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戰時期領導希臘抵抗納粹的馬諾利斯·格里佐斯（Manolis Glezos）和解放巴黎的第九部隊（La Nueve）最後倖存者拉斐爾·戈麥斯·涅託（Rafael Gómez Nieto），在過去兩週內相繼過世。英雄們的人生已經畫上了句號，但是直至今天，撕碎納粹旗的格里佐斯和解放巴黎的涅託所展現出的對信仰的堅持和奮不顧身、對於不公和壓迫的勇敢反抗仍然在影響著一代代的人們。
馬諾利斯·格里佐斯（左）和拉斐爾·戈麥斯·涅託（右）
過去兩週，曾在二戰時期抵抗納粹、分別解放巴黎與希臘的英雄拉斐爾·戈麥斯·涅託（Rafael Gómez Nieto）與馬諾利斯·格里佐斯（Manolis Glezos）相繼去世。隨著兩位英雄的逝去，人們對於歐洲國家在二戰時抗擊納粹歷史的記憶又被再一次喚起。作為解放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兩位英雄用自己作為“抗爭者”的人生證明了捍衛自由、和平以及信仰的重要性。正如馬諾利斯·格里佐斯（Manolis Glezos）堅信的人生格言所說的那樣，“為自己的信仰作出的努力永遠不會是徒勞的。”
撕碎雅典納粹旗的英雄
享年97歲的馬諾利斯·格里佐斯（Manolis Glezos）在3月30日因心力衰竭去世，希臘總理基里亞科斯·米佐塔基斯（Kiriakos Mitsotakis）在悼詞中寫道：“馬諾利斯·格里佐斯代表了一個永不屈服的世代。我與所有希臘人一起向他表示敬意，向他鞠躬致意。我向他的家人表示最深切的慰問。”格里佐斯以撕毀了1941年德國人佔領雅典時揮舞在雅典衛城上空的納粹旗幟，成為了希臘抵抗運動的民族英雄。在之後的人生中，他忍受了牢獄和流放，併為左翼政治事業奮鬥終身。
1941年，還是學生的18歲的格里佐斯在德國佔領期間加入抵抗組織，回憶起當時的抵抗歲月，格里佐斯表示由於缺少一切幫助，抵抗組織感到異常無力。但是，格里佐斯並沒有放棄對於納粹統治的反抗。在1941年5月31日凌晨，他和小組的另一位成員Apostolos Santas手持一把刀和一個燈籠，潛入雅典衛城下方的一個山洞，登上了雅典郊區的上方古老的城堡，他們爬上了旗杆，並推倒了納粹旗幟。不知情的納粹軍官仍在帕特農神廟附近喝酒，慶祝希特勒對克里特的接管。兩個年輕人將國旗切成碎片並掩埋了旗幟。這一行動象徵性地標誌著希臘反抗軸心國的開始，也鼓舞了歐洲大陸的人民起來反抗納粹。法國領導人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甚至將抵抗者格里佐斯描述為“歐洲第一遊擊隊（partisan）。”
在2014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格里佐斯表示，“我們絕對意識到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為自己的信仰作出的努力永遠不會是徒勞的。”希臘抵抗者的大膽行為傳遍了世界各地，為整個歐洲的抵抗團體提供了靈感。第二天，德國人要求對“違法者”判處死刑，但直到1942年，他們才俘虜了格里佐斯並將其送入監獄。他獲得了死刑減刑，但他同樣參與抵抗運動的弟弟尼科斯（Nikos）於1944年被德國人處決。
同樣是在1944年，英國為阻止希臘轉向共產主義，對有希臘共產黨（KKE）支撐的EAM（民族解放陣線）和ELAS(希臘人民解放軍)抵抗部隊發動制裁。在12月1日，英國指揮官羅納德·斯科比（Ronald Scobie）下令單方面解除有EAM以及ELAS抵抗部隊的武裝。1944年12月3日，EAM在雅典組織了一次反對英國干涉的示威遊行。憲兵向人群開火，導致25名抗議者死亡（包括6歲的男孩）和148人受傷。衝突升級為ELAS與英國和希臘政府軍之間長達一個月的衝突，這被稱為“十二月事件”（Dekemvrianá）。根據格里佐斯回憶，當時向平民開槍的士兵中也含有英軍與納粹合作者。因此，EAM曾計劃在丘吉爾於聖誕節（12月25日）赴雅典與其他政治家會面時，炸燬丘吉爾所在的不列塔尼大酒店，而格里佐斯正是改次任務的執行者。格里佐斯堅持表示：“EAM只是想摧毀英國的指揮權。但我們不想暗殺三巨頭之一的丘吉爾。我們想炸燬不列塔尼大酒店，因為它是[羅納德中將]斯科比的總部。”但是該計劃最後遭到了取消， 在歷時33天的“十二月事件”結束時，有1.2萬名EAM戰士和其他左翼分子被圍捕，並被送往中東的營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格里佐斯活躍於聯合民主左翼（EDA）的行列。該政黨旨在取代被禁的希臘共產黨（KKE），該黨派由著名的中左翼和左翼政客和部分曾經的ELAS(希臘人民解放軍)組成，而相較於KKE，該政黨則顯得更為多元化和溫和。在政府與共產主義革命力量之間進行的長達四年的希臘內戰期間，共產主義游擊隊員格里佐斯又被判處兩次死刑。但是國際上的強烈抗議促使當局將他判處無期徒刑。他於1954年獲釋。在監禁期間，格里佐斯於1951年以EDA的名義當選為希臘議會議員。1958年12月5日，他再次被捕並被判犯有間諜罪，這在當時是迫害左翼分子的常用罪名；但在1961年，獄中的格里佐斯憑藉EDA名義再次當選國會議員。1967年4月21日，由喬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領導的一群右翼上校在政變中奪權，建立了上校政權。希臘公民的自由受到壓制，軍政府建立了專門的軍事法院，並解散了政黨。軍政府上臺後，已出獄的格里佐斯再次被捕，這次他被逮捕並被逐出希臘,直至1971年才得到釋放。在1974年希臘恢復民主政府後格里佐斯參與到了EDA的復興行動中，並在1980年代回到議會。軍政府最終解散後，格里佐斯在1981年和1985年兩次當選為社會主義PASOK的議會議員。在這個時期，身為左翼政黨的PASOK堅持要求擴大民主化規模和財富再分配。1986年，他離開了國民議會，回到出生的村莊阿皮蘭特斯（Apiranthos）。他在這裡的政治參與本身是不尋常的，因為他利用擔任地方議會主席的角色在直接民主中開展了意義深遠的試驗，對自下而上的權利產生了關注。他堅持認為，任何真正的共產主義計劃都必須讓廣大人民充分參與，而不僅僅是由法令來制定規定。如果格里佐斯（Glezos）是一個終身奉獻的共產主義者，那麼這也表明了他學習的意願和對僵化教條的排斥。
2014年，格里佐斯當選為歐洲議會的最老成員，成為了91歲的歐洲議員。2015年，他加入了對Syriza政黨的批評大合唱，因為該黨在當年獲得政權後延長了該國的緊縮計劃。而在希臘金融危機期間，當雅典充斥著各種抗議活動時，人們可以看到一位滿頭銀髮的80多歲老人出現在前線，在防暴警察向他臉上發射催淚瓦斯時，他向警察舉起拳頭。其他時候，即使是在同一天，這個人也可能站在議會前，堅持要求議員們否決希臘債權人要求的緊縮方案，他說，這隻會讓希臘陷入更大的困境。
在二戰過去將近80年的今天，格里佐斯依然堅持著抗爭。他說：“在整個歐洲，我一直聽到相同的主題。人們說，‘我不希望別人為我決定我的未來。' ”正如他的每一次抗議都是對自己信念的堅持一樣，格里佐斯深知只有堅持戰鬥才能保住人們來之不易的權利，他曾經表示：“在我和我的朋友為自由而採取的每一次抵抗行動之前，我們都說，‘如果我們中的一個人明天將要死去，那就永遠不要忘記我'。”對於格里佐斯而言，堅持抵抗不僅僅是為了保護當下人民的利益，更是為了貫徹那些曾與他一起抗爭過的同志們的信念。
解放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
隨著拉斐爾·戈麥斯·涅託（Rafael Gómez Nieto）由於新冠病毒感染去世，在二戰期間與法國軍隊一同解放巴黎的第九部隊（La Nueve）的最後倖存者也離開了人世。這支由西班牙人組成的部隊幫助將巴黎從納粹佔領區解放出來，這成為法國曆史上鮮為人知的事件之一。
拉斐爾·戈麥斯·涅託（RafaelGómezNieto）在加入同盟國的戰爭之前曾加入由無政府主義者，辛迪加主義者和共產主義領導的共和黨（republican）部隊，在西班牙內戰中與佛朗哥（Franco）所處的國民黨（nationalist）（由長槍黨、君主主義者、保守派和天主教徒組成）作戰。西班牙內戰也被認為是階級鬥爭、宗教戰爭以及獨裁與共和民主之間、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法西斯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1939年4月1日，當佛朗哥的軍隊向前推進，並宣佈取得勝利時，身為無政府主義者的戈麥斯·涅託和他的家人加入了數十萬西班牙難民的大軍，他們越過比利牛斯山脈逃往法國，希望找到安全的地方。但和其他許多人一樣，戈麥斯·涅託被關在法國南部為難民匆忙搭建的簡陋的拘留營裡。戈麥斯·涅託（Gomez Nieto）後來與自由法國部隊一起來到北非，在那裡加入了由菲利普·勒克萊爾（Gen Philippe Leclerc）指揮的第2裝甲師的第9連（La Nueve）。第九部隊的160名士兵中有146名是西班牙人。戈麥斯在紀錄片中回憶說，當他告訴母親他將要再打一場戰爭時，“她出於憤怒砸碎了玻璃杯。” 他補充說：“我只是想為人類的利益而奮鬥。”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班牙反法西斯游擊隊遍佈法國各地，他們往往是抵抗運動中最優秀、最勇敢的人。在1939年西班牙內戰結束時，被擊敗的共和黨一方軍隊的難民，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被關押在靠近佩皮尼昂（Perpignan）的地中海海灘附近的營地裡，那裡離西班牙邊境不遠。每天早晨，憲兵們都要穿過兵營，敦促西班牙人加入法國外籍軍團。數千人接受了來自前共和黨各政治派別的提議。
由西班牙中校阿瑪多·格蘭內爾（Lt Amado Granell）領導的第九部隊在1944年8月24日通過南部的意大利門（Porte d'Italie）進入巴黎。當他們等待被佔領的巴黎的德國總督Dietrich von Choltitz正式投降時，第九部隊被派去佔領公共建築以及由德國軍事司令部接管的建築物。歡呼的人群聚集在他們周圍，詢問他們是否是美國人，但隨後驚訝地聽到他們說西班牙語。抵抗軍總理事會的成員們，對援軍的到來非常高興，他們熱情地歡迎了阿瑪多·格蘭內爾中尉。
一天後，戴高樂在勝利演講中沒有提到西班牙士兵；直到60年後的2004年8月，巴黎才以牌匾正式向該部隊表示敬意。在紀念的涅託悼詞中，法國總統伊曼紐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表示：“ 這些頑固的自由鬥士決心剷除世界各地的壓迫，從西班牙到非洲再到巴黎。在拿起武器對抗佛朗哥之後，他們又與希特勒作戰，”總統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們到處播種自由。” 馬克龍表示，這些士兵“始終站在最前線，始終保持聯繫，形成了一個讓人震驚的連隊。因為他們瞭解戰爭，經歷過大火，並且作為理想的士兵，他們已準備好犧牲一切。正如馬克龍所說的那樣，隨著涅託的去世，“我們法國和歐洲歷史的一部分已經消失了，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班牙共和黨人冒險進行了反抗納粹封鎖的鬥爭。”
在人們有關二戰的記憶逐漸模糊的今天，勇敢抵抗的戰爭英雄的逝去或許又將喚起人們對於自由、尊嚴以及和平的重視。正如格里佐斯所提醒的那樣，即使在和平年代，我們也不應該停止對於壓迫、剝削和不公的反抗。或許我們可以化用格里佐斯的格言，一切為自由所作出的努力都永遠不會是徒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