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紀愈大，在家裡讀書的時間也就愈多。剛來哥大的那幾年，每天在校的時間較長，即便無公可辦，我也定得下心來在自己辦公室裡讀書的。到了今天，早已不習慣全套西裝（領帶、皮鞋）坐在辦公室或者圖書館裡讀書了。
十多年來，讀書簡直非在家裡不可。一星期總有三四天到離家僅一箭之遙的墾德堂去教書、看信、開會、會客，但回到家裡即急不可待地脫掉皮鞋，穿上舊衣褲，這樣才有心情去讀書、寫作。我在家裡，從起床到上床都是穿著臺製皮拖鞋的（王洞有機會去臺北，總不忘多帶幾雙回來），情形同英國大詩人奧登居住紐約期間相仿，但他穿的像是西式拖鞋，質料太軟太厚，我是穿不慣的。
平日熟朋友來訪，我也不改穿著，只有自己請客，或者有遠客來訪，只好打領帶、穿皮鞋把自己打扮起來。但真正不熟的同行，我還是在辦公室接見的時候較多。我的辦公室每晚有人略加打掃，而且環壁皆書也，看起來既整潔又神氣，不像我家的書房和會客室，到處都是書報雜物，再加上脫下後即放在大沙發上的大衣、圍巾、帽子，見不得人。
我穿了舊衣褲，帶了閒適的心情去讀書，但卻不愛看閒書。即使讀了所謂“閒書”，我還是抱了做學問的態度去讀它的。好多留美學人，日裡在學校作研究、做實驗，回家後把正經事丟開，大看其武俠小說，這樣涇濁渭清地把“工作”和“消遣”分開，對我來說是辦不到的。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算是在研究中國小說，新舊小說既然都是我的正經讀物，也就不會隨便找本小說，以消遣的態度把它看著玩了。同樣情形，我看老電影，也是在做學問。在電影院裡聚精會神地看部經典之作，同我在家裡看部經典小說一樣，態度是完全嚴肅的。《時代》週刊大概可算是我每週必看的消遣讀物，但目的也並非完全消遣。我對美國新聞、世界大事有興趣，也真關心，讀《時代》總比每天看《紐約時報》省時間得多了。
年輕時我愛讀英詩，後來改行治小說。現在中國舊小說讀得多了，發現此類小說所記載有關舊中國的情況，大同小異，真不如讀二十四史、讀古代文人留給我們的史實記錄，近代學人所寫之中國史研究，反而更讓我們多知道舊中國之真相。但到了將退休的年齡，再改行當然是太遲了，儘管我真認為若要統評中國舊文學，就非對舊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先有深入的瞭解不可。有一個問題最值得我們注意：為什麼歷代正統文人、詩詞名家接觸到的現實面如此之狹小，為什麼朝廷裡、社會上能看到多少黑暗而恐怖的現象，他們反而不聞不問，避而不談。
我從不把自己看成一個單治中國文學的專家。
假如有人以為我既身任文學教授之職，就該一心一意研究中國文學，連旁涉中國史學也是不務正業，那近年來我看的閒書、做的閒事，實在多不勝言了。我自己卻從不把自己看成一個單治中國文學的專家。年輕時攻讀西洋文學，到了今天還抽不出時間到英、法、德、意諸國去遊覽一個暑假，真認為是莫大憾事。但紐約市多的是大小博物館，具有歐洲風味的歷史性建築物真也不少。我既無機會暢遊西歐，假如平日在街上走路，不隨時停下來鑑賞些高樓大廈、教堂精舍，也不常去大都會博物館看些古今名畫同特別展覽，也就更對不起自己了。因此近十年來，即在街上走路，我也在鑑賞建築的藝術。哥大的晨邊校園原是大建築師麥金於十九世紀末年開始精心設計的。那座洛氏圖書館以及周圍那幾幢意大利文藝復興式的高樓，二十五年來天天見到，而且真的愈看愈有味道。
自己興趣廣了，藏書也必然增多了。譬如說，洛氏圖書館既同我相看兩不厭，我對麥金、米德、懷特這家公司所督造而至今公認為紐約市名勝的那好多幢大小建築物早已大感興趣了。前幾年在《紐約時報星期書評》上看到了一篇評介兩種研討這家建築公司的新書，雖然價昂無意訂購也很興奮。去年在一份廉價書目廣告上看到其中一種已在廉售了，更為高興，立即函購了一冊。此書到手，單看圖片也就美不勝收。
即函購了一冊。此書到手，單看圖片也就美不勝收。
我對西洋畫早已有興趣，近二十年來收藏名家畫冊和美術史專著當然要比淺介建築學的書籍多得多了。其中我參閱最勤的要算是約翰·華克所著《國家美術館》、已故哥大教授霍華·希伯所著《大都會博物館》這二種。在家看書裡的圖片，有空跑大都會，自己對西洋名畫的鑑賞力真的與日俱增。華府的國家美術館我只去過兩三次，但最近大都會舉行了法國十八世紀畫家弗拉戈納的特別展覽，我又有機會看到國家美術館收藏的那幅《少女讀書圖》，真是欣喜莫名。華克書裡複印的那一幀，雖然色澤也很鮮明，但同原畫是不好比的。
我不貪錢，從不做發財的夢，只每種學問都想多懂一點，多“得”一點。
我從小研究美國電影，近二十年來電影書籍充斥市場，此類書籍良莠不齊，那些老明星請捉刀人代寫的傳記、回憶錄看不勝看，大多沒有閱讀價值。那些學院味道較重的研究、批評，真正出色的也不多。對我來說，反是那些巨型的參考書最有用。其中有一套紐約皇冠出版社發行的英國書，詳列好萊塢各公司自創立以來所發行的無聲、有聲長片，差不多每片評介都附有劇情插圖，圖文並茂，最對我這樣老影迷的胃口。
此套叢書首冊乃約翰·伊姆斯所編撰的《米高梅故事》（一九七五年初版，一九七九年增訂本英美版同時發行），載有一千七百二十三張影片的圖片和簡介，米高梅公司一九二四至一九七八年間所發行的長片，一無遺留，真為全世界的影迷造福。伊姆斯曾在米高梅倫敦辦事處工作四十年，對其所有出品瞭如指掌，寫這本《故事》真是駕輕就熟，報導一無錯誤。之後，他又出了一部《派拉蒙故事》（一九八五），同樣讓我看到他編書之細緻和學問之淵博，雖然派拉蒙歷史比米高梅更為悠久，出品更多，不可能每張長片都有圖文介紹。
華納、環球、聯美、RKO這四家公司的《故事》也已出版，它們的編撰人若非英人，也是久居倫敦的美國人，好萊塢的知識同伊姆斯差不多淵博，寫的英文也算得上漂亮，遠勝美國書局策劃的同類書籍。當年好萊塢八大公司，只有二十世紀福克斯、哥倫比亞這兩家尚無《故事》報道，但想也在編寫之中了。
討論繪畫、建築、電影的巨型書，因為圖片多，通常放在客廳咖啡矮桌上，供客人、家裡人飯後酒餘翻閱消遣之用的。我自己則並無坐在客廳沙發上看書的習慣。即使看中英文報紙，也得把它放在書桌上，坐下來看的。一來，客廳燈光不夠亮，坐在沙發上看書傷眼睛。二來，繪畫、建築、電影每項都是大學問，自己雖非專家，只有把書放平在書桌上，認真去讀它，才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這項學問。不少中外學者只關心某項學問的某一部分，有關這一部分的專著、論文他們看得很齊全，對其他學問則不感興趣。這樣一位專家，可能在他的小天地裡很有些建樹，但本行之外的東西懂得太少，同他談話往往是很乏味的。我自己的毛病則在興趣太廣。
每兩星期翻閱一份新出的《紐約書評雙週刊》差不多每篇書評（不論題目是宗教、思想、政治、文藝、名人傳記，不論是哪個時代、哪個國家的事情）讀起來都很津津有味，只好剋制自己，少讀幾篇。孔子勸老年人，“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我不貪錢，從不做發財的夢，想不到即屆退休的年齡，求知慾竟如此之強，每種學問都想多懂一點，多“得”一點。這，我想，也是“血氣既衰”的症狀。年輕的時候專攻文學，我忍得住氣，並不因為自己別的學問懂得太少而感到不滿足。
赫胥黎《看的藝術》令我受惠終身。
一九四八年初抵達新港後，我在一個愛爾蘭老太婆家裡，租居了一間房間，住了八九個月。我的書桌右邊放了一隻極小的舊式檯燈，事後發現那幾個月左眼近視加深了一點，非常後悔。假如老太婆給我兩隻檯燈，左右光線平均，近視就不會加深了。但是旅美四十年，搬出老太婆家後長年熬夜讀書而至今目力未見老化，實在說得上是有福氣的。這同我每天必服維他命、礦物質當然很有關係。
但五十年代初期我讀了A·赫胥黎剛出的那本小冊子《看的藝術》，更是受惠終身。赫氏童年時患了一場大病，差不多雙目失明，因之他對保養眼睛之道大有研究。他認為書房的燈光應明亮如白晝才不傷眼睛，因此三十多年來我在書桌上總放著兩隻一百支光的檯燈，天花板上那盞燈至少也是百支光的（二十多年來，我早已改裝了熒光燈），果然保持了我雙目的健康。
美國華裔小學生，好多患近視，想來在家裡伏案做功課時，燈光不夠。希望賢明的家長們，不要為了節省電費而吝惜燈光，子女很小就戴了眼鏡，做父母的看到了，心裡也該是十分難受的。
讀書不僅光線要充足，衣鞋要舒服，在我未戒菸之前，“雞窗夜靜開書卷”，當然少不了煙茶二物做伴。每晚散步回家，沏好一杯龍井坐定，也就必然點燃一支菸卷，或者一斗菸絲，一口口地吸起來。這樣眼睛忙著看字，手忙著端茶送煙，口忙著品茗吐霧，靜夜讀書，的確興趣無窮。
到了七十年代，靠了茶精、尼古丁提神，我經常熬夜，假如翌晨無課，五六點鐘才上床。但雖然入睡了（尤其在冬天，窗不能敞開），呼吸的還是充滿煙味的空氣。我吸菸近四十年，原先煙癮不大，但少說也有三十年，天天在煙霧中生活，如此不顧健康，現在想想實在可怕。
煙終於在三年半前戒掉了，而且早在戒菸之前，連早餐時喝咖啡的習慣也戒了。只有書房裡喝中國茶的習慣沒有去改，戒茶並不困難，但明知飲茶對身體無益而可能有害，我卻不想去戒。
留美四十年，我生活早已洋化，思想和我國古代文人不一樣，連飲食習慣也不太一樣。王洞在我指導之下燒的中國飯，不用白米、豬肉、牛肉，絕少用鹽和醬油。古代文人一定皺眉頭吃不下去的。但假如蘇東坡、袁子才有興訪遊紐約，來到寒舍，我給他們每人一杯新沏的龍井或烏龍。雖然自來水比不上泉水、井水，他們還是覺得清香可口的。因此我一人在海外書房讀書，讀的可能是西文書，也可能是當今大陸、臺灣學者痛批中國傳統的新著作。但一杯清茶在手，總覺得自己還是同那個傳統並未完全脫節的讀書人。而且戒菸之後，下午讀書也得衝一杯，我的茶癮也愈來愈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