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在听，到会就行；心不在会，坐完则灵。斯是开会，我却闲情。
抽着红塔山，喝着老龙井。谈论处世学，话说山海经。可以拉家常，眯眼睛。
无群言之乱耳，无公务之劳神。虽非麻将场，堪比歌舞厅。
有道是：“开完就行”。
当然，我们也不要太紧张，毕竟都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一篇就历数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十场会议，哪一场都是响当当的重要，让我们追溯历史，回味下那些年，我们的祖先经历过的大场面。
第十位：刘邦朝会
秦朝夷灭，汉朝鼎新，然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却不怎么开心。
因为西汉政权建立之初，秦朝仪法已废，新的礼仪法度尚未确立，朝廷秩序杂乱无章。而刘邦本身是一个大老粗，他的老乡团也是如此，所每逢朝会，史记记载是：“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大臣们喝高了，在朝堂之上大呼大叫，拔剑砍柱，这是一个新国家该有的气象吗？
马上得天下，那不能马上治理天下，已作为皇帝的刘邦，对此十分厌恶，所谓君臣有别，他不能再像战争时代那样搞君臣无别，因此，当时的大儒叔孙通，征得刘邦同意，依据先秦古礼及秦仪，主持制定朝廷礼仪，制定了《傍章律》十八篇，关于朝廷、宗庙、君臣、贵贱等礼仪法度与等级秩序方面的法律规定皆有设计。
是故《汉书•高帝纪下》载：“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
经过叔孙通制定好的立法，在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的庆典朝会上，实行了。
朝会按照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制度进行。天亮之前，谒者领着诸侯大臣们按照一定的次序进入殿门，院子里排列着保卫宫廷的骑兵、步兵，陈列着各种兵器，插着各种旗帜。此时，有人喊了一声：“趋。”殿下的郎中们站到台阶的两旁，每个台阶上都站着几百人。功臣、列侯、将军，以及其他军官们都依次站在西边，面朝东；丞相以下的名种文官都依次站在东边，面朝西。
九行人设立了九个傧相，专门负责上下传呼。最后，皇帝的车子从后宫出来了，皇帝的随行人员拿着旗子，传话叫大家注意，然后领着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官吏们依次向皇帝朝贺。从诸侯王以下，所有的人都诚惶诚恐，肃然起敬。
群臣行礼过后，又按着严格的礼法摆出酒宴。那些有资格陪刘邦坐在大殿上头的人们也都叩伏在席上，他们一个个按着爵位的高低依次起身给刘邦祝酒。等到酒过九巡，谒者传出命令说：“止。”哪一个人稍有不合礼法，负责纠察的御史立即把他们拉出去。
整个朝会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刘邦看到朝会井然有序的状况，心满意足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重大决议，但高祖七年十月的这场朝会，却是一场影响中国历史的会议。
这场按儒士制定的礼法进行的朝会，不仅是儒家首次登上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舞台，更代表汉朝走上了“以礼治国”的道路，为后世各个朝代开会提供了会议范本，因此，要讲开会，以此为首。
汉高祖七年十月，长乐宫朝会上，刘邦大手一挥：“全面推进以礼治国！”
第九位：白虎通义
东汉第三位皇帝，汉章帝的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中国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将皇帝与儒家们经学辩论的结果撰集而成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班固，因辩论地点在白虎观而得名《白虎通义》。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於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 ，讲议‘五经’同异。”
白虎会议的的宗旨，根据章帝诏书和杨终建议所言，就是要减省当时经学界盛行的支离繁琐的章句之学，协调各派学术，共正经义，取得“永为后世则”的效果。
与会者数十人，包括今古文经学各派知名学者，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提出议题，经诸儒讨论、发表见解后，再由侍中淳于越上奏，章帝亲加裁决。尽管与会者中不乏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经学家，如今文经学家丁鸿、古文经学家贾逵等，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但章帝却将总结会议成果、撰写《白虎通》的任务交给了史臣班固——用意是要超越于各学派之上，而体现官方最高权威。
因此，《白虎通义》可以说是由参加白虎观会议的诸儒生共同起草，汉章帝予以选定(包括章帝本人的论断)，最后由班固整理、编纂成书的。
在今天，很多人不会知晓白虎会议的重要性，但在学术界之人来看，涉及当时古文今文白虎会可以说是一场汉代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东汉完全以儒治国，而儒家当时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撕逼不已的当年，白虎会议用国家的权威和意志，确立了今文经学的领导地位。
《白虎通》是代表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具有法典性质的文献，其思想宗旨是论证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使之神圣化、规范化，主体是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它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是故史家曰：“谶纬盛于东汉。”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言以蔽之，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上，汉章帝以国家意志，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质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比后世的我们，早了一千九百年……
第八位：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不必多说，大家自知。
然而，这场意义深远的大会，只能排在第八，没办法，后面的七场会议，各个都比它牛啊。
第七位：商鞅公会
公元前359年，励精图治的秦孝公打算任用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但担心保守的国人非议，所以召开了一次朝会，命大臣们商议变法。
这是商鞅的第一场硬仗，作为初来乍到的外国士人，他的对手却是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元老大臣。
这批大臣群起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对此，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
这场朝堂之上的大辩论，为商鞅后来的变法打下舆论基础，成为商鞅变法的先声，也成为秦国走向富强的第一步，开启了战国裂变。
在商鞅于朝会上挥斥方遒的138年后，秦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转折，就在这一场朝会上形成。
公元前359年，秦国雍城的朝堂大会上，一个年轻士子的慷慨陈词，开启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时代，影响中国历史的会议，它当之无愧！
第六位：葵丘会盟
这就是齐恒公的葵丘会盟。
战国有七雄，春秋有五霸，判断春秋五霸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有无主持过诸侯会盟，而葵丘会盟，就是齐恒公主持的第一次诸侯会盟。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奉周天子之命”，向各诸侯发出通知，约定三月初一在齐国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
诸侯会见完毕后，共推齐桓公为盟主，并在会上订立了盟约。葵丘会盟是诸候和好签订盟约之会，盟约“五禁”、“五命”。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许乱筑堤坝，不许限制粮食出口；凡是不孝的儿子，就把他杀掉，凡已经设立的太子就不要更改；官位不可世袭，官员不得在外兼职，国君不得擅自杀士大夫；要培养人才，表彰有德之士；要尊老爱幼，善待外国来宾等。
从这些条约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以齐国为主导的国际和平会议，旨在让各国人民修养生息，发展经济，同时也保证了周礼式微的背景下中原文明的传承，这比1942年《联合国宣言》发表，整整提前了将近2600年！
更为重要的是，在葵秋会盟上，面对四周蛮夷侵袭华夏的困境，在管仲的献策下，齐恒公喊出了这震古烁今的四个字：
“尊王攘夷”
就是这四个字，开启了华夏族对蛮夷的团结反击，保证了华夏文化的生生不息。
就是这四个字，让后世的仲尼含着热泪说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公元前618年，葵秋会盟上，齐恒公振臂一呼：“尊王攘夷！”就凭这四个字，葵丘会盟，青史凿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