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平/文
2013年秋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彭宇行到閬中視察,聽取了我市陪同人員王萌(時任閬中市人大副主任，現任市政協副主席)的介紹,被閬中厚重獨特的天文文化所吸引,遂決定將閬中古天文研究納入四川省科技支撐計劃項目予以專題研究。
爾後王萌先後到南京大學拜訪著名天文史專家盧央和到中科院拜訪孫小淳先生（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天文學史委員會副主席）,經多方調查研究,組建了權威專業團隊進行研究,並於2014年5月8日在錦屏山觀星樓舉行了閬中古天文科考項目啟動儀式。孫小淳及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魯大龍、趙永恆研究員,國家天文臺李勇教授,黎耕、寧曉玉博士等十餘人組成的專家團隊出席了啟動儀式。
在邀請國家天文臺和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專家進行專題研究的同時,2015年4月初,還邀請了中國天文考古學創始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馮時先生對閬中古天文進行考古人文研究。
馮時先生就閬中天文考古文化和歷史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認為閬中根據城市地理及歷史文化來判斷是“大邑天成,王者之都”,在文化源頭髮生上具有濃厚的夷文化特點,“閬中”一名與天文和上古昇仙思想相關,且有“天地之門天地之中”的義涵,以“邑”來完整體現古人的昇仙思想,在中國目前還沒有找到第二處。
同時,馮先生還為申報四川省科技支撐計劃項目進行了悉心指導,後經與省廳專家多次溝通論證,最後將閬中古天文研究項目確定為《閬中天文文化保護、傳承與綜合利用研究,以落下閎(太初曆)為中心》,並由閬中古城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作為項目承擔單位,課題實施週期為兩年,項目在原有研究計劃基礎上,增加了閬中天文考古田野調查和地方天文科普館建設內容,並將田野考古調查目標重點鎖定在傳統文獻及民間口述史傳說聚焦的雲臺山、靈山、盤龍山、玉臺山和文成山五地。
根據項目研究需要,課題組於2015年9月成立了閬中天文考古田野調查組,調查組由四川省考古院考古所孫智彬研究員為組長,成員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譚繼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教授、《中國考古學報》主編、中國天文考古學創始人馮時,西南民族大學教授、著名巴蜀文化專家祁和暉以及南充市、閬中市文物部門專家和本土學者王萌、劉富立、侯開良、張治平、李文明、李家駒等組成。
期間我們還聘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甘青隊和四川隊隊長葉茂林及三星堆考古負責人原四川省考古所所長助理陳德安為特邀專家參與閬中天文考古田野調查工作。考古調查組於2015年11月中旬開始深入雲臺山、靈山、盤龍山、玉臺山、文成山等地進行實地勘查和調查。
靈山新石器遺址
2015年11月1日調查組開始對靈山進行調查,主要針《華陽國志》、《周地圖記》、《蜀中廣記》、《大明一統志)及地方史志所載靈山的“聖池”、“九層塔”、“開明神獸”、“鱉靈墓”、“鱉靈廟”、“龍女洞”、“仙穴山”、“玉女峰”、“玉女搗煉石”、“棋盤山”及“靈山”的文化信息進行調查,重點勘驗靈山大廟遺址和九層塔(山頂圜丘)的關係及諸多傳說的天文歷史文化。
當天由於時間關係,馮時、孫智彬等專家主要對靈山的山川形法及疑似祭壇的山頂圜丘及靈山頂圜丘與東面平壩大廟的關係進行了初步的分析,認為圜丘與大廟具有“前享後冢”關係,圜丘並有九層塔之說,需認真探索。
11月8日、11月29日,調查組又多次對靈山疑似九重塔的山丘進行調查,並對第三層和第五層土階斷埂處坡面進行刮削和解剖,發現了不晚於唐宋的文化層,證實了靈山山頂九重環臺確有人工壘土的痕跡。馮時先生認為靈山孤峰兀立於東河與嘉陵江之間,且是稜形山勢,與中國傳統的陰陽觀念暗合,加上頂部具有九層臺階狀的山丘及山頂圜丘並有九重塔的記載與傳說,這很可能成為證明此山之所以稱為“靈山”的關鍵證據 ,與遠古及三代先民昇仙神山及“增城九重”的認知相契合,值得重視和認真研究。
初步調研論證表明靈山山頂九重塔及頂上圜丘的禮天祭壇性質愈來愈明確,在與張明堯、張明義等老人訪談時,他們均認為靈山山頂原有八角臺,臺上並有八角亭,並親眼看到過用石條砌成的八卦臺形狀,其石條於20世紀70年代,被大量拆除,用於修建山頂下方的集體生產時的看山房舍。這對於我們調查人員來說亦喜亦憂,喜的是八卦臺(亭)歷來與天文風水祭祀有關,憂的是能否還能找到一部分可靠的實物,並且八卦臺(亭)的歷史有可能並不久遠,與猜想中的上古增城歷史或鱉靈時代相差得太遠。
調查和文獻研究表明靈山文化內涵極為豐富,信息量大且複雜,專家主張進行較系統全面的調查分析,於是2016年春節前後,調查組組織人力對靈山道路和大廟遺址及傳說的“聖池”“古水井”“九重塔”等進行了地表雜物清理,於2016年春夏對大廟遺址和原農民所掘蓄水池及靈山四周山坡的堆集物和坡面進行系統調查與勘驗,由於調查組人員多是在職工作人員,因此調查時間多集中在週末和節假日期間。
2016年3月至6月,調查組對靈山大廟遺址及疑似明代《保寧府志》所載靈山“聖池”裸露地表進行刮削調查物驗,在大廟遺址原農民所挖蓄水池遺址坑依次發現了從明清上溯到秦漢及商周時期的文化層,在商周文化層發現了兩件灰褐色夾砂粗陶片,這一發現引起了孫智彬所長的高度重視,因為灰褐色夾砂粗陶是新石器晚期文化重要標誌,當時由於沒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層,故孫所長認為以已有的證據將靈山遺址確定為商周遺址應無異疑。
靈山大廟遺址定為商周遺址這一結論,當時對我們來講很興奮,因為從文獻及傳說來看靈山最早的歷史源於蜀王開明氏鱉靈,而鱉靈是古蜀開明氏開明王朝的第一代帝王,距今也僅有2500年左右,靈山遺址上限到商代,表明考古已將靈山文化歷史上推了一千年,這一結果會是最終的結論嗎?
成都郫都 “望叢祠“的古蜀望、叢二帝塑像，左為叢帝鱉靈
這時我們大膽地聯想到嘉陵江自古是溝通古崑崙甘青高原和長江中下游的文明通道,靈山下的東河又東通大巴山腹地過漢江與伊河相通可達中原,往北穿秦嶺可達關中,而靈山便處於崑崙門戶秦巴鑰匙的關鍵之地,是上古族群移動“奠高山大川”敷土祭祀的必選之地,且閬中自古以來又有華胥伏羲華胥氏之國的傳說,而華胥伏羲文化則遠遠超越商周的時限,可上推至距今七八千年,至少可推至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於是我們認為有進一步深度調查的必要。
6月24日,調查組再上靈山,對原村民廢棄的蓄水池西側再一次進行剖面清理勘驗,結果發現了大量紅燒土和夾砂陶文化層,以夾細砂為主,陶色有紅、黑、灰、褐以及黃褐等色,顏色多不純正。紋飾則有繩紋,附加堆紋、劃紋、凹凸弦紋、戳印紋等,多交錯繩紋組成的蘭方格紋和菱形紋等,並發現有甕、缽、罐、器蓋等殘件及紡輪,發現的東西比前幾個月的調查都多,我們將這些發現通過照片傳給因有事在成都未參加的孫所長,孫所長說有可能與新石器文化有關,我們隱約覺得一個重大的發現正在向我們走來。
25日我們繼續開展對廢棄蓄水池遺址西側剖面進行解剖,16點30時左右水池西側發出了“叮”的一聲,吸引了調查人員,原來是民工張義明對廢棄蓄水池垮塌棄土清理時,無意碰撞到了什麼堅硬的東西。這時我們立馬停止大型工具清理,而輕輕用刮削器剡開棄土,一個殘長約12cm、寬約6-9cm、中有兩孔、殘部有半孔的刀斧形器物閃耀著碧綠的光芒,我們頓時激動起來。
中有兩孔、殘部有半孔的刀斧形器物
我們初以為是青銅器,下坑仔細觀察是一塊似玉似石的三孔石器,我們立馬進行了現場保護,只是拍照,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將照片及時發給了在上海金城學校講學的馮時先生,馮時先生看了彩信圖片立即回電說,祝賀我們調查取得了重大發現,他說我們發現的應是一塊新石器時代上古先民用於禮天的三孔石刀或石鉞,目前我國考古界只在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龍山文化及齊家文化中有發現,多與三星崇拜和禮天有關,與天文觀測有關。
同時我們也將此發現報與市文物局相關領導和在成都的孫智彬所長,並與王萌主任進行了聯繫。大約5點30左右市文物局劉富立和市人大副主任王萌親臨現場指導文物清理及保護工作。
三孔石器出處地距地面約2.1m,石器呈南北方向平放,南邊石孔為半圓形的殘孔,三孔內直徑均約1.2cm,石器正東40cm處有一個口徑約20cm的陶器淹沒在泥土中,陶器周邊隱約還有多少殘陶容器,陶容器的土壤裡灰黑的,疑似與古人以陶容器盛祭祀的生活用品有關。
6時許,市文物局副局長劉富立在仔細地觀測驗後小心翼翼地將三孔石器取出,經清理石器徑長12cm、口徑6-9cm、徑高(厚)0.3-0.8cm,是一塊類似玉質的有大理石般紋路的石刀,整體打磨得極為光滑,殘孔周邊鋒刃堅利,磨製光滑,石孔為兩邊開口,三面脊稜皆磨製有流暢的稜紋。
6月26日早上省考古院孫智彬所長,從成都匆匆趕到閬中,在草堂別院對發現的三孔石器及採集的眾多陶片進行了分析,指出我們調查發現了靈山新石器文化層。隨後孫所長帶領我們上靈山進行現場勘驗和複驗,孫所長對蓄水池剖面進行了全面刮削,並根據棵露的陶片進行分層,發現從上到下共有13層,從近現代經明清、漢唐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同時在對蓄水池底坑清理時在原三孔石器和陶容器之間南30cm處發現了一個長約40cm、寬約10-20em、厚約5-8cm的礪石,其表面有磨製而形成光滑凹槽,四槽寬約5-7cm、長約10cm、深約0.5-0.7cm,礪石為砂質石材。
通過現場勘驗分析,孫智彬所長說,從出土的陶片、石器及紅燒土層文化的特點分析蓄水池西面剖面文化層豐富,最底層為新石器文化層,靈山是一個新石器文化遺址,是目前嘉陵江中游幹流發現的唯一一個新石器文化遺址。
從靈山遺址的地理位置來講,它位於兩河口相交的山丘頂部,距水面較高,加上四周山勢陡,與其他遺址相比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和個性特色,從已出土的石器看具有明顯禮器性質,天文宗教文化特色突出,具有重要考古價值,孫所長與隨行的閬中市文物局領導商議,決定按相關程序申報,進行搶救性發掘。
2016年9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啟動了靈山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發掘工作仍由孫智彬所長牽頭任領隊,省考古院的李小溪、周林和南充閬中相關文物工作人員參加了靈山考古工作。考古發掘期間我們天文考古調查組參與靈山考古工作,主要是對靈山有關歷史文化民俗活動及歷史文獻進行研究,為考古發掘工作提供資訊,同時關注考古發掘所涉天文宗教文化內,以企破譯靈山密碼。
發掘現場
2016年1月,天文考古調查組在查閱大量文獻及民俗訪談中發現靈山山頂九重塔及山頂圜丘有可能是一個遠古的祭壇,也許有燎祭遺址,建議考古隊進行現場發掘,於是考古隊在對大廟遺址發掘的同時,對山頂圜丘進行解剖,結果揭開封土後發現了一個明末清初的八卦臺遺址,其石砌西南角遺址尚存,並發現了一塊“萬善□”殘碑,碑文字跡絕大多數仍清晰可讀。
在八卦臺下有一直徑約3m人力平整規範的圓形土面,土面有明顯的三處用火痕跡,各自形成直徑約0.7m左右的紅燒土層,紅燒土層厚約0.2-0.4cm,三處用火痕跡連線基本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偏北的紅燒土中有長約30cm、寬約20cm、高約15cm的“靈石”,可能是長期過火原因,手觸成渣,裡外皆成紫紅色,根據三處用火關係分析,明顯具有燎祭特點,但歲月久遠又沒發現其他可檢測的遺物,年代難以確斷,專家認為山頂燎祭多見於上古,中古以來少見,加之山頂燎祭多為祭天,並在九層臺上,古代皆為神巫聖王和天子主持,故
靈山祭祀遺蹟疑為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靈山遺址發現引起考古界、學術界廣泛關注,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孫華教授、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馮時教授、葉茂林研究員,原四川省考古所研究院三星堆考古負責人陳德安等專家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親臨發掘現場考察,均認為靈山遺址文化內涵獨特,從出土文物和民俗傳說及文獻所載文化活動看,皆側重於天文文化和宗教文化,是一處重要的遠古天文文化和原始宗教文化遺址。
同時,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李勇教授、黎耕博士、故宮博物館博士後徐斌等在對靈山考察研究後認為,靈山祭臺與東南玉女峰(獅子嘴)及東面大廟遺址之間存在明顯的天文文化聯繫,同時他們也認為靈山及周邊蓋陽山、靈城山、文成山、高成山、盤龍山山勢獨特,其地名概念內涵獨特,具有明顯的天文學含義,它們與靈山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天文文化聯繫,靈山祭臺本身地理位置獨特,視野開闊,是觀星曆象的絕佳之地。
2017年4月下句,四川考古研究院邀請中國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博物館等權威考古部門專家學者蒞臨閬中靈山,對靈山遺址進行考古鑑定,與會專家學者對靈山新石器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給子了高度評價,認為靈山遺址是嘉陵江干流中游首次發現和發掘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為我們在嘉陵江干流找尋新石器時代遺址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借鑑與參考;
是該區域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新突破,填補了該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的空白;為我們瞭解和研究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和時空框架提供了確切的實物資料;首次在四川發現了位於山頂的燎祭遺蹟,豐富了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內涵;
出土的陶、石器,具有比較明顯的地域特色,可能是新的考古學文化或類型。為研究四川盆地以及盆地周邊如甘青、峽江地區等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的東、西交流與南北融合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將閬中有據可考的人類活動歷史從距今約3000年提早到距今4500至5000年。同時也為研究以落下閎為代表的閬中古天文及道教源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依據,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有重要的文化旅遊開發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