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1年，忽必烈稱帝，正式建立元朝。元朝初年，一個無甚名氣的陝西官員因為職務關係來了兩次雲南，遊歷昆明、大理等地，揮毫寫下了一千五百字的《
大理行記》（也叫《南詔紀行》），一直流傳到今天。這位官員的名字叫郭松年。
由於關於南詔國和大理國的史料缺乏，郭松年的《大理行記》居然成為瞭解雲南地區古代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資料。元代初年，雲南剛剛從獨立政權變成全國行政區劃的一部分，這篇文章就有了更加特殊的意味。王叔武說郭松年“以簡練的文筆，寓千里之遙於千言之中。摛今攬古，摭景攄懷，行文疏密有致，用辭夭嬌無方，頗得唐宋筆記文學之正體。在元人行記中堪稱難得的佳作。”郭松年赴雲南時，大理國覆滅僅三五十年，讀讀他的文章，我們依稀能看到大理國當年的模樣，能從他描繪的昌盛文明的雲南景象中，感受到一絲絲的“聖元”豪情。
（一）郭松年其人其事
郭松年並非名臣，《元史》沒有記錄關於他的一筆半點，其他史志也難尋記載。《陝西通志》簡單地說他是商州人，“博學，工詩文，尤精字學，撰《宣聖廟碑》。”當代學者李修生主編的《全元文》中努力整合了目前所見的各類資料，介紹說：“郭松年，號方齋，商州（今陝西商縣）人。博學工詩文，精通字學。
官西臺御史、集賢院大學士、榮祿大夫。曾巡歷雲南、大理。”《全元文》收錄了他七篇作品，分別是《四友圖序》《題遇真散人王翁詩碣》《大理府行記》《重修宣聖廟記》《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縣令張崈去思記》《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此外，咸陽市文物普查隊曾於1988年12月在咸陽市三原縣魯橋鎮樓底村徵得元代郝天澤墓誌，末有“前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郭松年撰”，大理五華樓出有 《大理路興舉學校記》一碑，未署撰者，方齡貴認為作者是郭松年。這就是這位文人留下的所有信息了。 由於資料缺乏，我們甚至無法明確判斷郭松年的族別。從他的文章來看，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極深，身為漢人的可能性很大。《四友圖序》一開始就說“天地設位，聖人則之”，而《重修宣聖廟記》《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等文章則完全立足於“聖人教化”，可見他是一個傳統士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陝西通志》和《全元文》的“郭松年為商州人”說法無誤，而“宋金和議”之後，商州實際上被劃歸金朝，並非南宋的國土。郭松年作為金的子民，地位在“四等人制”中屬於第三等“漢人”，是高於“南人”的。他所盡忠的對象從金人變成蒙古人，其轉換難度比南宋文人們更小。
郭松年起碼曾經到過兩次雲南。按照方國瑜的觀點，郭松年第一次到雲南是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之前，亦即在十七年（1280）至二十年（1283）之間”，第二次時，他大約是以“西臺御史”的身份前來的。西臺即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大德元年（1297），元廷 “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西行臺，而云南改立廉訪司”，因此郭松年作為御史從陝西到雲南來巡視，時間在大德元年之後。從這些信息來判斷，郭松年可能在元代開國後不久就進入官僚集團，主要生活在忽必烈時代。
郭松年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大理行記》，但這篇文章的具體創作時間難以推定。由於郭松年在《大理行記》中以“世祖”這個廟號稱呼世於1294年的忽必烈，李京在成書於大德七、八年(1303—1304)的《雲南志略·自序》中已提及郭松年《南詔紀行》（即《大理行記》），因此《大理行記》很可能作於1294年至1304年之間。此時元代建立已經有二十餘年，政權徐徐推動，統治漸漸穩定，郭松年擔任元政府官員多年，早已習慣盡力歌頌元代統治，這種歌功頌德的特徵在《重修宣聖廟記》《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等文章中都有相當體現，這是當時已經被元代接納的文人的必然之舉。
（二）為元而作：忽必烈的光芒之下
宋滅元興，對當時的南宋士人應該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元代統治者的“外來者”身份並不被南宋士林普遍認可，更不會引起南方士人們在情感和統治事業上的雙重響應。而身居北方金朝統治區域的郭松年，對元代的抵制遠不如南宋士人那麼強烈，因此他在文章中廣泛透露出的“聖元”思維就顯得有一些意味深長。
以《大理行記》為例，郭松年描述蒙古軍隊滅大理國為“昔人用心，自以為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稱蒙古軍隊為“天兵”，還感嘆此戰為“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言外之意，大理國據險，而蒙古軍隊有“德”，這實在是一種粉飾塗抹的說法。實際情況是，當時大理國“中國公”高氏架空了大理皇帝，他們重視自家的地方武裝，王畿之地的力量反而比較薄弱，導致蒙古軍一路幾乎沒有遭到像樣的抵抗。當郭松年經過一處高原時，記敘說“號澄城。其地空而不畊，
乃世祖駐驊之所也”。公元1253年秋，元軍兵分三路進攻大理，忽必烈率領中路軍，從寧夏六盤山出發，向大理城進軍。郭松年正是在忽必烈曾經經過的地方憑弔“世祖”，他說，“近歲州寀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可見他把蒙古軍攻克大理視為“聖恩”降臨。
對郭松年這樣的文人來說，為什麼他的文章中全不見對民族、文脈的愁嘆，反而這個與漢唐文化傳統格格不入的元朝也能讓他甘之如飴、盡心讚歎呢？
首先，郭松年馬上向元朝靠攏，可能與養家之力、治世之心或個人秉性等因素有關，但身份顯然是他能迅速入仕的主要原因。由於身為“四等人制”中的“漢人”而非“南人”，郭松年對“華夷之分”比較淡漠，他對元朝統治者的牴觸並不強，金朝一旦被滅，他立刻投靠報效新朝也不會有多少情感負擔。倘若南宋文人像他這樣“順應局勢”，恐怕難逃罵名。
其次，從秦漢以來，中國的傳統文人們始終抱著“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思想。南宋時邊患不斷，淮河-大散關以北均落入金朝手中，西夏、大理均在南宋疆域之外。在郭松年有生之年，他目睹了在過去數十年間不斷開疆拓土的過程，見證了一個兵強馬壯、所向披靡的元朝，很自然地產生了完成“大一統”的雄主忽必烈的尊重。他來到雲南之後，見到這一廣闊地區有史以來第一次被納入全國的行政區劃，正式直屬中央政權管轄，內心為之歡騰鼓舞，他在《題筇竹寺》一詩中說“兵威此日雖同軌，文德他年見舞幹”，正是以“車同軌”讚揚大一統元朝的繁盛之景。
筇竹寺
再次，元代時，科舉滑入低谷。建國近百年，總共只舉行了十六次科舉（簡稱“元十六考”），取進士1139人。但在部分區域，元代還是採取了一定的措施來推行文教。在《重修宣聖廟記》中，他說“我世祖御極，載新文物，墜典斯舉，遂命天下作新文廟。”忽必烈在位二十餘年，從未開過科舉，對漢人學者的態度暫且不談，最多隻能說他
沒有完全否定儒家教化，勉強留下了一絲空間，但讚揚他“墜典斯舉”肯定是過譽了。《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是為昆明大成廟所作的文章，郭松年聲稱元朝統治者“崇儒重道，設庠序，明教化，以作新於吾民者多矣”。元朝統治者僅有的這些手段已經足以讓郭松年等文人感恩戴德、大肆吹噓，但郭松年對元廷的頌揚是否全面、正確，自有公論。總之，郭松年眼中的元朝，無比興旺，正是蒸蒸日上的時候。出於職務、地位考慮，他的文學作品中只能表現出與元代統治者同心同德的色彩，是對元朝統治者和權勢者的“官樣文章”，很難看出文人應有的雅緻情懷。 他應命為兩幅繪畫作品分別作《四友圖序》和《題遇真散人王翁詩碣》，但他並不對藝術風格、藝術趣味進行品鑑，多強調其倫理內涵。
作為傳統文人，他當然也有欣賞和體悟自然景觀的風雅一面。不過，他在《大理行記》裡按照 “從中慶(今昆明)至大理”的順序逐一介紹地理面貌及風俗物產，其語言質樸簡潔而近史，並不以文學性見長，形同“出差工作報告”， 性質接近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記》。也就是說，《大理行記》的風景描寫是從屬於歷史地理介紹的，其語言表達是全景掃描式的，並不像唐宋散文那樣充滿靈透的個人情趣，這種行記甚至不應被稱為山水遊記。黃鵬閣在《元代擴張對古代遊記文創作的影響》一文中認為郭松年著墨最多的是景色描寫，“用唐宋散文的筆法來描寫山川之秀美”，是一篇 “寄情山水”的風景談，這個判斷誤解了這篇文章的中心，也偏離了《大理行記》作為敘事性作品而非抒情性作品的本質。如今的研究者在談到《大理行記》時，主要把它當做歷史材料而非文學作品看待。
除了《大理行記》以外，郭松年流傳下來的文章全部是應命、應約的作品，與其公務身份有關，少有抒發個人情懷之作。郭松年屬於混跡官場的文人，並不是詩性盎然的藝術家 。不過，南詔國、大理國時期雲南相對獨立，中原政權對其進行的記載不多，元代經營雲南時不注意保存大理時期的文獻資料，因此《大理行記》在對雲南尤其是大理地區社會生活情況的記錄上反而體現出獨特的價值。
（三）十年之功：郭松年雲南觀感的前後轉變
《大理行記》中，郭松年塑造出一個安寧穩定、多姿多彩的雲南。他描寫雲南有各種山水奇景，比如雲南州北曾經有終日不散的五色雲，在白嵓“居民湊集，禾麻蔽野”，趙州有溉田千頃的神莊江，“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州中的風景是“茂林修竹，蔚然深秀”。太和城在山下，“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點蒼之奔衝也”。蒼山洱海是他重筆描繪的山水景觀，他形容點蒼山“峰巒巖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有佳木奇卉，懸流飛瀑，洱海則“浩蕩汪洋，煙波無際”，二者共同構成了大理的江山之美。
蒼山洱海
在文化上，他注意到了這一區域佛法大盛，“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他也肯定了大理國和中原地區的密切聯繫。趙州有遍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他認為這些塑像和繪畫是漢人工匠在大理的傑出創作。而大理的“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畧本於漢”，有“故國之遺風”。這樣看來，這是一個“衣冠簡樸古風存”的文明之鄉。
有趣的是，同樣是為雲南所創作的文章，郭松年的《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則把雲南說成了一個化外蠻荒之地，與《大理行記》構成鮮明的對比。他在這篇碑記中說，“雲南去中國極為荒遠,其俗樸魯曠悍，氈裘椎髻。……至於唐名節鎮，宋假王號，是皆正朔不加，車書不一，牢籠優籍，羈縻不絕而已，又安得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比於內郡而臣之哉？”在這裡，他強調了雲南以及大理與中原地區在風俗文化上不同的一面，
和《大理行記》的表述恰恰相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的情況？這需要仔細比較兩篇文章的創作時間。《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稱忽必烈為“今皇帝”，記敘說大成廟是賽典赤著意修建的，賽典赤去世後，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脫脫木兒畢其全功。公元1274年，賽典赤·瞻思丁奉元世祖之命建立雲南行省，將雲南的政治中心從大理遷移到昆明（即文中的中慶）。1274到1279年的短短六年間，賽典赤·瞻思丁在滇推行均稅賦、興水利、撫孤貧等措施，對雲南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被稱為“興滇之心，事滇之子”。1279年，賽典赤·瞻思丁死於任上，沒能看到大成廟完全建成，脫脫木兒繼領省事，忽必烈要求“雲南省臣盡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1285年以後，實際主持雲南政事的是雲南王也先帖木兒。
賽典赤衣冠冢
賽典赤畫像
這樣看來，《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大約作於1280-1285年間，而《大理行記》的創作時間大約在十年之後。在這一二十年間，雲南的氣象略有恢復，社會比較穩定，因此郭松年重遊舊地，觀感也就有所不同。另外，如果說
《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是為了彰顯賽典赤等雲南地區大員在文教上的功績，那麼《大理行記》主要為了表現元朝統治下區域裡欣欣向榮的面貌。前者稱讚當地建立大成廟的功勞，當然要表現雲南德化未施之前的狀貌，而後者是對雲南風物的總述，其目的性沒有《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那麼強，多溢美之詞也就可以理解了。（四）結語
從《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到《大理行記》，郭松年始終表現出對當時忽必烈政權忠心耿耿的態度：支持賽典赤在雲南的行政，支持忽必烈對雲南的征服，支持元朝對雲南的統治。他為雲南所創作的這些詩文，是完全為他的身份和所處的職位服務的。
《大理行記》以樸素的文筆，大致展現了七百年前的雲南面貌，也反映了當時部分官員的積極心態，意義相當重大。郭松年努力展現出“馬上得天下”的蒙古人除了“武功”之外，還有“文治”的一面，至於他所渲染的這一面有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則需要加以謹慎的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