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北逐蒙元统一南北后，接手的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经济凋零、民生多艰的社会，还是一个南北方差异巨大、渐行渐远的社会。北方之地从金元到明，已经跟南方分离了250多年了，更早的幽云十六州已分离了400多年了。北方之地胡汉混居，风俗、习惯深受异族影响，胡化已经很严重了；且北方之地饱经战火，经济、文化已全面落后南方。此时朱元璋的紧急要务就是要把南北方重新融合在一起，重新归化在儒家文化之下，共同认可大明王朝。下面两个案例就是朱元璋是如何通过霹雳手段，融合南北再造华夏的。
案件一：军人妄给妻子案
这是《明大诰》里的案例。明朝有两个法律文件，一个是《大明律》，一个是《明大诰》。《明大诰》是朱元璋钦定的要案集锦，相当于样板案例，法律地位高于《大明律》。
洪武18年，山西洪桐县有个叫姚小五的农民，他是大明治下的一个普通农民，有几亩薄田，有个漂亮的妻子史灵芝，还有三个孩子，虽然很苦，但安静祥和。
突然一天一个叫唐闺山的兵士打破了这种平静，他拿着兵部的“勘合”（批文）说史灵芝是他的媳妇。原来史灵芝三岁的时候，曾与唐闺山的兄长定下娃娃亲。唐闺山兄长早夭，史灵芝便嫁给姚小五。然而当地有个婚俗“兄死则妻嫂”，就是兄长死了，弟弟可以娶嫂子。这明显是草原习俗，金、元政权入主中原，在200多年的侵染下，山西百姓也渐习此风。他们闹到县衙，县令看到兵部勘合，明知“非理”，但又不敢得罪兵部，便违心判决。姚小五不服，逐级上告，最终万里迢迢到应天府（现在的南京）告御状。
刑部尚书王峕（shi）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却从技术性问题入手，“如果史家当时退还彩礼，则唐是无理取闹，如果未退还彩礼，则唐的要求合情合理”，于是派人寻找娃娃亲的见证人，这说明他们也是认可“兄死妻嫂”这个婚俗的。告御状这样爆炸性的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自然会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下令都察院御史介入此案，说明对此案的处理方案不满，只可惜王峕没有认真体会。还和御史吵了起来，在讽刺御史的同时也无意中中伤了朱元璋，最终惹怒了朱元璋，最后“所以有司，尽行处斩”。
北方之地长期在草原政权统治之下，华夷界线模糊，儒家正统文化遭到挑战，存在严重的胡化。与南方认同差异巨大，且将逐渐发展为两个族群，这必然会危及大明所标榜的汉人王朝的统治基础。消弭南北认同差异，把北方拉回儒家正统文化之路上，最简单和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激烈和血腥的手段，消除胡风，将南北方重新扭成一股绳。
案件二：南北榜案
洪武30年举行科举会试。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取录五十一名进士，全是南方人，淮河以北的学子全部落榜。北方学子不服，认为主考官刘三吾是南方人，故意照顾南方仕子。于是并在齐聚在酒馆、客栈、街边纷纷议论。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即命侍读张信等人重新阅卷。张信等人确认判卷没有徇私舞弊。但此时有人上告说张信等人与刘三吾私通，为胡、蓝余党。朱元璋大怒，将张信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将刘三吾发配边疆。后来朱元璋亲自主持殿试，又复选六十一名进士，皆是淮河以北的学子，这就是当时所谓“南北榜”。
明初，北方士子一直观望徘徊，用科举制度收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唐末以来，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已逐渐全面落后于南方。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官员，势必造成地区间不平等，落后地区无人代表、无人参政，势必离心离德，影响政局的稳定。作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虑的是稳定，只有采取人为平衡的办法，才能安抚北方士子之心。此次事件，开了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当时的北方，无论是底层的农民还是精英的读书人，都与南方存在着差异。如果不采取人工介入，势必造成北方和南方更大的对立，这对大明王朝来说不是件好事。从长期来看，对中华民族也不是件好事。虽然朱元璋的手段残忍、极其血腥，但却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短期内快速扭转局势，不得不说朱元璋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政治家，不纠结于现象，一眼就看到了本质，成功把南北方整合在了一起，挽救了中华民族，再造了华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