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命论》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李康创作的文学作品。此文是一篇亦骈亦散的论说文，主要探讨国家治乱与士人出处间的关系。文章先用史实论证“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的观点，然后提出“乐天知命”的主张，最后告诫人们应明哲保身。联系魏晋时代的社会环境及作者本人的不佳境遇，这些看似消极的观点实际曲折地表现出作者的人格和骨气。全文清新流畅，言简意明，没有以往骈文奇字怪词的堆砌，而排比格的大量使用，又使文章汪洋恣肆，气势磅礴。文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句，流传至今，足见其表现力。
《命运论》原文、译文
（原文）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降，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译文）
平治和混乱都是时运；贫穷和显达都是天命，富贵和卑贱都是际遇。因此时运将要昌隆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圣明的君主。而圣明的君主必然会拥有忠贤的臣子。他们之所以能够相遇，这是不用谋求就能自然地交合在一起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亲近，这是不用介绍就能自然地亲近的。他们倡导的事情必然会得到应和，谋划的事情必然得到服从，在道德上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曲折都合乎符节。得失之祸不能使他们对自己的志向产生疑惑，谗言诬陷不能使他们的交情被离间，然后取得成功。之所以能够如此，所依靠的难道仅仅是人事吗？（不，）那是天上所授与的，那是神灵所告知的，那是时运所成全的。
（原文）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ビ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译文）
黄河水清的时候圣人就会诞生，里社清明的时候圣人就会出现，群龙出现的时候圣人就会被任用。因此，伊尹虽然只是有萃氏家陪嫁的奴隶，却能在商朝担任阿衡的职位。姜太公虽然只是在渭河之滨垂钓的贫贱老头，却能在周朝胜任尚父的高位。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虞国不任用他，终致灭亡；在秦国的时候，却能为秦国所任用，从而能使秦国称霸天下，并不是他因为在虞国时没有才能而在秦国时就有才能。张良接受黄石公授给的《符》书，诵读《三略》的学说，并用以之游说于群雄之间，但他叙述出的言论就像如同把水投向石头一样，没有人接受它；等到他遇到了汉高祖，他叙述出的言论却如同把石头投像水中一样，没有不顺从的。并不是因为张良在游说陈涉、项梁的时候口舌拙笨而在游说沛公的时候巧言善辩。然而张良的话是一样的。不认识它为什么有会合与分离，会合与分离的理由就是神明之道。因此他们四位贤者的名字能够被记载在典籍之上，他们四位贤者所做的事情顺应天道与人事，怎么可以量度其贤愚呢？孔子说：“清明在于自身，气志如同神明。所欲望的事将要来到的时候，必然先有征兆。这就好像天上将要下雨的时候，山川之间必然会先出现云气。”《诗经》说：“惟有五岳降下了神灵，诞生了仲山甫和申伯。惟有申伯和仲山甫，能够成为周朝的重臣。”这就叫做命运。这难道仅仅限于兴国的君主，乱世亡国的人亦像这样：周幽王被褒姒（bāo sì西周幽王的宠妃，生卒年不详。褒人所献，姓姒，故称为褒姒。）迷惑，为使褒姒一笑而弄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最终导致西周为犬戎所灭，自己与褒姒一起身首异处，而这样的祸患是从飞到夏朝的王庭之中的两条神龙交合的并留下龙漦（chí鱼、龙的唾液）的异事开始的；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让他处理政事，奉行与晋国绝交及入侵宋国的政策，最终导致曹国被宋国灭亡，两人都身首异处，而这件事的征兆发生在社宫的梦中；叔孙豹亲昵竖牛，让他参入政事，最终酿成祸患，这祸患的根源在庚宗那个地方形成的。吉凶成败，都是按照历数如期而至，都是不用谋求而会自行交合的，都是不用介绍而会自行亲近的。
（原文）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りり于洙泗之上，
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译文）
以前，圣人接受天命，《河图》、《洛书》说：用文德接受天命的的人，传承七世或者九世就会走向衰微；用武功兴起然后承接天命的人，传承六世或者八世就会因为蒙受大难而时常遭受忧虑的煎熬。等到周成王在周公旦的建议和帮助下，在太庙里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大殿，选择良辰吉日，召集文武百官、四方诸侯，举行了隆重的定鼎大典，宣告周朝正式建立的时候，使人占卜的结果是周朝能够占据有天下并且传承不断的世数为三十，周朝能够存在的时间为七百年，都是上天所决定的。因此在周幽王、周厉王二王统治的那个时候，周朝的政纲大坏；在春秋二霸之后，周代的礼乐的制度衰落。教化薄弱的弊病则在周灵王和周景王时开始严重起来，而狡辩诡诈的虚伪则在七国争霸的时候形成。残酷剧烈的统治到达极致，是在已经灭亡的秦朝被逐渐积累起来的，可贵的文明胜迹和典章制度，在汉高祖的时候被抛弃。虽然孔仲尼是至极的圣人，颜回、冉求是大贤人，揖让礼节都做到了规矩之内，并且能够在洙水和洒水之上和悦而正直地辩论义理，而不能遏制断绝它的发生和结束的命运。虽然孟柯和荀卿在体魄道德两方面都达到了圣人境界，并且从容地遵循正道，却也不能挽救天下走向末世的命运。而天下也终于沉陷以至于达到不可救援的地步。
（原文）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雠于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已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译文）
凭借仲尼的才能，却不能在鲁卫两国得到器用；凭借仲尼的雄辩，却不能使他所倡导的政见在定公和哀公那里得到实行；凭借仲尼的谦让，却被子西所忌妒；凭借仲尼的仁义，却在桓魅那里结下了怨仇；凭借仲尼的智慧，却在陈国和蔡国受了委屈和贫困；凭借仲尼的品行，却在叔孙处招致诽谤。道足以周济天下，而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言论足以经略万世，而不能在当时被信任；行为足以感应神明，而不能为世俗所包容。孔子应聘七十国，而没有获得一个君主的知遇，驰骋于蛮、夏的区域，受屈辱于公卿之门，是如此的不逢机遇！到了他的孙子子思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达到贤人所应具备的道德，富厚却已经足以保养高尚的志节，势力可以动摇人主，他游历所到达的地方，诸侯没有不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去登门拜访的，虽然登门拜访还有得不到宾客待遇的人。他的徒弟子夏，对儒学的造诣仅仅停留在升入堂屋（而还没有进入内室）的阶段，退休在家养老，魏文侯请他当老师，河西的人都肃然归附他的道德，把他比做孔夫子，而没有人敢说离间他的话。所以说：平治与混乱是时运，贫穷与显达是天命，富贵和贫贱是际遇。然而后世的君子们，仅仅侍奉于一个君主，在一代一朝内叹息，屈原因此而沉入湘水，贾谊因此而发出悲愤，不也是错误的吗？
（原文）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
遽、戚施之人，俯仰尊贵之颜，逶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洁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王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算也。亦各有尽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
（译文）
然而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它的原因就在于乐天知命。所以遇上它而不怨恨，处于那种状况而不犹豫。其身可以被抑制，而道不能委屈；他的地位可以被排斥，但他的名分不可以被剥夺。就像水一样，疏通它就成为江河，堵塞它就成为深渊，蒸腾成云就会下雨，沉入地中就会湿润泥土。质地清洁用来清洗物体，却不会与污浊混同；接受污浊以成就事物，却不会对本身的清洁产生伤害，因此圣人处于贫穷或显达之中如同处于一种情况。忠厚直率，敢于冒犯君主，独立超凡，与世俗相违背，这是道理形势所使然的。所以树木如果高出树林，风必然把它摧断；土堆如果高出河岸，河流必然把它冲垮；品行高于平常人，众人必然非难他。前车之鉴不远，翻车是因为继续按着旧的轨道走。然而志士仁人仍然踏着它走而不后悔，执着它而不丢失，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志士仁人们）将要用这种方法顺利地成就他们的志向而得到名声。为了成就他们的志向，而甘愿在艰险的路途上承受风波；为了追求他们的功名，而在当时历经众人的谤议。他们之所以那样处置，是因为他们自有其算计。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因此天道将要实行的时候，也就是命运即将显达的时候，所以伊尹和吕尚就在商周二代成就兴盛，百里奚和张子房在秦汉两朝得到重用，这都是不须追求而能够自然得到的，不需要求而能够自然遇到的。天道将要废弛的时候，也就是命运即将贫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觉得它可耻才不做吗？（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君子知道这样做是不会有所获得的罢了。凡是迎合世俗、随便附合的士人，谗言献媚的债人，照着尊贵之人的脸色俯仰，在势利之间曲折宛转。意见没有是非，赞美起来如同流水，言论没有可否，响应起来如同回音。将窥看形势作为精神要旨，把或向或背作为变通之策。权势集中时候，跟从权势如同奔赴集市；权势失去时候，抛弃失权如同脱落遗失的东西。他们说：“名分与身体哪一个亲呢？得与失哪一个强呢？荣与辱哪一个珍贵呢？" 于是就弄干净他们的衣服，注重他们的车骑仆从（的规模），贪恋他们自己的财富，沉迷于他们自己喜好的音乐和女色之中，脉脉然显示出自以为得计的样子。原因就在于他们只看到龙逢、比干的身亡，而没有考虑到飞廉、恶来的被灭族；只知道伍子胥用属镂剑在吴国自刎，而不警戒费无极在楚国被诛杀灭族；只知道讥笑汲黯在主爵都尉的位子上白首到老，而不警戒张汤到头来死而以牛车出殡的灾祸；只知道讥笑萧望之跌倒在前，而不恐惧石显被用绳子勒死在后。
因此通达之人的算计，也各自算计不到的时候。所以说：凡人之所以奔走竞争渴望得到富贵，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文）
若夫立德必须贵乎？而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纟介而守敖庚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披衽而登锺山蓝田之上，则夜光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译文）
如果是为了建立道德，必须显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成为天子，还不如仲尼成为陪臣。必须有势力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还不如扬雄、董仲舒那样静养在家里。必须富有吗？那么齐景公的千辆套四匹马的车，这不如颜回、原宪那样约束其身。那么是为了实惠吗？那么拿着勺子到河边饮水，也不过喝满肚子而已，离开房间而让雨往身上洒，也不过淋湿了身子而已，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就不能承受了。那么是为了名声吗？那么将善恶都写在史册上，诋毁和赞誉也将流传千载；赏罚悬挂在天道，吉凶显现于鬼神，固然是可怕呀。那么是要使耳目娱乐，让心中快乐吗？如果命令御者驾驶车马游历五都的集市，那么天下的货物都会被陈列在面前。如果提着衣裳跋涉在汉阳的山丘上，那么天下的庄稼就会像天上的云一样多。如果让梳着椎髻的士兵把守着敖庚、海陵的粮仓，那么堆积如山的粮食就会出现在眼前了。如果插起衣襟攀登在在钟山和蓝田山的上面，那么夜光珠、宝玉之类的珍宝就可以观看了。如果像这样，为追求物付出得很多，而为自己付出的很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爱惜那虚幻的精神。强风震动而尘土飞起，尘土散落而没有停止，六种疾病在前边等待着，五种刑罚在后面跟随着，利害在其左边产生，攻夺在其右边发出，这样还自以为看清了身与名的亲疏，辨明了荣与辱的主客关系了吗？
（原文）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长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文）
天地之间的大德叫“生长”，圣人的大宝叫“爵位”。怎么才能守住爵位呢？那就是“仁”。怎么能纠正别人的错误呢？那就是“义”。因此古代称王的人，都是凭借一个人的才能德行来治理天下，而不是用天下的一切来侍奉他一个人的。古代做官的人，都是希望凭借官职所赐予的权力来实行他的“义”，而不是因为贪图利益而去作官的。古代的君子，都是将得到官位而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治理当作耻辱，而不将有能力进行治理却得不到官位当作耻辱的。推究天和人的本性根源，区别邪与正的差异，权衡致祸与得福的门径，穷尽膺荣与受辱的算计，那是很非常明显的了。因此君子才会舍弃那个而采取这个。如果出仕和家居都不违背时令，默默不语和说话都不失去其民心，天象运动、星辰回转，而北极星仍然停留在它原来的地方，玑旋二星仍然在顺时旋转，而玉衡和车轴也仍然控制在中间，既通达明白又富有智慧，并得以保全自身，遗留下那种能造福后代的谋划，来安顿敬事的儿子，我死去的朋友，曾经是这样做的。
《运命论》鉴赏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之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之运而无怨恨，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之人，则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之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之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之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之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之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之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之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之精美，语言之整齐，音声之讲究，典故之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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