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明末清初的風雲人物，吳三桂一直活躍在當時政治舞臺上，是左右政局的關鍵人物之一。吳三桂前半身事明，後半生事清，但在事清過程中，卻又留下不忠不義之舉，舉旗造反掀起三藩之亂，造成清初八年內戰，給國家與人民帶來重大損失，以至至今仍被鞭撻。
在《康熙王朝》中，康熙聲稱“削藩亦反，不削亦反”，刻畫出吳三桂自私自利的野心形象，於是康熙作出撤藩的決定。然而，歷史向來是勝利者的宣言，鮮有文人關注吳三桂的處境，那麼從吳三桂角度來說，如果他主動削藩放權，放棄一切兵馬大權，康熙會放過他嗎？此人給了一個答案！
明末清初，清朝一共封過五個漢人王爺（追封不算），最廣為人知的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實際上還有一個孫可望——張獻忠義子。
張獻忠死後，劉文秀、李定國與孫可望等率大西軍餘部數萬人，進軍雲貴，聯明抗清。儘管全國抗清形勢嚴峻，但在雲貴地區大西軍佔據著優勢。然而在1657年，駐紮在貴州的孫可望陰謀篡位，挑起了大西軍內戰，率領10萬大軍意圖雲南，卻被李定國率領3萬大軍擊敗，孫可望壓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長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復仇。
一直以來，清軍頭疼於大西軍的頑固，孫可望的投降，讓清廷喜出望外。孫可望降清，出賣西南軍情虛實，使李定國和西南抗清武裝最後失利，清廷封他為義王。
然而兔死狗烹，大西軍逐漸不足為患，孫可望失去利用價值之後，立即遭到清廷清算。
1658年，孫可望得知失散10多年的弟弟在上海，就希望清廷用公家驛傳將窮弟弟送回團圓，按說這個要求並不離譜，但卻迎來御史一陣猛烈批判，“（孫可望）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之，方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御史又稱，孫可望之弟只是一個食糧兵丁，白身無官，這樣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國家驛傳？孫可望趕快上疏謝罪。
1659年，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按說，這也是稀鬆平常之事，滿洲八旗權貴放債取利多不勝數，但順治卻立即派人訓斥一番。
1660年，永曆皇帝逃入緬甸，李定國只餘殘部，南明敗局已定。這一年，先是孫可望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被清廷駁回，但六個月之後孫可望死了。官方給予結論是病死，但清初史家說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
孫可望死因真相如何，如今已經無法解開，但通過據守臺灣的鄭經，和孫可望家人經歷來看，可能隱藏著驚人的內幕。
孫可望死後，其子孫徵淇襲封義王，但幾個月之後，孫徵淇病死，弟弟孫徵淳承襲。隨著吳三桂縊殺永曆皇帝，南明徹底消失在歷史煙雲中，孫可望家族利用價值進一步降低，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1666年，康熙將義王孫徵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此後爵位一降再降，1771年乾隆下令“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禍亂抗清最後希望的孫可望家族，在清朝政治舞臺上就此消失。
1667年，清廷招撫臺灣的鄭經，並給予封王承諾，但鄭經回信卻一針見血：“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鑑，足為寒心。”一句“往事可鑑，足為寒心”，說明鄭經對孫可望之死充滿懷疑，不敢步孫可望後塵。
孫可望讓鄭經疑慮，焉知不會讓吳三桂疑慮？所謂“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吳三桂主動削藩，焉知不會是第二個孫可望？所以，吳三桂在康熙決定削藩之後，純粹是不得不反，只能奮起一搏。
更為重要的是，與孫可望失勢投降、缺乏根基不同，吳三桂從軍數十年，軍中關係盤根錯節，這樣的軍中宿將又怎能讓康熙和清廷安心？只會儘快除之而後快，唯一頭疼的問題是如何合理安排吳三桂死法，以安眾漢奸之心罷了。
但有人認為，康熙不是順治，這是一個千古明君，有豁達的心胸，肯定會善待吳三桂。其實，清宮劇中康熙很豁達，但在正史上康熙卻多次言而無信，在三藩之亂中，尚之信和耿精忠先反後降，康熙給予承諾是“將功贖罪，既往不咎”，但局勢穩定之後，卻以“負恩謀反之罪”，將這二人處死。此外，還有朱三太子朱慈炤，康熙明令尋找和善待厚養前朝皇室中人，但找到朱慈炤後，卻以“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理由，將75歲的朱慈炤凌遲處死，將他男性家人全部處死，女性充奴，可謂滅之滿門。
可見，以康熙帝的德性，吳三桂即便主動放權，也是必然不得善終！
其實，在清朝時期，以漢人身份成為王爺，這就是原罪，註定不得善終。縱觀清初幾位漢人王爺，除了尚可喜，幾乎沒有一個得以善終。更重要的是，這些漢人王爺之死，總給人一種陰謀詭計的味道，一種小家子氣的感覺，猶如此後清朝給人不夠大氣的印象一樣。
參考資料：《明清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