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16时30分，在暂停两天后，2018年广州国际灯光节重新开放。由于首次实行“预约制”，南方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持身份证或短信验证有序进场，场外地铁等公共交通运力也相对26日晚的“首秀”有所缓解。
26日晚，由于开幕式人流量超出场地负荷，主办方当晚叫停灯光节21时的广州塔灯光秀；翌日，广州塔灯光秀宣布暂停2日。
事实上，这并不是广州国际灯光节第一次中途“熄灯”。自2011年首办以来，尽管每年主办方都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细化各种保障措施和提高服务，但似乎对人们的热情总是“始料未及”，在交通保障、人流疏导、应急预判等方面显得“捉襟见肘”。
截至29日晚记者发稿时，通过预约来到灯光节现场的市民不仅看到了光彩夺目的灯光艺术作品，也感觉现场秩序比以往有所改善。
尽管如此，不少市民、专家对提高广州国际灯光节管理水平提出建议。怎样才能让市民有更好的游玩体验？如何透过灯光节更好地展现广州魅力，打造一张城市名片？
一问：
设置更多分会场能否缓解主会场压力？
从2011年开始，广州灯光节的场地规模在不断地扩大。2015年开始设置分会场，主办方表示，分会场的设计，就是希望分流，参观者不必同一时间涌到珠江新城。
据介绍，今年灯光节除了花城广场的主会场，同样也设置了珠江前航道七座桥梁、珠江新城12座连廊、黄埔区分会场等4个展示区域，共设41组灯光作品。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设计，仍然无法避免今年灯光节主会场“爆棚”的窘境。26日晚开幕式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往花城广场，造成该处人山人海，周边地区车辆拥堵，严重超出安全负荷的局面。
“花城广场就在广州塔的对岸，同时位于广州市的中轴线上，把这里设置为灯光节主会场有着明显的优势”，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韦小鸿说，但也正因为这样的“CBD”优势，使得本来已经人流密集的地域容易因重大节日而造成压力。
作为金融、科技、商务、服务等产业的高度集聚区，珠江新城花城广场一带有大量企业及员工。“灯光节主会场选址花城广场，对工作、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容易带来不便，尤其灯光节开放时间与下班高峰重合，更造成了拥堵等问题。”有学者认为，为了缓解压力，可以考虑一是另选主会场，二是设置更多分会场来分散人流。
从2015年起，广州灯光节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年”大型文化活动，成为与法国、悉尼灯光节齐名世界三大灯光节之一。据了解，里昂灯光节和悉尼灯光音乐节采用的就是“全城模式”。比如，在里昂灯光节上，80多个灯光小品分散在城市中心的不同地区。
有学者指出，通过分散的景点来自然分散人流，缓解拥堵压力，还能更大程度地展示城市风貌，带动全城消费。“这样既缓解压力，又使人们有游乐的兴趣，去探寻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助展现羊城更多富有特色的景点和区域。”
二问：
公共交通“飞站”能否有效导流人群？
年年办、年年堵，面对逐年增加的参观者，广州国际灯光节的主办方也不断吸取经验，推出更多“治堵”方法。
据了解，2011年第一届灯光节举办时，并没有采取地铁“飞站”的措施，后来逐步完善交通管控，并开始实施地铁“飞站”。今年，为了人员分流，灯光节举办期间每日18:00至22:00，APM线海心沙、大剧院、花城大道、妇儿中心站将停止对外服务；地铁珠江新城站B1口只进不出，B2口只出不进；同时对途经花城广场、广州塔周边区域的公交线路采取临时调整措施。
然而，26日晚上，人流量严重超出了预估，尽管地铁、APM等公共交通采取了“飞站”措施，但反而导致了周边公共交通运输压力陡增。记者在五羊地铁站看到，受珠江新城站管控影响，分流至此排队进站的队伍“打蛇饼”地一直从地下排到了路面。有市民反映“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上车”。
与此同时，为了控制客流，从去年开始，广州灯光节采取单向行走，即入口与出口分开，市民进去花城广场后，基本上没有机会“走回头路”。
据了解，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控制客流和避免混乱，但也使得大量游客并不能快速找到出入口，而且容易造成了人群“骚动”。广州市民刘先生说，26日晚虽然21时已知道取消灯光秀，但由于参观线路过于集中，他只能随着人流往前走，在珠江新城“滞留”到近23时才能离开。
有学者指出，除了对灯光节周边公共交通有更好地统筹，包括加大运力等措施外，也需要科学设计场内的游览线路。比如，里昂灯光节的游线组织就较为合理，值得借鉴。据介绍，里昂灯光节共设置了三条主要游览线路，不同的游览流线上有明确的方向指示，引导人流沿着不同的线路有秩序地观赏。
三问：
服务如何更“贴心”？
27日，主办方取消了27日、28日两天的广州塔灯光秀，并把原本只预计在最后两日实行的预约制提前到29日开始，需要参观灯光节的市民需在网上凭身份证进行预约。
与预期相似，29日傍晚，记者来到入口发现，首次实施预约制的灯光节虽然依旧人头攒动，但秩序井然。
实际上，今年不仅增加了网上预约制度，还只设置两个入口通道，其它路口实施“只出不进”管制措施，以保证会场秩序；同时增加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疏导等。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依然不足。
第二，现场指引需更明显。相比广州灯光节主要依靠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指引，里昂灯光节游览区所有的路灯以及其他功能性照明均带上了临时性的“红罩子”，变身指示灯，游客只要看着红色光引导，就能找到观赏区，而每一处大型灯光表演结束，均会在建筑上投影出大幅的退场方向，引导人流快速疏散。
第三，交通疏导应更人性化。不少参加了开幕式的市民指出，当天地铁“飞站”，珠江新城附近的公交站点取消，主办方又没有提供接驳巴士，出租车和网约车一车难求，使人在花城广场的他们形同陷入“孤岛”。
对此，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举办灯光节有利于宣传广州，拉动产业发展，提高人们文化娱乐生活水平，是值得去做的，但在做的过程中需要逐步改进安全、交通、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既然无法依靠公共交通，就应实时监控当天人流情况，提供接驳车辆；拉长活动时间，同时也延长宣传周期，以减少人流量集中出现；加强网上预约服务，会场观看攻略以及注意事项让市民提前了解，使观看更加有序。“灯光艺术作品一年比一年炫目，但只有服务更人性化，才会让市民真正体验到灯光节的乐趣。”
四问：
风险预判是否到位？
人流量超出负荷时，灯光节采取了“熄灯”叫停的办法，这是否能说明主办方有风险管控的预案机制？
对此，韦小鸿说，首先，灯光节晚上，花城广场人员非常密集，疏散难度大，在这样一个紧密的空间内，从风险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风险是非常大。“风险源包括电力安全、人员疏散、刑事案件出现等。”他说，对于这些风险，必须要提前做好风险预案，还需要做人员疏散的演习。
其次是如果风险出现，要能够及时地响应，包括主办方、公安、武警等各方面要能够良好地联动，而不能只是仅靠单方面的力量。
“灯光节那天花城广场人流涌动，无法及时疏散，这可能暴露出主办方对风险预估偏低了，而且没有良好的响应措施，快速疏散人群。”韦小鸿说。
“人实在太多，有安全隐患，让灯光节喊停也是一种应急预案。”胡刚也表示，但如果把应急预案做在前面，提前预判会存在哪些风险，然后采取措施，主办方的处境会主动很多。
此外，有学者指出，日常大型集会的安全演习也要列入城市管理的常态中，这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城市管理智能化和风险管理意识的体现。
例如临近的香港，平时会对民众给予必要的风险告知和人群疏散培训演练。在大型集会活动时，主办方都会进行人流量的评估，事先执行必要的限流措施，并划定责任田让每片区域都有专人维护，还有医疗人员配备及民安队支援等。
“不少城市的经验都提醒了我们，事前的风险预判及防御措施，是保证一场活动正常举办的前提，同时也是城市智慧和现代化所必须的管理思维。”韦小鸿说，希望广州灯光节能越办越灿烂，真正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绚丽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