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個史前聚落遺址的新發現，震驚了國內外考古界，這就是著名的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遺址。它位於內蒙古通遼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鎮境內，距通遼市區只有50公里。經考古專家用碳14法測年，這處遺址距今5500年——5000年。
經勘測發現，遺址區總面積約17萬平方米，從2010年到2014年已發掘8200多平方米，清理出房址81座，墓葬14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骨器、蚌器等遺物兩千多件。望著這些豐富的遺址、遺物，考古界又一次被震驚了，可以想見史前新石器時期哈民文明的端倪。科爾沁先民們用睿智創造的史前文化，創下了四項國內乃至世界之最：一、它是中國考古界首次在北緯43度以北地區發現的史前聚落遺址，這在世界上也不多見。二、出土的遺址、遺物規模之大，保存之完好，遺蹟現象之震撼，出土文物之豐富，在整個東北地區乃至全國都是極為罕見的。三、遺址內發現的十幾座保存較為完整的房屋木質構架痕跡，再現了新石器時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構築框架情況，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史前聚落遺址中尚屬首次發現。四、房址內發現凌亂堆棄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類罹難場所，特別是其中一座僅18平方米房址內發現的97具人骨遺骸，將史前那場凝固了重大災難事件的原生狀態，活生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堪稱中國史前之最。正是由於科爾沁先民們的出色展現，被考古界專家們稱為：這是地球北緯43度以北線上的第一個人類文明強音。
哈民史前聚落遺址，這是科爾沁先民們留給後人的最珍貴的文化遺產，是科爾沁地區最重要的歷史根脈，它不僅使科爾沁地域歷史實證足足提前了一千年，而且改變了史前的科爾沁地區向來被視為邊塞蠻荒之地的看法，充分證明了科爾沁地區是中華古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遺址，榮獲國家文物局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2020年6月16日，趁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緩解，我懷著好奇和崇敬的心情，與友人驅車前往參觀哈民遺址，拜謁了科爾沁的先民們。看著那些閃耀著史前文明之光的聚落遺址和種類繁多的出土文物，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冥冥之中好像與科爾沁的先民們有了溝通，我突發奇想，產生要與科爾沁先民們來一次對話的衝動。
記者：先民們，你們在五千多年前是如何來到現在叫哈民忙哈的這塊地方的？
科爾沁先民：五千多年前，我們告別了藉以棲息的山洞與森林，走向陸地和平原，逐水草而遷徙，遇到適合於生活的地方就住下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來到這個地方。這裡南面有一條大河（據專家考證就是現在的西遼河——作者按），北面也有一條河（現在的新開河——作者按），中間是大片的坨沼草甸，長著綠草，盛開著各種鮮花，其間還有湖沼，樹木也很多，還有成片的原始森林，有鹿、野豬、野牛、野馬、狼、狐狸、野兔出沒其中，還生活著野雞、野鴨和各種鳥類。河裡有魚、螺和蚌類。我們靠採集野生植物、狩獵和漁獵為生，狩獵那些小型的哺乳動物，像野兔、野豬和狍子等，用火取暖和烘烤食物。
記者：植物考古學家根據哈民遺址出土的農業種子遺存，鑑定屬於粟、黍和大麻三種，認為哈民的農業特點是以種植旱地作物粟和黍為主。糜黍遺蹟和出土的石斧、石耜、石磨盤、石磨棒等成組生產、生活工具的發現，說明哈民時期農業已經比較發達。先民們，你們是否已經開始了原始的農耕活動？
科爾沁先民：那時為了解決食物問題，除了狩獵、漁獵之外，我們還採集一些能吃的野生的粟和黍的種子，把石頭打製成石斧、石耜等工具，進行農耕種植。收穫的粟、黍比較難吃，我們又發明製作了石磨盤、石磨棒，對粟、黍進行加工，就變成了小米和黃米，吃起來就好多了。
記者：哈民遺址出土了大量的各種石器、骨器、蚌器，製作精良，說明農耕、狩獵和漁獵，是哈民人主要的生產生活手段。在房址內還出土了幾十件玉器，像方形玉璧、玉匕形器，在中國東北地區史前考古中均屬首次發現。
科爾沁先民：我們打製各種石器，是為了更好地種地。製作骨器、蚌器，是以備日常生活使用，有的還可以作為裝飾品。玉器主要是用來佩戴和裝飾。那時，我們已有了初步的審美觀念，已經熟練掌握了打製、磨製、鋸割、鑽孔技術，並且運用到生產生活工具及裝飾品的製作上。
記者：在出土的農業種子遺存中，發現了大量的大麻的種子，還出土了用陶片改制而成的陶紡輪以及骨匕等織布工具，那時，你們是不是已經能夠紡線織布了？
科爾沁先民：那個年頭，我們除了種植粟、黍類農作物外，還種了很多大麻。大麻不僅可以食用，種子還可以藥用。後來，我們又發現大麻的纖維可以做麻繩，可以織麻布。我們就琢磨如何才能紡線織布，研究製作織布工具，用陶片改制成紡輪，用獸骨做成骨匕，來紡線和織布。廣泛用於生產、生活當中，縫製衣服御寒，麻繩可以捆綁東西等等。
記者：五千多年前，你們已經學會燒製陶器，從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大部分是砂質陶，有筒形陶罐、陶壺、陶缽、陶盆、陶盤、三足罐、斜口器等生活用具，多數為成組出現，以“麻點紋”紋飾陶器最多。獨樹一幟的“麻點紋”紋飾，成為“哈民文化”最顯著的特徵，還出土了一隻造型古拙的陶豬，堪稱“中華史前第一美陶豬”。
科爾沁先民：根據生活的需要，我們學會了燒製各種陶器，用來盛裝食物，燒水做飯，儲存像糧食、種子一類的東西。我們就地取材，用當地的砂質土做成各式陶胎。為了使陶器美觀，我們就把粗糙的麻繩，纏繞在棒狀工具上，在陶胎上進行滾壓和拍壓，就形成了麻點紋飾，以及方格紋等，再用火燒製，就做成了美觀耐用的陶器。
記者：哈民忙哈遺址，從發掘現場看聚落佈局，所有房址沿東北——西南排列，自西北向東南方向成排分佈，平面呈長方形或方形，門道設置在居室的東南，呈凸字形，朝向統一，灰坑散佈於房址四周。按房址半地穴面積（不包括門道），可分為小型、中小型、中大型、大型四種。在已發掘的半地穴式遺址內，發現多座保存較為完整的房屋木質構架痕跡。你們當時是如何建造房屋的？
科爾沁先民：我們的聚落是定居聚落。那時，這個地方冬季特別寒冷，夏季又非常炎熱，我們就考慮搭建半地穴式房屋，一半在地下，可以起到禦寒和防熱的作用。在聚落建設上，我們已開始有了規劃的概念，力求儘可能的整齊劃一，規格也根據需要，有大有小。我們選擇在地勢較高，較為平坦開闊的地方建房，統一樣式和架構。這裡樹木很多，我們採用木結構屋頂，具體搭建方法是，把橫樑放在屋頂中部，四角由承重柱子支撐，檁子搭在木樑上，一端接地，一端聚向屋頂中間，檁子之間等距離鋪設椽子，這些都用麻繩固定，使梁、檁、椽之間相互結合，形成四面斜坡式方錐形房頂，然後在房體表面苫房蓋兒，抹草泥，使房屋能夠遮風擋雨，防熱禦寒。然後，在屋內用火烤地面和穴壁，使其乾燥便於居住。灶臺建在居室中部偏向門道一側。一般居室還建有二層臺，放置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在聚落的外圍，我們還修建了環壕，以保證居住安全。
記者：又不知過了多少年，哈民聚落遭到遺棄，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幾千年後，當考古學家把聚落遺址發掘出來後，人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一些房址內有不少非正常死亡人類的遺骸，在一座不足18平米的房址內，有近百具人類屍骨疊加擠壓在一起，還有被大火燒過的已經坍塌的保存尚好的房屋木構樑架。面對這罕見的原生態的場景，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對聚落廢棄原因，人骨遺骸進行檢測和深入分析研究，他們排除了戰爭因素，因為在屍骨上沒有發現砍痕、傷痕、斷痕、裂痕，也排除了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的原因，因為哈民忙哈這個地方自古氣候相對乾旱，雖有河流、湖泊，但發生大地震、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大家趨向一致的看法，就是突然遭遇了急性流行性疾病或者瘟疫，發病急、傳染快、死亡率極高，這對生命極其脆弱的古人類來說，無疑是一場帶有毀滅性的災難。當時，你們到底發生了什麼突發事件？
科爾沁先民：本來，我們生活得很愉快，也很愜意，每天種地，打獵，捕魚，撈蚌，無憂無慮。突然間一段時間，不斷有人發病、死亡，後來，得病的人越來越多，死亡的人也接連不斷，根本來不及掩埋，我們就指定了一間房屋來放屍體。我們把死去的人抬來放到裡面，後死的人就堆放在先死的人的上面，層層疊疊的，靠裡面放不下了，就逐漸堆到了門口。外部落的人知道我們這邊有傳染病啦，也在堵截和隔離我們。為了我們聚落的人不致滅絕，我們忍痛放一把火把聚落燒了，外部落的人也過來燒我們的房舍。我們僥倖沒得病活下來的人，被迫遠走他鄉，去尋找和建立新的聚落。
結束語：哈民忙哈遺址，是迄今在科爾沁地區最大規模發掘的史前聚落遺址。據考古專家稱：該聚落遺址保存完整，出土遺物豐富，文化內涵鮮明，遺址房屋結構、墓葬形制和疊肢葬等喪葬習俗具有明顯的地域考古學文化特點。陶器的基本組合，尤其是富有鮮明特點的麻點紋、方格紋及施紋方式，都區別於遼西地區已發現命名的新石器文化，由石耜、石鑿、磨盤、磨棒、盤狀器、石杵、骨錐、骨匕、蚌刀等構成的生產工具組合，也與周鄰已知考古學文化不同，比如出土的肩部有耳的小壺、還有淺腹大圈足盆或缽，都是紅山文化所不見的，因此，將這一獨特的遺存，命名為“哈民文化”。 博友/劉學通
來源：通遼日報·西遼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