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的儒学影响下，哪怕是不识字的老翁也对《论语》的大名如雷贯耳。可实际上，哪怕是许多接受了大学教育的文化人士对《论语》的了解其实也未必超过初高中学的几句名语。常说儒学流淌在中国人的血管里，可流的是哪门子儒学？大多数人的血管里，不过是乡党尊卑的教诲、普罗大众一句句是是而非的圣人言罢了。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李贽、船山，谁又能代表儒学？更不提无数个夫子自己的理解，士大夫为了上下有序对平民有意无意的欺骗，儒学这一概念，早已如黄河，理不清水与沙，鱼龙混杂。正因如此，自己读《论语》的过程无异于一场破除固有观念的旅行，从小到大引以为重的至理名言一个个洗牌，从震惊到困惑再到如有所悟。
言必信，行必果，恐怕是每个孩子从大人处得到的教诲，估计没几个人对此质疑，皆认为是最正统的儒学文化。可偏偏不巧，后面还接着一句“硁硁然小人哉。”对这句话的理解着实让儒生伤脑筋，朱熹解释小人也可以言必信行必果，不害人不害己，但观全书这种解释未必正确。我读的杨伯峻先生译著版这样解释硁硁然小人哉：这是不问是非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杨先生的翻译可能更切孔子的意。卫灵公篇有这么一句话“君子义以为质”，强调君子以合宜为原则。过犹不及，这个度当然应由现实而定，事实上，自己最初的意愿很多时候并不与现实相符，这时就应改变，而不是冥顽不宁。阳货篇中更为直白“恶果敢而窒者”憎恨勇于贯彻自己的主张，却顽固不通、执拗到底的人。三语分散在论语各处，连起来读却别有意思，人们对孔子的印象往往是个食古不化的复古者，可这三语中的孔子更像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很好笑的是，后世的一些腐儒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什么叫“硁硁然小人哉。”司马光从私德上说可以称君子，可从为政上却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食古不化。祖宗之法不可变，三冗就由它去。退居洛阳十数年不改其志固然令人佩服，但也使北宋丧失了最后一次富强的机会，晚年新法不论好坏一应废除、向西夏割地的做法更可谓倒行逆施、丧心病狂。仅仅因为党争就将将士用鲜血开拓的疆土拱手让人，怕西夏发兵讨要的说法岂能服众。他用自己心目中的儒学管理国家，治国当用儒人，不收汉唐故土，守着一亩三分地。可这样一个国家，偏偏是第一个纲常崩塌、神州陆沉。子路说管仲不仁，孔子对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而对子贡的质疑更是直接驳斥“微管仲，吾其背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对孔子来说，最大的仁德是保护华夏文明，而后世这些腐儒连祖宗留下来的地都保不了，又何谈仁德？
在很多人眼里，孔子是个好好先生，从不动怒，哪怕别人吧唾沫呸到他脸上，也会好言相劝。正好从网上看到一句评论：“我向来不赞成复仇的，但有些事吧，真就不好说，我没法做到孔子那种圣人。”很抱歉，孔子对以德报怨这种事向来不赞成的。宪问篇有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好一个用拿公平正直来回答怨恨。中国以宋为分水岭，宋以前的儒生文能治国安邦，武能提三尺长剑，立功于万里之外。到了宋以后，文人的精气神没了，全都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书生，连带着老祖宗的形象也发生改变。连一阵风就能吹倒的酒囊饭袋，又怎能想象祖先的武德充沛呢？自然，外敌入侵也要和颜悦色跟他商量，到了今天甚至有些人看来讨伐瓦刺入侵也成了大逆不道。
如果孔子泉下有灵得知自己这般形象，恐怕会直接怼回去。看论语有时看得直乐呵，无他，孔子怼人太酣畅淋漓。老朋友原壤箕坐等孔子，孔子直接开骂，“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何等的畅快，今人讽刺一些变坏的老人，长篇大论抵得过这一句？孔子骂完还不解气，用拐杖敲原壤的小腿，怕没几个人看着这场面不笑，一个直快的老头骂完还不够，赌气似地还拍几下。
孔子的暴脾气不仅仅体现在这一处，面对灵公与夫人招摇过市，尖酸讽刺“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不留情面，“再，斯可矣。”今人谈键政必以鲁迅为宗，可观孔子足以与鲁迅并驾齐驱，惜名声不显。
儒生未必不可以不热血，乡愿更可能是德之贼。自己读《论语》最大的收获可能就在于知道孔子不能和宋后的儒生划等号，一切的罪过不应该都揽在孔子头上，毕竟孔子是人不是框，不能什么都往里装，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