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出现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总决赛之夜，不算很大的惊喜。但当鲍家街43号全员合体站在舞台上，再次唱起那首《晚安，北京》，所有不可能的时光瞬间逆流。
那支以中央音乐学院门牌号为名的高学历乐队，惊艳了1990年代末期近乎穷途末路的摇滚乐坛，然后以决绝的解散方式成为主唱汪峰背负多年的「罪名」。
相逢一笑泯恩仇——曾经多么激烈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情义与利益的抉择，艺术与商业的两难，最终在时间面前都化作了几句互相赞美和一丝苦笑……
青春回来了吗？
重逢，几乎成了《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主题。
多年后重组的Joyside、达达，元祖成员胡湖归来的木马，还有苦等另一半出现而不得的后海大鲨鱼……
在流量时代，这些滚圈往事都是镶着金边的。
决赛舞台上，HOT5乐队名单之外，本季最大的惊喜，也是重逢剧本。
主角汪峰，自《乐夏2》播出以来，成了微博上最积极的「自来水」，乐评每期一条，条条都是200字起的小作文。最终，不知是他的诚意感动了导演组，还是一幕大戏早已上演，以「超级大乐迷」身份亮相总决赛的汪峰，被安排在这个几乎锁定年度收视率最高的音乐现场登台演出——以鲍家街43号乐队前主唱的名义。
乐队其他成员，是汪峰亲自一个电话一个电话请回来的。他们选择了1997年首张专辑中最经典的一首老歌《晚安，北京》——比台下有些乐迷的年纪还大。
《乐队的夏天》一直试图阐释乐队精神，于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见识了太多以乐队为名的悲观离合、恩怨情仇，甚至狗血八卦……这就难怪导演们会对「鲍家街43号」的故事情有独钟——那段包含了青春、才华、叛逆、友情、理想与背叛的历史，没有比它更好、更适合成为内地摇滚黄金年代的奠祭。
我们谈论着明天/谈论着选择/谈论着许多
岁月让我们迷惑
我们幻想着没有孤独/幻想着没有痛苦
再没有枪声/再没有眼泪
仿佛活在天堂
——《追梦》
汪峰出身于北京部队大院，父母早年参军，进入文工团。一次偶然的全家出游，在北海公园的游船上，父母惊奇发现三岁的汪峰能完整且不走音地唱完《红星照我去战斗》。
看到儿子的音乐天赋，彼时在海政歌舞团做长号手的父亲，从乐团里请来小提琴老师教导儿子。从此汪峰的童年，就与玩具、游戏、小伙伴近乎绝缘了，记忆中只有严格的小提琴训练留给他的巨大痛苦。「我每天都在经历这个煎熬，至少有七八年都很自闭。」多年以后，在数次采访里，汪峰婉转地批评了父母当初的决定，「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没有小孩会对乐器有兴趣。作为父母也应该想一想，这其实是对一个孩子天性的磨灭。」
沿着父母规划好的路线，汪峰一路绿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最后于1991年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专攻小提琴。
汪峰从小练习小提琴 纪录片《存在》
但进入大学之后，汪峰的世界变了。给他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是欧美流行音乐和正在蓬勃兴起的中文摇滚。同为文工团子弟出身的崔健，对汪峰的影响尤为深刻。
汪峰回忆：「在那个时代，个体都还得不到真正的释放，整个社会大背景还是把你给同化。崔健所述说的那一种情绪，心底的一些矛盾纠结的东西，它直接就存在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这种感受无与伦比。」
这个在古典音乐中浸淫十几年的沉默寡言的青年，慢慢有了用摇滚表达自我的欲望。
2017年，汪峰邀请到一流的制作阵容——英国制作团队、导演Max Sanderson及BBC《地球》系列后期团队ONSIGHT共同完成了英文版个人纪录片《存在》。在片中，汪峰难得开口回顾乐队成立这段往事。
同班同学龙隆说：「（当时）我从深圳回北京，汪峰给我打一电话，说想找我聊聊，有个组乐队的想法。」
其他成员也是汪峰从本校找来的。「他们（同学）给我说刘刚打爵士（鼓），呦，我说打爵士，那打我这个就更小菜啦。（找）键盘，我说谁会弹流行的，他们就跟我说杜咏。我就去宿舍。他在上铺睡觉，我说谁叫杜咏，底下人指了指上面。他说：‘怎么啦，什么事儿啊？’我就说：‘想组个乐队’。」
大学时期的汪峰
发小儿杨青伟是汪峰摇滚之路上最早的投资人。当年他用在中关村卖电脑赚的十几万钱，给乐队买了全套乐器——1990年代初，一万块钱可以在北京三环内买套平房；唐朝吉他手刘义军攒了一年，才花500块钱买了一把国产电吉他。
有钱有人，乐队正式诞生——鲍家街43号，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
当时作为乐队的主唱汪峰不会弹吉他，站在台上演出颇为尴尬。「很多乐队主唱都很会表演，但汪峰不会，在台上感觉他总是手足无措，所以他会想一些怪招，比如突然来个转圈……」主音吉他手龙隆于是建议汪峰背吉他上场，但这又带来了新的困扰，「他老胡弹，经常弹断弦，弦断了（音）就跑了，弹起来就很难听……」
鲍家街43号的第一次演出，是学校的新年晚会。在汪峰父母眼中，中央音乐学院是一个「严肃的高雅艺术殿堂」，别的同学都是西装革履，表演的是钢琴、萨克斯、大提琴，可学了十几年小提琴的儿子，却烫着「吃顿饭都看不到他的脸」的长发，突兀地唱起摇滚，他们顿感面上无光，极为难堪。
校方同样被震惊到了，杨青伟——当时他已经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经纪人——回忆：「刚开始两分钟，校长就马上跑过来说，‘这样的不行啊，赶快让他们停止。’」
乐队自己倒是对这次演出评价不错，龙隆说：「亮相就算是挺惊艳的。实际上我们水平都很差，只不过大家拿无知当个性，当时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一通燥。结果还传出去了，觉得这乐队不错，还挺有创意的。」
他怀念的，是鲍家街43号乐队创立之初的样子：「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方式，现在的这些摇滚乐队都达不到。我们可以在舞台上演出很久，一支曲子演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几十分钟的都有。我们的创造力很强，舞台上我们可以即兴地编，即兴地弹，即兴地唱，这才是有意思的事情。」
1993年的一个夜晚，汪峰守在北京音乐台《午夜蓝调》节目直播间外——当时为数不多的摇滚音乐播放媒体之一——等张有待下播。
多年以后，张有待名字前面跟着一连串「第一」的头衔：大陆第一个在电台播放摇滚乐的，第一个做爵士乐的，第一个放布鲁斯的，第一个放电子乐的DJ。他开的「九霄」俱乐部，在一代人眼中，代表了最好的音乐、最前沿的音乐。
「那时候汪峰就是一个书呆子气的年轻人，眼镜片特别厚，眼镜腿还拿橡皮膏贴着，头发特别长，但是都是黏的，脏乎乎的。」张有待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他说‘我们特别想请你来看一下我们排练’。我说‘好吧’。」
在乐队的专属训练室——中央音乐学院主教学楼地下室，张有待听到了乐队专门为他弹奏的一首原创歌曲《Just Like Blues》
摇滚诗人鲍勃·迪伦在1965年写了一首名曲《Just Like Tom Thumb's Blues》。汪峰这首向伟大前辈致敬的摇滚作品，带给张有待极大震撼。
不久，张有待在节目中介绍了这支乐队和他们的作品。鲍家街43号开始出名了。
「以前都没人知道，我们也没让人知道。」杨青伟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人知道我们乐队的名字了。我们才开始走向公众。」
他很忙/他很累/却没有结果
他很怕/他很担心两手空空
他说他总感觉他无所适从
他说他总找不到去幸福的路
他已经习惯了说谎话
他已经无所谓真或假
他走在那大街上那么潇洒
他站在镜子前觉得是自己那么傻
——《李建国》
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汪峰进入中央芭蕾舞团任副首席小提琴师，这是音乐人梦寐以求的工作，但他很快就觉得无法适应周围的气氛：「同龄人在这儿基本都过老年人的生活，每天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排练演出就是聊天、打麻将……」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令父亲十几年都无法理解、耿耿于怀的决定：辞职，做一个摇滚歌手。
1997年鲍家街43号乐队签约京文唱片公司，与崔健、罗琦、唐朝乐队成为同门。同年，乐队出了第一张同名专辑《鲍家街43号》。
这张专辑时至今日仍被很多乐评人称为「神专」，《小鸟》、《李建国》、《追梦》、《晚安，北京》这些歌曲，令它担得起这份名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建国》。它代表着从一开始，鲍家街43号此时就将创作视角对准了自身之外。歌手李健曾说：「汪峰是在现在的乐坛中少有的不唱‘你爱我、我爱你’的歌手，他还在坚持着自己的风格，他的歌词总是能够震撼人心。」
《李建国》的主角是一个叫李建国的人。「如果你问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每个人」。如同张楚的《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李建国》唱的是整整一代人。
「他已经习惯了说谎话，他已经无所谓真或假。」鲍家街43号在嬉皮表象下，用针刺一样，阐述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整张专辑传唱度最高、最出名的，是《晚安，北京》。汪峰是热爱北京的，但这首歌蕴含在歌词之下却是一种不可言喻的隐晦愤怒，是青年人失去梦想和追求之后，那种不知道该如何前行的绝望和孤独。
如果说何勇的《钟鼓楼》是对曾经美好的北京的怀念，那么《晚安，北京》就是对高速发展的北京的无奈，是一个时代的镇魂歌。
然而，《鲍家街43号》生不逢时。和那几年其他的摇滚乐队一样，鲍家街43号专辑大卖后依然生计窘迫。卖出一盘专辑磁带可以拿到两毛钱，但到底卖了多少，公司说了算——最后乐队每人分到1000块左右。
内地摇滚乐坛遍地黄金的日子才过去没多久，轮到汪峰这拨人时，世界就变了。最可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在舞台上受到乐迷疯狂膜拜的同时，却没有钱。这种巨大的反差扭曲着乐队成员的心态……年复一年为生计奔波，令每个人身心俱疲。
多年后，汪峰把这段为了理想苦苦支持的岁月写进了曾感动无数人，却又惹出巨大非议的那首《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我觉得越来越有些疲倦
听着隔壁提琴的抽泣
喝着世事煮沸的肉汤
越来越有些疲倦
晚安，北京
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晚安，北京
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
——《晚安，北京》
1999年，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内地摇滚乐坛却没有等来一丝曙光，反而进入漫长的霜冻期。鲍家街43号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演出机会，状况比没出专辑之前还要糟。
和京文唱片公司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公司以5000美元的价格，把乐队专辑买一送一地卖给了一个香港公司，发行除中国内地外的整个华语地区。「那两张唱片等于是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至少10年对生活所有的梦想和理解。」2012年，《全球商业经典》一篇报道中，汪峰对记者说，「你就卖了5000美金，我觉得特别悲哀。」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汪峰和鲍家街43号的命运。
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许晓峰找到汪峰要签约。「但是条件只签我一个人，我的经纪人，我的一直奋斗的这些伙伴不可以。」2017年，汪峰在《演说家》现场讲述这段往事时说，「我突然面临了一个几乎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抉择。」
当时唱片公司对乐队的管理体制，都是乐队整体和主唱或者核心分开签。从伦敦到纽约再到北京，无数摇滚乐队都曾面临类似的选择。有些人会选择与乐队一起坚守，有些人义无反顾地决定单飞。
考虑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汪峰决定与华纳签约：「我必须需要有一个能让我的作品呈现更好的一个平台」。
多年以后回看，对汪峰个人而言，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年重义轻利的摇滚圈，选择单飞几乎等同于「背叛」，成为汪峰最早的「黑点」之一。
就连汪峰自己都对这件事情也有点阴影。在公开场合，他都说这是「无奈的市场选择」，可也曾私下对朋友坦言，自己当年这件事情做的「特孙子」。
鲍家街43号乐队吉他手龙隆
汪峰与乐队的沟通也有问题。「他总是想当一个leader（领导者），但又不懂得如何跟乐队成员沟通，让人家理解他的想法，于是就只能用一些强迫的方式。我又不是你的雇佣乐手。」鼓手单晓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