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脈絡裡面，權威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且不說像古希臘的經典哲學家們，單從近代以來，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荷蘭的格勞秀斯、斯賓諾莎，英國的霍布斯、洛克、白哲特，德國的韋伯，無不把權威當成政治生活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命題。比如白澤特在《英國憲制》就講過一句話：“每一個憲制裡面都應該在某一個地方有一個最終的權威。”實際的意思就是沒有權威就沒有政治，沒有權威更談不上什麼自由、民主。所以不僅要有權威，這個權威還要被明示出來成為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一個樞紐。我們先秦的百家爭鳴就講過：比如儒家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眾星拱之。”法家講：“法要布之以眾。”所以商鞅在變法前在城門口立杆，就是為了立信，從而樹立權威，向百姓傳達一個信息：這個國家是有權威的，他說話是管用的。
有人拿英國的光榮革命、《大憲章》作為限制權威的先例，還有人喜歡拿美國的三權分立來支持這種權力，但是這些觀點都犯了一些基本的錯誤。他們覺得議會制和《大憲章》是在和專制王權的鬥爭中產生的，這幾乎成了一個常識，但是實際上在產生《大憲章》的時候英國還沒有專制王權，它何來的限制專制王權。所以英國的議會制度本質上反而是在國家實現集權的過程中出現的，所以表面看是對王權制約的英國憲制實際上它是議會主權的上升，整個國家的集權上升。它通過內閣制度的形式，把英國的權威牢牢地固定在議會下院手裡。所以它是一個雙重的過程，一重是國家整個權威在集中，另一重就是資產階級把權威從國王手中給奪到了議會手裡，整個過程就是權威的掌握者的替換過程。美國就更典型了，所謂的三權分立發生的時候美國根本沒有中央權力。所以它不是一個分權的過程，本質上還是國家集權的過程，只是沒有完成的產物。它實際上是要把各州的權力能夠集中起來，變成一個聯邦權，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產生的這種三權分立的一個階段性的成果。美國建國之後，從制憲到內戰再到一戰的威爾遜總統二戰的羅斯福總統，都是在不斷地推進這個成果，推進權威的集中。但是二戰後的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美國的凝聚力，所以今天的美國製度面臨著權威不足的嚴峻困境。這些其實是美國憲法裡面存在的先天缺陷的“發作”，相信將來還會有更大的制度危機。
英國和美國根據自己的國情產生了不同的制度，兩國最大的區別在於是否有一個單一的權威，英國是有的，而美國比較弱。英國是議會內閣制，議會下院掌握絕對的權力。在議會的選舉中，內閣一旦產生，它的執行權在一般情況下是沒有人來質疑的，包括議會、法院。當然遇到特殊情況，比如憲法危機，內閣要全體辭職，但它又可以解散議會。這樣的制度，實際上就是為了在國家權威遇到危機，能夠有一個熔斷機制，然後迅速的讓所有權威歸為重來，所以它是一個比較高效的制度。反觀美國的三權分立，三權裡找不到最終的權威，也找不到一個責任人。從憲法誕生以來，美國的三權從來沒有真正的分清過，比如總統和國會都能控制一部分行政權，總統和最高法院也都分享一部分立法權。不同的權力分支爭奪了兩百多年，最典型的就是官僚體系，美國在建國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是沒有官僚體系的，在1883年才產生，而且產生之後這個體系是要聽總統的還是聽國會的，一直左右不定。所以經常會遇到有些官僚遇到問題沒有向總統彙報，而是直接去國會提交議案，國會的各種委員會也能直接的影響到官僚體系，所以就導致當真的發生問題的時候沒有辦法去找到最終的責任人。美國的制度因為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同時缺乏一個最終的權威，導致美國已經成了否決體制，這個體制會帶來一種困境，就是當發生憲法危機或者權力鬥爭的時候，沒有辦法迅速地解決。所以在這次疫情發生之後，美國的有識之士發聲，說“需要國家能力”。所以缺失政治權威正是美國目前所面臨的最大政治危機，如果美國的政治精英不能儘早認識到並進行改革，所謂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標杆將轟然倒塌在世界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