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說】
“通過浦東開發開放，把上海建成有更高的標準、擔負中國與世界經濟對話的國際中心城市。”
1990年，黨中央宣佈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光陰荏苒，如今已“而立之年”的浦東，又站在了新的更高的歷史起點上。
趙啟正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兼任浦東新區黨工委書記和管委會主任的趙啟正同志，中外媒體對他有一個很親切的稱呼：“浦東趙”。他有一流傳甚廣的“金句”：“一個偉大的事業，必有偉大的故事。”日前，本報記者認真聆聽了“浦東趙”講述的浦東開發開放中那些激動人心的故事。
當年，趙啟正在位於外灘的和平飯店會見一家美國航空公司總裁，對方問他：浦東在哪裡？要怎麼去？要坐飛機嗎？
如今，外灘對岸的浦東陸家嘴迷人的天際線，已是世界著名的城市景觀。
趙啟正說：“浦東開發的那些直觀的和能用數字表達的是‘硬成果’，比如，高樓大廈、花園綠地、GDP、稅收、區財政等等。過去的‘亞洲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高速增長，但他們的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路徑、國際環境和中國、和浦東大不相同。浦東成功的原因更多地體現在浦東開發的‘軟成果’之中。如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棵大樹，浦東是這大樹的碩果之一，它很大，它的外觀是‘硬成果’，它的內在的營養成分就是‘軟成果’，而‘軟成果’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不可忽略的要素。”
請基辛格“三看浦東”
浦東開發開放伊始，西方很多人對此甚為懷疑，認為中國是在喊“政治口號”。那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擔任了多家美國大公司的中國問題顧問，為此他常來浦東，由浦東瞭解中國的進展、中國的溫度。他到上海，每次必見趙啟正。第一次在浦東見基辛格，趙啟正給他看浦東開發的地圖；第二次來，趙啟正請他看浦東未來的規劃模型；第三次來，他看到浦東天際線的起重機群長臂凌空善舞。於是，他認真地對趙啟正說，我看浦東開發開放是行動，不是口號。趙啟正高興地答：“拜託您，在一些場合您也許也能說一下，我們開發浦東的確是行動不是口號。”
趙啟正：新中國風風雨雨一路走來，經歷了無數的風波和考驗。我們宣佈浦東開發開放的時間點，正是歷史的緊要關頭。1990年前後，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這時，中國提出：要開發浦東搞建設。中國在歷史的狂風暴雨當中，巋然不動。現在回過來想想，我們更理解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是太及時、太正確了。所以說浦東開發開放“軟成果”的第一條就是，堅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就有克服各種困難的決勝信心。
“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
當年，在浦東新區管委會食堂門口，貼著這麼一行美術字：“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正是因為這句話，食堂還一度成了網紅“打卡地”。這是趙啟正特意讓時任新區宣傳部部長邵煜棟安排的，把這種思考從管委會辦公室的頭腦風暴，經會議室討論，大會宣揚，一直延續到了食堂飯桌旁的閒聊。
趙啟正：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儘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我們把這句話看得很重。國際上有哪些城市可以稱之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應該是能與倫敦、巴黎、東京、紐約齊名的城市吧。當時如果在紐約打100個國際電話，95個以上可以一次接通；而在上海打100個國際電話，卻有90多個接不通。所以，那時別說浦東，就是上海在航空、通信等基礎設施上都與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差距很大。通過浦東開發開放，把上海培育成紐約、東京這樣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是國家賦予的歷史重任，所以我們必須“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
面對當時的經濟全球化浪潮，有些人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遲疑。有了黨的十四大報告，我們加深了對浦東開發開放的認識：不是搞一個單純經濟技術開發區或科技園，甚至不是一個特區，而是通過浦東開發開放，把上海建成有更高標準、擔負中國與世界經濟對話的國際中心城市。
“我們該害怕中國嗎？”
1996年1月，趙啟正收到了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從大洋彼岸寄來的一份《波士頓星期日環球報》。該報有篇大半版文章，標題是《我們該害怕中國嗎？》。作者說，我訪問上海的時候，趙啟正副市長坐在一個破沙發上，操縱著新式的多媒體，向我講解了野心勃勃的浦東開發計劃。配文的一幅漫畫，是中國的筷子正夾著幾片美國國旗當“小菜”吃。
趙啟正：這是我讀到的較早版本的“中國威脅論”，20多年前就有了。那篇報道點了我的名，我就給該報總編輯寫了一封信。我說，總編先生，1995年是中美共同戰勝法西斯50週年，我們曾是盟國，理應在此時提升中美關係，但你卻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中國從來沒有拿外國當“小菜”吃過，你的漫畫我不贊成，我希望你能夠把我的不同意見發表在你的報紙上。
當時我們曾議論，我的信他們究竟登不登？很多同志說不會刊登，後來該報不僅登了，還加個標題《中國人不贊成弱肉強食》。這份報紙，刊登駁斥他的讀者來信，一字不改，這也是他們為提高輿論鬥爭中地位的一種姿態。在浦東開發中，站在地球儀旁邊，要隨時感覺地球上的東西南北風，把握好浦東的航帆，堅定最終的目標。
在基辛格的介紹之下，老布什來了，我用激光筆指著陸家嘴模型，給他介紹一幢幢高樓、道路、花園等等。那時，剛打贏海灣戰爭的老布什說，鮑威爾將軍向我彙報海灣戰爭時，就拿著激光筆指來指去的。我說，我和他可不同，我指哪兒，哪幢樓就長起來了；他指哪個樓，哪個樓就被炸平了。老布什說，你說得對，高科技可以用於戰爭，也可以用於和平。臨走時他說，“如果我年輕一些，我也來投資”。
“德國人問，你們醫院能救我命嗎”
有一次，一個德國投資商來浦東見趙啟正。趙啟正問他，你來浦東投資有什麼顧慮？他說，如果我生病了，你們醫院能救我命嗎？我希望我得病時20分鐘內能送到一個好醫院。趙啟正暗想，浦東現在哪有好醫院啊，當時好醫院不都在浦西市區嗎？這位外商的顧慮提醒我們，改善醫療條件不僅是浦東百姓的需求，也是投資環境中的重要一環。
趙啟正：浦東開發開放之初，能用於社會建設的資金很有限。剛去浦東時，新區管財務的副主任告訴我：一年能用的只有4億人民幣。這4億是用於政府、學校和醫院的吃飯和維持開銷。當時，浦東對原來的人民醫院進行改造，國際招標後在三年內花了3億元。我們一直堅持認為，浦東開發不應只是項目開發，而是社會開發，爭取社會的全面進步，我們願意在學校、醫院、公共綠地上優先投入。
在浦東開發最初的時候，鄉里反映：“只聽打樁聲，不見錢袋來。”哪怕與外高橋保稅區相鄰的鄉鎮也是如此。當時，我們提出了以各個功能開發區帶動周圍鄉鎮一起發展的“列車工程”，就是開發區用了誰的地，一定要主動扶持周邊的鄉鎮，像一列火車一樣一起開動。
浦東當地農民並不都適應浦東那麼快的城市化進程。當時，浦東管委會不僅補償被徵地的農民的房子，給生活補貼，還負責給每人推薦工作。但他們還是需要時間提升教育程度，培訓新的技能。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來浦東，我對他說，上海的城市化歷程至少花了100多年，而浦東的城市化過程可能只有半代人的時間，我說：“浦東呼喚社會學”。
浦東不做“世界最大顯像管生產地”
1993年，一家外企打算在浦東建一座生產最大尺寸的顯像管廠。當時趙啟正去日本參觀了一座新的LCD（液晶顯示屏）車間，該公司的一位國際部經理對他說，今後10年，你們將成為世界最大的顯像管生產基地，而日本將成為世界最大的LCD生產基地。只這一句話，趙啟正就明白顯像管將被淘汰。於是他不猶豫地謝絕了這個項目。
趙啟正：浦東開發之初，浦東就確定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指導思想，明確了金融、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先行的原則。雖然定了目標是高科技先行，但外商對高新技術的轉讓絕不慷慨，一流的不賣給你。二流的即使同意賣給你，也要足夠的價錢，你有沒有足夠的高科技人才來接一棒？繼續發展下去，也是問題，所以張江高科技園區起步時確實非常艱難。
記得當年我去美國微軟公司參觀，微軟總裁跟我說，經常有中國人來參觀，都說要造硅谷、建微軟。您知道美國也就一個微軟、一個硅谷，你們中國需要那麼多微軟和硅谷嗎？這話啟發了我，中國多地都宣稱要建“硅谷”，我們要發展微電子產業，但是張江非要宣傳再造一個硅谷嗎？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的生活富裕了。我們不僅吃上好飯，還要吃上好藥，用上好醫療設備。到1992年，全世界醫藥產品的貿易額已經達到了2200億美元。我想，我們為什麼不造一個“藥谷”呢？上海有近30家生物醫藥研究所和10多所高校有相關專業，在生物工程藥物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令人矚目的成果，醫藥工業的基礎也較好。所以浦東就提出在張江高科技園區（金橋出口加工區也在其中）建立“藥谷”，這個設想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1994年1月，羅氏製藥就成為在浦東落戶的第一家世界500強藥企。挪威的外長說，我們歐洲人喜歡“藥谷”這個詞，因為它符合人類利益。
要防止“築巢引不來‘鳳’”
在“築巢引鳳”之說頗為流行之時，趙啟正曾帶領浦東新區管委會的幹部乘車去看一個新建成的商城。他們進去轉了一圈，再回管委會接著開會。上車後，大家說，售貨員比顧客多啊！趙啟正說，這就接近結論了，巢築了，鳳引不來，這樣盲目的巢絕不能築。
趙啟正：當時我們強調“浦東開發，規劃先行”，但究竟該怎麼規劃？務必要防止先形態規劃，再做功能規劃，甚至不細做功能規劃。我們強調的是，以功能開發帶動形態開發。那什麼是形態開發？形態開發就是看得見的建築的開發，比如，蓋一個足球場；功能開發是它的功能定位，比如，你究竟要蓋個開世界盃的足球場，還是踢中超的足球場，還是浦東中學生來練球的？這功能不同的足球場在規模、投入、標準上可是天差地別。這麼一比喻，大家都懂了：我們得先做功能設計，然後再做形態設計和開發。
那時浦東新區剛成立，還沒有新區人代會，我有意地要到上海市人大去彙報浦東規劃，以增加這規劃的嚴肅性。
當時，我在浦東管委會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幅字：“惜土如金”。投資者到我辦公室來一看這4個字，會問，這是什麼深意？是不是土地很貴？我說那是自然。不僅是貴，而且要講究投資密度，每平方米你將投入多少錢？達到一定額度才請你來，這就是“惜土如金”。“惜土如金”還意味不要佈局太滿，要留一點空給後代去建設。同一時代的建築往往是同一種設計思想、同一種建築材料、同一種審美趣味，這個城市整體看來就不漂亮。如果這個城市是花了200年時間才建成的，那這個城市肯定漂亮。雖然我們也等不了200年，但也不能要求在10年、20年裡一口氣就全建好了。
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曾稱讚浦東說，浦東是世界城市開發中的一個非常獨特的成功例子，浦東是經過仔細規劃後再進行建設，這非常可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在浦東說，浦東是國際建築大賽的現場。
“上海怎麼能缺少鑽石交易中心？”
趙啟正幾次接待過以色列的著名企業家和以色列的鑽石大王，他是熱愛中國、當年在上海避難過的索爾·埃森伯格；也接待過世界鑽石交易中心主席艾利·伊扎科夫。他們對浦東開發很感興趣，都強烈建議浦東要建立面向國際的鑽石交易中心。他們說：“上海要成為國際經濟金融中心，怎麼能缺少鑽石交易中心？”
趙啟正：浦東開發開放過程中，我們不僅吸納世界的資金和技術，更注重吸納世界的智慧。黨史辦曾問我，浦東建鑽石交易中心是怎麼想起來的？我說，我是開過一個相關會議，但最初的動議來自以色列和美國的鑽石交易的大行家。我接待他們時，他們說，沒有鑽石交易中心，你的城市就不是富裕城市。你說上海將來是世界一流的城市，但如果沒有鑽石交易中心，上海能發光嗎？說真的，我當時確實不知道鑽石交易所是什麼樣的，是不是和鑽石商店差不多？去看了才知道，鑽石交易所裡並不富麗堂皇，但裡面做的都是大筆交易，是高級別的鑽石交易，是世界鑽石商的商談地。他們還問我，上海安全嗎？我很奇怪，“什麼意思？”他們說，鑽石商人最容易被綁架。我說，上海最安全了。他們說，你沒有鑽石交易中心時，當然是安全的。我回答，請放心，我們有訓練有素的保安員。你得承認我們在開放啟蒙之際，確實向世界學了很多東西的。
所以那時候，我一知道有駐外大使回國，就歡迎來上海浦東參觀，不惜時間地陪著大使聊天。大使向我輸出他在國外的知識，我向他輸出我們浦東的情況，做一箇中國故事和外國故事的“交換”。我認為，如果我們不瞭解外國故事，也很難跟外國人講好中國故事，難以跨越文化和國情的障礙。
“三條高壓線”
當年中紀委領導尉健行同志來浦東考察，趙啟正向他彙報說，我們堅持“一流黨建帶動一流開發”，尉健行對此十分贊同。
趙啟正：浦東開發開放至今，一直堅持“一流黨建帶動一流開發”。我向尉健行同志彙報時，我舉例說，如果外國投資者到浦東來，還得行賄，他財務上沒“行賄費”這個開支項目怎麼辦？如果是我們向他行賄，讓他採購中國的劣質零件，那將來這些用了劣質零件的產品還要召回。所以，好的公司不希望在腐敗的環境中經營，腐敗不僅是政治上損害我們的名譽，在經濟上對我們也有很大的破壞。
廉政是重要的投資環境，道理有了，那措施呢？必須通過黨性的養成教育——養成勤政廉政好習慣。我們再明確了三條紀律“高壓線”，誰碰誰觸電：領導幹部不準直接談地價；不準干預項目招投標；不準因為動遷等私事為人打招呼。各位主任不要參與土地批租和項目招標，不知道標底。事實證明，這三條保護了幹部。犯第一、二條容易貪汙受賄，犯第三條容易造成風氣不正。隨著改革越深入，越是能體會到廉政是投資環境乃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環境的重要因素。
作者：鄭蔚
編輯：範菁
*文匯獨家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