時互動，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多措並舉，服務保障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大局
一是充分發揮檢察職能，預防減少知識產權犯罪。檢察機關在辦案中綜合運用提出加大禁止令、從業禁止、罰金刑、沒收財產刑適用力度等量刑建議，提高違法犯罪成本，提升刑罰威懾力。根據辦案中反映的問題向行政執法機關制發檢察建議，力爭實現辦理一起典型案件，促進一個行業規範治理的目標。對辦案中發現的企業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問題，通過制發檢察建議幫助企業查漏補缺，完善內部風險防控機制，提升知識產權權利人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
二是適度開展典型案例宣傳，推動形成知識產權保護良好氛圍。各地檢察機關結合“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4∙26”世界知識產權日等關鍵節點，發揮以案釋法優勢，多次組織開展集中宣傳活動，促進企業和公民提升法治意識，積極預防和減少侵權假冒犯罪發生。2019年，最高檢發佈14件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典型案例，起到“辦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推動形成良好輿論氛圍。
三是積極參與知識產權國際合作交流談判。最高檢與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共同舉辦環境保護與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問題研討會，圍繞知識產權問題展開深入交流。先後派員赴歐洲開展“知識產權刑事執法”“打擊侵權假冒”等專題交流活動，積極宣介我國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方面的立場和舉措，有力維護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形象。積極參與中美經貿磋商會議、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工作，堅決維護國家根本利益。
四、創新工作機制，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水平
一是強化專業化隊伍建設。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開展重塑性內設機構改革，最高檢和省級檢察院設立了專門辦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辦案組，有條件的地市級檢察院和基層檢察院也設立專業化辦案組或探索其他專業化辦案模式，不斷提升專業化水平。各地檢察機關通過邀請知識產權法學專家、技術專家授課、召開研討會等形式，加強業務培訓，提升專業素質。高度重視外部交流，與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知識產權局等建立人員交流學習制度，互派人員掛職鍛鍊，提升檢察人員知識產權專業化水平。
二是依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防範化解社會矛盾。各地檢察機關貫徹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求，發揮檢察官審前主導作用，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加強與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值班律師的溝通交流，鼓勵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彌補權利人經濟損失，積極促成侵權人與權利人達成刑事和解，依法給予侵權人從寬處理，爭取達到案結事了，防範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戾氣。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理知識產權案件2752件5285人，其中因犯罪情節輕微作出不起訴決定328人。
三是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新模式。各地檢察機關轉變思維模式，不斷開拓創新，積極探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新方式。北京檢察機關建立不起訴案件移送行政處罰制度，對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訴處理後，認為有必要給予被不起訴人行政處罰的，以檢察意見書的形式將案件移送相關行政執法機關。上海檢察機關探索權利人實質性參與刑事訴訟制度，權利人可以參與審查逮捕公開聽證、庭前會議、庭審等訴訟環節，充分主張合法權益；深入探索檢察機關參與促成侵權人向權利人合理賠償機制，目前已合計賠償1.2億餘元。福建泉州檢察機關構建“知識產權快速維權六方協作機制”，將品牌權利人、執法主體和電子商務平臺聯合起來，打造 “企業、平臺、行政、司法”四位一體的品牌保護新格局，將知識產權侵權投訴處理時間縮短到24小時，在侵權投訴人升級為可信投訴人後，還可以進一步縮短為3小時。廣東檢察機關借力智慧檢務建設，研發“知識產權保護智慧檢務平臺”，通過共享行政執法數據、法院數據、舉報線索數據等，提供入罪研判、量刑指導、知識檢索、提供諮詢、風險預警等輔助辦案功能，為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插上智慧之翼。
下一步，全國檢察機關將進一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嚴格按照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要求，繼續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不斷提升辦案質效，努力為保護知識產權提供檢察方案和檢察智慧，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貢獻檢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