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起美國時，我們是否能意識到，美國其實是一個複數名詞？即便談論起美國的“複數性”特質，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或許是聯邦制和多元文化主義，往往忽略了地域文化與美國政治文化之間的相互形塑關係。《阿爾比恩的種子》一書的譯介，彌補了中文世界讀者對於美國地域文化差異的認知匱乏，在一定程度上能為我們理解美國當前政治文化，提供更為厚重、更具歷史感的維度。
為了區分和說明四種地域文化之間的差別，費舍爾試圖用“文化所包涵的價值、習慣和意義的規範性結構”來構建一套標準意義上的“民俗”。這套標準化的民俗採用了語言、建築、家庭、婚姻、性別、性、取名、兒童撫養、年齡、死亡、宗教、魔法、學習、文字、食物、衣著、運動、工作、時間、財富、繼承、等級、聯合、秩序、權力、自由等26個基本要素。費舍爾認為，四種地域文化之間的差異根源於不同的原生文化區域。
《阿爾比恩的種子》，作者：（美）大衛·哈克特·費舍爾，譯者：王劍鷹，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費舍爾建構的民俗模型，就是為了分別討論四種不列顛地域文化如何在北美傳承、適應、發展與演化。雖然都來自於不列顛，但在費舍爾筆下，四種地域文化彼此之間的相似性，遠小於其與大西洋對岸的故鄉之間的關聯。不僅如此，從不列顛不同文化區域出發的早期移民，雖然移民動因、宗教派別、社會等級、世代順序以及來源地區各有不同，但來到美利堅之後，都竭力保持著祖地原有的理念與文化特質，並沒有因為殖民地的外部環境而完全“文化重組”。在美國社會族裔日趨多元化的當下，英國後裔早已成為人口比例中的少數，但按照費舍爾的標準，從喬治·華盛頓以來的美國曆屆總統中，除了範布倫、肯尼迪以及奧巴馬之外，莫不是他筆下四種地域文化的後裔。可見這四種地域文化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綿長的文化霸權地位。
費舍爾檢視出美國早期歷史中的四種人群：清教徒、保王黨、貴格會和邊區人，他們因不同原因離開英國故土，其各自的宗教派別、社會等級、地域文化迥異，也為此後建立的多元主義美國打下文化烙印。
有序自由意味著政府的積極角色，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約翰·亞當斯。他擔任總統期間，通過了一系列立法來促進國家對經濟和道德方面的直接干預。新英格蘭人有序自由的國家試驗，被聯合了其他三種地域文化的領袖人物托馬斯·傑斐遜所阻斷，這位亞當斯的老對手，代表的是與新英格蘭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地域文化。
弗吉尼亞
騎士精神的貴族遺風
弗吉尼亞的自由觀是精英式和等級化的。自由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社會等級，費舍爾稱之為“支配性自由”。支配性自由有幾個重要的面向，會在美國政治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反覆出現。首先，支配性自由是統治的權力。自治與有限政府的觀念由此而來，國家的權柄不能超出保護自由所需的最小職權範圍。伯克利與弗吉尼亞精英共同設計的政治與法律機制，都最大限度地保障著本地貴族的自由權利。比如，“無代表不得徵稅”原則的確立，以及本地精英長期處於自治的狀態，都為伯克利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其次，支配性自由通過支配他人來實現獨立，維持自由。這是一種全然基於等級觀念的自由，上等人擁有更多自由，奴隸則絕對沒有。支配性自由還要求個人獨立以及對自我的約束。一個真正自由的人，必須是自己行為與思想的主人。弗吉尼亞的紳士訓練，始終都在貫徹這樣的理念。支配性自由的觀念具有不斷延展的能力，比如，傑斐遜所代表的民主共和黨人，他們所秉持的正是精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立場。
弗吉尼亞“保王黨”文化中的榮譽觀，締造了這一地域文化的戰爭偏好。從1798年開始的每一場參戰爭論，包括後來的一戰與二戰，這一地區都強烈支持美國參戰。這種基於地域文化的“恆定模式”，引起了不少美國外交史學者的注意。有研究者就依據費舍爾的研究提出，美國外交政策的出臺受地域文化影響較大，尤其是南北兩個“亞文化區”分別代表了美國對外政策中鷹派與鴿派的立場。雖然這樣的歸類與歸因可能過於粗略，但也說明了地域文化的持久的影響力。
特拉華河谷
貴格派的靈光與多元主義
第三波移民確立的文化意緒與前兩波移民的文化保守主義完全不同，他們奠定的是多元主義的傳統。這種文化傳統由1675到1725年間橫渡大西洋的貴格派移民帶到了美利堅。貴格派移民來自英國中北部，這一地區地處偏遠、人煙稀少、極度貧窮，結果促成了貴格派的誕生，使其迅速壯大。貴格派的移民動因不僅是消極躲避宗教迫害，還是為了積極實現宗教追求。貴格派教義的核心理念是靈光。有別於新英格蘭清教徒被上帝揀選的宗教觀，貴格派神學體系的核心是上帝的愛與光，他們相信耶穌給人類靈魂種下了神聖的善和美德，這種靈光為所有覺醒到其存在的人帶來了救贖的手段。救贖可以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並非侷限於一小撮被選中的幸運兒。
正是因為這種宗教信仰的支撐，貴格派移民在實現平等與包容的觀念上，比十八世紀其他的區域文化要走得更遠。比如貴格派反對由血緣、出身和財富形成的社會差別，而強調應當根據品行與價值來評價男女。特拉華河谷的公序良俗，意味著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其他人的寧靜，這種開放的秩序觀念無疑是一種革命。宗教理念塑造了貴格派殖民地的政治文化。英國復辟時期的貴格派意識形態對賓夕法尼亞影響之深遠，遠勝其他地域文化。
貴格派的“相互自由”觀也深刻踐行了其信仰的核心原則。貴格派的宗教自由觀念，不同於新教徒所秉持的堅守正道的自由觀，貴格派的靈魂自由保護著基督徒的任何一種良知，即便是他們自身並不認同的觀念。除了宗教上的自由，特拉華地區還有著三種世俗的英國人權利，即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受代表制政府統治的權利，以及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威廉·佩恩親自為英國人權利制定細則，保障了這些權利在賓夕法尼亞的實施標準要遠勝當時英格蘭的普遍做法。費舍爾對於貴格派的評價極高。貴格派在英格蘭曾飽嘗宗教迫害之苦，他們在英格蘭要求平等享有英國人的自由權利，卻因宗教信仰而長期未果。當他們終於建立起自己的共同體時，他們不僅保護了自身的自由，還將他們在英格蘭的權利訴求也同等地給予非貴格派的其他群體。
阿巴拉契亞
愛爾蘭海沿岸邊境文化的承繼
在四種發祥於不列顛的地域文化中，費舍爾對邊區文化的勾勒與闡釋顯得最具野心。美利堅邊區文化的建立者，來源於英國相對應的邊界地區。這是一個圍繞愛爾蘭海所組成的邊境地帶，它包括了英格蘭最北端的六郡與蘇格蘭南部的五郡。這一地區長年處在英格蘭與蘇格蘭之間你來我往的戰火之下，形成了苦難深重的邊境文化。從17世紀開始，這種邊境文化越過了愛爾蘭海，蔓延到阿爾斯特地區。邊境地區的文化崇武好鬥、血親聯盟與宗族紐帶，這些因素比對國王的效忠更重要。這一地區的移民動因更為世俗，大多數人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詹姆斯六世繼位之後開啟的邊區平定改造運動，擾亂了不願接受新秩序的邊民生活，變革使他們處境艱難，他們逃往美利堅就是為了在新世界繼續保持自己的傳統。
美利堅邊區文化在社會行為方面有一種奇特的平等性。邊區的精英階層並不特別有文化教養，也非能力超群之輩。他們的地位直接依賴於所掌握的財富與權勢，並通過階層內部的通婚與友誼來鞏固。一旦失去財富，立即喪失社會地位。邊區社會存在著龐大的無地佃農群體。他們窮困但驕傲，將貧窮與自豪融為一體。比如“紅脖子”一詞，最早就是用來指稱邊區農村的無產者。富人與窮人之間的交往方式比較對等。他們著裝類似，甚至相互直呼其名。與邊區社會的平等交往方式相呼應的，是邊區政治文化崇尚強人領袖的特點。領導人因為行動果敢、有效，能夠吸引大批的追隨者。這些領袖採用平民化的政治語言，但卻不是用來表達對民眾利益的追求，而是要號召人們為其事業努力。美國曆史上第一位“民粹主義”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其政治風格明顯源自於此。雖然研究邊區歷史的學者們多認為，費舍爾塑造和強化了阿巴拉契亞山區文化給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但毫無疑問，當下美國的政治文化再次印證了費舍爾對邊區文化生命力的判斷。
根據霍桑同名作品改編的電影《紅字》，以17世紀的英屬殖民地馬薩諸塞灣為背景，“非道德”的男女愛情與清教徒的恪守清規產生巨大沖突。
四種源流
美國曆史中的共識與衝突
費舍爾的意圖不在於揭示地域文化本身，而在於用四種源自不列顛的地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為美國曆史中的共識與衝突找到新的解釋，從而證明四種地域文化乃是美國“自願社會”的中流柱石。費舍爾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四種地域文化之間差異巨大，並不存在相互消融與合流，而是頑強且完整地長存於美國政治文化中，各自生長。
費舍爾以美國總統大選為例。在早期共和國的階段，某一地域文化的代表人物如果要將本地域政治文化推向全國，都會招致其他地域文化的聯合反對。比如傑斐遜在1800年戰勝亞當斯，就是南部沿海聯合了特拉華河谷與南部高地，通過一場“多元性的自由運動”擊敗了亞當斯的有序自由試驗。1856年後，候選人單一的文化地域背景不再管用，新的以南北為劃分的地域文化聯盟開始形成。比如亞伯拉罕·林肯的當選，不僅因為其父系血統中具有新英格蘭、貴格派與阿巴拉契亞山區三種地域文化因素，還因為共和黨在北方形成了基本的政治聯盟。
在費舍爾看來，美國政治文化顯然重在分歧，而非共識。能在所有地區都贏得廣泛支持的候選人鳳毛麟角，伍德羅·威爾遜是其中之一，然而，他的改革方案仍然招致了大量基於地域的反對聲音。在威爾遜之後，美國大選中一貫的地域性投票又捲土重來。費舍爾提出，只有面臨共同的外部危險之時，四種地域文化才能暫時放下分歧，聯合行動。比如，面對帝國官員改造殖民地的文化壓力之際，18世紀末瀕臨與法國開戰的準戰爭狀態之時，還有在1920年代面臨外來移民壓力的時期，以及美國捲入二戰之後。在危急關頭，四種源自盎格魯-撒克遜的地域文化往往能夠放下分歧，一致“對外”。
根據所羅門·諾瑟普在1853年所著傳記體小說改編的電影《為奴十二年》，反映了美國早期種植園的蓄奴歷史，以及地域、種族和文化衝突，該片獲頒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
費舍爾的地域文化分析框架雖然宏大，但最終的落腳點仍是自由觀。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在美國最核心的體現就是多元的自由觀。多元的地域文化滋養了四種不同的自由觀念。正如他在結語最後所指出的，“美國自由最重要的事實是，它從來不是單一的觀念，而是一系列有區別，有時甚至是衝突的傳統，彼此之間維持著張力。自由觀念的這種多元性締造出一種自由文化，在開放性及擴展性方面遠勝任何單一的自由傳統”。美國文化的“複數性”特徵，值得我們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