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视剧《清平乐》中的一个桥段火了，那就是范仲淹、孔道辅等大臣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拍门请求官家“赐对”。有网友说看到此景让人想到雪姨，还有网友评论说，这要是放在清代，大臣可能要被赐死了。为什么范仲淹们要冒死触犯天颜呢？且看著名宋史专家王瑞来教授怎么说。
从太宗朝开始的大规模开科取士，再加上时光流逝，到第三代真宗朝，士大夫政治开始形成。然而，在真宗朝，政治整备与制度建设是首要任务，还未遑精神建设。进入仁宗朝，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主，大规模的精神建设拉开帷幕。范仲淹等人痛感五代以来士风浇薄，道德沦丧，而以身作则，振作士风，砥砺士大夫名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所作《灵乌赋》中的一句。见于《范文正公集》卷一。
任何声音都是时代的回声。这句在士大夫政治主宰一切的时代喊出的话语，就是那个时代的强音。
在宋代，中国知识人以前所未有的强势，从政治到文化，乃至社会，占领了那一时代的所有高地，话语权也被其垄断。政治空气中振荡着的，全是士大夫的声音，震耳直欲聋，喧嚣且嘈杂。
宋代士大夫言事之风颇盛。无论大事小事，往往纷纷上言，议论不休。上书言事，俨然成了士大夫的专利。且不说议论当否，这种现象起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国家观念的增强，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增强。
对于这种现象，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任何社会里，百家争鸣总比鸦雀无声要正常。”能量总要释放，不然，可哀的“万马齐喑”之后，必然“于无声处听惊雷”。惊雷，绝非正常的声音。百家争鸣其实是一种疏导，一种能量的正常释放。
士大夫政治下的制度设计，也真的把上书言事的权利只给予了士大夫，没有武臣的份。所以，当朝廷要将范仲淹从文官换成待遇优厚的武官观察使时，范仲淹死活不干，连上三表辞让。他就是不想失去发言权。他直接说：“臣辈亦以内朝之职，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自以近臣当弥缝其缺而无嫌矣。今一旦落内朝之职而补外帅……则今而后朝廷诏令之出，或不便于军中，或有害于边事，岂敢区别是非，与朝廷抗论！自非近臣，无弥缝其缺之理，纵降诏丁宁，须令覆奏，而臣辈岂不鉴前代将帅骄亢之祸，存国家内外指踪之体。”
在范仲淹看来，上书言事，是使命使然。所以他说：“儒者报国，以言为先。”上言，进言，发言，正是报国的首要方式。范仲淹所说的“以言为先”，并不是无关痛痒的泛泛之言，而是危言谠论。这也正如他说的，“发必危言，立必危行”。
范仲淹像
天圣七年（1029），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准备在冬至接受朝拜大礼，届时将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闻讯后，上疏极言不可。他认为天子“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并且要求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范仲淹的这些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理直气壮地作了解释。信中写道：“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不能简单地说“事君”就是愚忠，皇帝代表的是整个王朝。尽管如此，范仲淹想到的不仅是君主和朝廷，还将目光向下，想到了天下百姓。所以他明确表明自己上言的目的是，“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君主与朝廷政治无过失固然重要，让天下百姓无怨言，更重要。范仲淹这种政治表达，与他在《岳阳楼记》中的文学表达，异曲同工。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视角是全方位的。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招还，担任了谏官。不久，就发生了仁宗废黜郭皇后之事。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伏阁极谏”，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即使这样，范仲淹依然不忘劝谏仁宗，他告诉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庭诤，国朝之盛”。
在士大夫政治之下，面折廷争，劝谏，批评，争论，蔚成盛事。范仲淹等士大夫在政治上发出的声响，回荡在一代代士大夫的耳际，唤醒着他们的自觉意识，激发着他们的责任感。正如朱熹所言，“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从此，亦如朱熹所言，“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面折廷争，成为士大夫的天职。
《清平乐》剧照
在宋代，不仅制度设计保证了士大夫发言的特权，政治舆论也鼓励和保护着士大夫的发言。因言获罪，在宋代非但不会受到舆论的非难，相反还会得到赞扬。在庆历新政前，范仲淹曾因上言被贬谪三次。对此，舆论誉之为“三光”，即一次比一次更为光彩。这种保护士大夫上言的舆论，正是宋代士大夫面折廷争的勇气来源之一。
报国以言为先的范仲淹，曾将自己的行为作过比喻，“如卞生献璧，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这句话，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交相辉映。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的“鸣”，为何而鸣？尽管这是一句中性的表达，但语言都是有具体语境的，甚至讲话人的背景都可以成为语境的一部分。从范仲淹的经历看，范仲淹口中说出、笔下流出的这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少有人会理解为个人之不遇的不平则鸣，也不会理解为个人名利的一鸣惊人。范仲淹之鸣，只能是“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的忧国忧民之鸣。
最近有朋友著文讨论，认为宋代是自由度比较高的社会。对士大夫上言，有制度上的支持，有舆论上的保护，亦可证明宋代的自由度之高。不过，即使如此，面折廷争在复杂的政治因素作用下，也极有获罪被贬的可能，并且还不乏这方面的事实。范仲淹的三次被贬就是证明。因此，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之人还是难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勇气，而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之人更难有如是之想。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伴随着范仲淹的行为，极大地砥砺了读书人的气节。南宋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就说：“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立懦”，原也是出自范仲淹之口。《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便赞颂严子陵的行为“使贪夫廉，懦夫立”。可见范仲淹借赋灵乌而喊出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仅是自励，更有激励世人之意。深宁老人可谓深知文正公之心。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品格和气节，更是一种难能实践的勇气。所以，20世纪的胡适之先生又将这八个字重新检出，大书特书。知识分子乃社会之良心，虽可“妙手著文章”，能否“铁肩担道义”？适之先生所书之深意，自励乎？醒人乎？我不揣度。
*本文选自《立心立命：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随笔》，中华书局2019年9月出版。原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略有改动。
《立心立命——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随笔》
王瑞来 著
本书是著名宋史研究学者王瑞来教授有关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随笔合集。时间上跨越南北两宋，以事件或人物为线索，以小见大，为我们勾勒出两宋时期的士大夫风貌和政治场景。内容鲜活有深度，读后有知其所然之感。作者以深厚的文献功底，稳健的文笔，带领我们一览两宋时人的家国情怀、政治风尚、生存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