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中国西南地区经缅甸与印度洋航路相联结的古代道路被称为“滇缅道”，经缅甸至印度的道路称为“中印缅道”，也称“蜀身毒道”，或“西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但这条通道是否存在，起源何时以及盛衰走向，学术界存在争议。
有人提出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东北部似乎已经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印度北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的旧石器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因此有人认为通过缅甸中印之间早就存在一条通道。也有人对这条道路的早期存在表示质疑。
近年来考古学的资料揭示出这条古老的道路早就存在，至汉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今天要探究的就是汉代南方丝绸之路是如何开拓的。
南方丝路上的早期交流为汉朝开拓奠定了基础
南方丝绸之路是起于今中国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緬甸，而后进人印度洋，与海上丝路相联结或至印度的通商道路，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
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我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以巴蜀文化为中心所提出的，此外还涉及了我国云南省和南亚、西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年来我国西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这些文物除了带有蜀地区专属的文化色彩，很多还带有南亚、西亚地区的文化色彩。
先秦时期的文献就已记载我国西南地区与周围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了，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与语言记载了这种商贸的规模，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代出土的文物中推断出来：
1979年，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墓中，出土海贝1500多枚。由此可见，当时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关于南方丝路开通的时间学者们认识并不一致。童恩正先生研究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这一点从云南出土的春秋末战国初的贝币中可以得到考证。
现在学者大多也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纪，他们认为，直至公元前四世纪，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仍未开通，当时中国正值秦灭巴蜀，开通通向云南的五尺道的时候。孔雀王朝时的大臣考提利亚在其著作《治国安邦术》中写道：
＂桥奢耶和产自支那的成捆的丝＂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解释，据此最迟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绸便输入了印度， 这里成捆的丝，很有可能是由某个事件通过川滇缅印间的陆路辗转到达印度的，所以，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南丝路＂即己开通的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但有学者认为南方丝路的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线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与印度地区的象牙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产于印度和西亚的瑟瑟也不仅见于四川考古，而且见于文献记载。
对于南方丝路上的早期交流建立在大量考古资料基础上，因此可以接受其为汉代南方丝路的开拓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民间商贾贸易推动了南丝路的开拓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有张骞在大夏国发现当地权贵使用蜀布的史料记载，这就表示当时至少有一条路是能让蜀地的货物运往西亚的，这条通道就是我们现今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主要有两条线路：
一条为西道，即灵关道，又称零关道、旄牛道，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云南铜鼓文化传入越南地区，应该通过这条道路。考古工作者探査了东汉至魏晋时期云南与四川之间的交通道路，其起点是当时四川经济文化的中心成都。
道路上的洱海西海岸的喜洲文阁，考古工作者发现有西晋时期的砖室墓，出有“太康六年赵氏作”的纪年铭文砖。在大理大展屯村西北面的荷花村也发现过西晋砖室墓，出有“太康十三年”纪年铭文砖。在祥云县红州曾发现过“太康元年”的西晋砖室墓，出有陶人物俑和陶马等。
苧麻是古代巴蜀地区的特产，应该在这时己经成为商品了，中原不产苧布，仅有麻布，根据史书记述，苧布已经为巴蜀地区的权贵，并用其与滇黔地区进行贸易交换。
据史料记载，汉王室的奴仆大部分来源于巴蜀、汉中与鄂西的地区江汉流域，由于当时没有设置征税的关卡，商贾得以在四川盆地自由贸易。由此可见，在海运未开通之前，这些商贾只可能陆运而来。
而这条道路虽然已经存在，但主要是民间自发的商贸交换，所能到达的目的地距离不远，规模也相对有限。云贵高原地区大部实行部落苗长制，自由经商活动的空间较为有限。
随着商品贸易的逐步活跃，西南地区的楚国、蜀国、巴国、夜郎、巧国等己形成“国家”的国家与其附近的任处于奴隶社会的部族相互之间进行商品交换，商品的种类不断增加，例如象牙、犀角、珊瑚、珍珠、海贝、香料和藤杖（巧竹杖）等中原珍视的物品。
除了上述商贸路线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小的的支线。例如当时存在着一条从成都顺岷江而下，然后翻山经今凉山东部山地而至邛都的小路。在东汉中晚期和蜀汉时期，这条道曾一度成为从成都到邛都的主道。
《三国志》记载了蜀将张嶷就是从这条路去的成都；诸葛亮南征也是走的这条路。今在昭觉、美姑一带发现许多汉晋砖室墓，其分布有一定规律，从东北至西南走向，列于道路附近，说明当时的“安上之道”即经由这一地段。
在昭觉好谷发现东汉初平三年的石表，表文中有“缮治邮亭”字样，说明当时官方在此道上曾设邮置亭；在昭觉县发现有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军屯遗址。这些都可以证明这条道在当时的重要性以及这条道经由昭觉、美姑一带。
但从美姑至岷江边的这一段路线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考察。当时可能还存在着一条从南安（今乐山市）沿青衣江至今雅安对岩乡，再到严道的小路。在雅安对岩乡以下的青衣江河谷地带，也发现不少的东汉崖墓和砖室墓。
汉代君臣对南方丝路的开拓所作贡献
汉代西南各部族被中原政权称为“西南夷”。“西南夷”是公元前３至５世纪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肃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西南夷引起汉朝的关注，始于唐蒙出使南越国。
公元前１３５年，王恢统军击东越国，东越人杀其王郢归附汉朝，王恢乘势欲讽劝南越王降汉，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在南粤吃到蜀枸酱，问南粤人这种食物从那里来，南粤人告知从西北方向经牂牁江水路而来。
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地商人，才知道只有蜀地出枸酱，蜀人偷渡至夜郎国贩买，夜郎国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于是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从夜郎沿牂牁江进军南粤。
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派他率兵千人出使夜郎国，夜郎国和周围小国贪图汉朝所赠送的高级丝绸，都听从夜郎国的指令，愿意接受汉使的和约，唐蒙归报，汉朝在此置犍为郡 ，并：
“发巴界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
司马相如向汉武帝建议，在西夷邛、莋可置郡，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郎中将，往谕西夷，亦设都尉，辖十余县，属蜀郡。
但汉朝开通西南夷道的事业颇不顺利。一是工程艰难；二是西南夷不肯接受汉通此道，多次造反，汉朝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三是汉朝正在北方朔方筑城，抗击匈奴。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意见，暂时停止通西夷。
暂停开通南方丝绸之路的状况在张骞出使西域回归后得到了改善，在张骞的建议下，汉武帝同意让其率使打通西南夷道。
此去西南，张骞一行由于夜郎与滇等国国君过于自大轻视汉朝的缘故，没能开通蜀身毒道，但此行探査了解到不少有关西南夷更西的地方“滇越国”的情况，而且还了解到自蜀至滇越之间，蜀地商人的贸易活动一直存在。
汉朝与西南夷的关系，在汉平定南越之后发生了根本变化。汉平南越后，对西南夷展开了暴力征服，不敌汉朝的西南夷请吏入朝，汉朝在西南夷设郡治理。但汉通“蜀身毒道”的活动仍受到昆明夷的顽强抵制，终西汉之世，官方利用此道交通身毒和西域的目的都没有实现。
汉武帝在夜郎置牂牁郡，成为了彝人聚居的区域。考古发现的材料反映了西汉中后期中国西南地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域外的文化交流关系。近代，考古发掘出了大量的钱币，这些钱币见证了繁盛的贸易往来与悠久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谊。
东汉时期，强大的汉朝打败了西南方向的哀牢国，这迫使哀牢国不得不向汉俯首称臣。由此，汉明帝将哀牢国的地域划分哀牢县和博南县。
除此之外，他还将原属于益州郡西部较偏远的六个县划出与哀牢国所建的两个县合并，称为永昌郡，受益州刺史部统领。永昌郡的设置是南方丝绸之路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蜀身毒道滇缅段完全畅通了。
结语
近代，由于经济需求等因素，促使南方丝绸之路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但是在开发南方丝绸之路的过程中，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屡屡发生。
我们应该认识到，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只是作为作为一条贸易道路而存在的，沿途所孕育出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才是其真正的价值。在开发南方丝绸之路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其文化价值是才是正确的举措！
参考文献
《史记》
《三国志》
《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