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夜景
大凡前来广州旅游的“驴友”基本上都会去广州天主教石室圣心大教堂（以下简称“石室”）参观，被它高大的躯体和迷人的线条迷倒，纷纷打卡拍照发圈。事实上，经历了炮火纷飞、腥风血雨依然“坚挺”到现在，才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1888年，石室在广州市中心“卖麻街”（海珠区一德路）的闹市之间建立起来，至今仍然是亚洲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已有130多年历史。在战乱中被损毁以后，到了2002年，广州市政府大力推动石室圣心大教堂的修缮工作，历时2年，耗资2千万，才在最大程度上恢复石室的原貌，并重新对公众开放。
生根：石室的兴建折射出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
事实上，早在距今400多年前，天主教已开始传入广州；而广州第一座天主教堂则兴建于320年前，比石室教堂早了200多年。“广东第一座教堂”和“广州第一座教堂”均由西班牙方济会的传教士兴建，他们为天主教在广州的传播开拓了道路。然而，广东人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这些鬼佬“讲耶稣”。
方济会由意大利人方济各（Francisco de Assisi）创立。1205年，方济各和三位同伴身穿粗布衣，赤足前往西班牙和法兰西等地传播基督教教义，途中边托钵行乞边传播教义，最终在1209年创立了“方济托钵修会”。
祷告中的方济各
1579年6月19日，西班牙方济会神父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和特尔德西拉斯（Agustin de Tordesillas）两位神父带领一群传教士坐帆船从菲律宾马尼拉来到广州珠江口岸。当时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只有行人异样的眼光和官府简单的盘问，他们靠官府的微薄资助和乞食维持生计，11月10日被驱逐出境。
阿尔法罗和特尔德西拉斯的这次“福音传播”失败了，除在语言上“鸡同鸭讲”以外，还因为他们没有“入乡随俗”，一味“讲耶稣”，宣扬天主伟大，造物主是万物之主，只知道你讲我听，缺乏相互立场的理解，从而无法触动当地人的内心。
利玛窦来华传教
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n S.J.）和利玛窦（Matteo Ricci）再次来到广州，他们是西方天主教另一个重要修会之一耶稣会的成员，在向官府提出兴建教堂的建议遭拒后，给两广总督送洋礼，并削发穿僧服，取得官方的信任，终于在肇庆建立了“广东”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其取名为寺，无非迎合广东人“求神拜佛”的传统习俗。
1667年12月到1668年1月26日之间，来自不同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聚集在广州开展“广州会议”，研讨中国的“祭祖文化”和“参拜孔子”等传统与信奉天主的矛盾问题。
而出资修建广州第一座天主教堂的是平南王尚之信。他是平南王尚可喜的长子，1671年世袭王位，与吴三桂、耿精忠一起构成“三藩之乱”的“三藩”。他嗜酒暴虐，欺压百姓，敛取大笔不义之财，经常一有不满就鞭打甚至杀害部下。
石室教堂对出的街道，以前是法国人放租的商铺
尚之信承诺出地出资兴建教堂是在1672年5月，当时有一个方济会传教士叫文度辣（Buenaventura Ibanez）从澳门潜入广州，被尚之信的手下捉获，但因为他们修好了几个洋人钟表而得到了尚之信的好感，并同意他们在宋朝时就有名的繁华的“卖麻街”上（今石室附近）修建一座教堂，但迟迟没有兑现。他们便提出回到澳门。
1674年，丁若望（Juan Marti）神父从澳门来到广州，这时尚之信才兑现诺言，在平南王府附近兴建一座小教堂，传教士们把它命名为“天使圣母堂”。无论神父如何劝说，尚之信也不信奉天主教，毕竟这与他敛取的大笔不义之财和家中的三妻四妾相悖。说来，尚之信之所以答应兴建教堂，也许源于他对那几个钟表的喜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至少尚且守信。
发芽：在法军侵略下逐渐滋长的庄严与崇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两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其中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条款：“并任法国传教士在中国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城
1857年底，罗马教皇派遣法国普行劝善会传教士明稽章前往广州，委托他为“粤桂监牧区首任宗座监牧”（相当于主教）。1860年，明稽章回到法国觐见法皇拿破仑三世，建议在法国兴建天主教堂，获得法皇的同意，并分期拨款50万金法郎作为建资。咸丰十年阴历十二月十五（1861年1月25日），恭亲王奕䜣与法国政府签署附加协议，正式确认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建立。
拿破仑三世：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圣心”即耶稣的心脏。圣心崇拜始于17世纪末，1856年教皇庇护九世宣布成立圣心节，届时教徒要参拜“圣心像”——周围用荆棘冠冕和圣光装饰且带有伤痕的心脏雕像。
1864年，法国天主教会派遣两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来到广州设计“石室”教堂，他们分别叫Vonutrin和Humbert。在整体上，石室教堂是借鉴了法国巴黎圣母院的“哥特式”建筑。所谓“哥特式”，起源于12世纪的法国北部，采用线条明快的尖拱窗和形状挺秀的山尖塔，还有飞扶壁、簇柱及彩玻璃镶嵌的花窗，建筑外观整体上给人以向上飞升、灵魂升华的庄严感和崇高感。
法国巴黎圣母院
同治二年（1863年），石室取12月8日下午3时这一大吉时日，举行了奠基礼。除了安装广州第一个报时大钟以外，在石室圣心大教堂正面东西墙下刻有Jenusalem 1863和Roma 1863的拉丁文字样同样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石室”的奠基石是从耶稣殉难圣地——耶路撒冷的圣母墓地河的激流中开采而来，而在奠基石下面则放入了一公斤从罗马运过来的泥土。
1888年，一座用花岗岩砌成的广州圣心石室大教堂巍然耸立，其建筑面积2754平方米，东西宽35米，南北长78.7米，呈十字形，象征着耶稣背负的十字架。各高达58.5米的两个尖塔直指苍穹，引发人们对神秘天国的想象。教堂正面有三重门，象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正厅中挂着巨幅耶稣像，二楼设置唱经楼，可容纳百余人。西边钟楼的西南北三面安装罗马字刻度的报时钟，东边钟楼则安装了“玛利亚铜钟组”，钟声一响，十里洪亮。
本来，石室教堂用地是永久“租”给法国政府，每年每亩交纳63900铜钱租金，但其实清政府不仅无利可图，因为法方不仅要求中国地方当局及平民不得“巧立名目”再收税，而且做出违规的事：把原本谈好要用作慈善事业如修建育婴堂或“普济施医”之所的土地，用作兴建铺户房屋并且出租牟利，在大新街和玉子巷就兴建了110间铺位，每月收租300余两白银。
张之洞
光绪十年，粤总督张之洞下令查封教堂，南海县却出面劝解，表示一旦查封这些商铺就会导致商家迁徙，有碍民生。但在官府强硬的态度面前，教堂不敢收租了。然而，一些奸民趁虚而入，冒充教堂人士向铺户收租。为了取缔这种现象，铺户租金的交纳改由地方政府来执行。后来，一些地方官员以畏惧外国人势力为借口，不予执行（也可能早已与教堂暗中勾结）。于是，法国人借势敲诈，要求“追索租银”。张之洞怒火中烧，与法国公使交涉，把事情上升到外交层面。此事一直悬而未决。
绽放：在战火与硝烟笼罩下挺立而出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成了日军轰炸的目标。日军的主要轰炸目标是政府大楼、火车站、发电站、自来水厂等，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造成了周边地区的大量人员伤亡。据《广东省空袭损失统计表》资料记载：1937年8月31至1938年8月9日期间，日机对广州投弹2630枚，炸死1453人，受伤2926人，毁房2004间。
神奇的是，石室教堂得益于它坚硬的花岗岩结构而避免了一次又一次被摧毁的危机。也正因如此，一旦警报响起，许多市民便纷纷躲进教堂里面避难。
坚硬的花岗岩结构
1944年夏天的一次轰炸中，一架日本轰炸机被中国军队高射炮击中，坠落在石室前的街道上，当场爆炸，石块和机体碎片到处飞泻，街道上的店铺顷刻间化作瓦砾堆，血肉横飞。爆炸不仅把石室的玻璃窗震得七零八落，还把它西塔的三面时钟震停，仿佛那一惨烈的时刻被一瞬间定格起来。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大军逼近广州，国民党警察局副局长何名洋指挥破坏，不仅破坏了天河、白云两大机场，还秘密炸毁海珠桥，正在过桥的行人顿时被炸得粉身碎骨，死伤近千人。此外，沿江店铺也被震毁数十间，座落在一德路的石室教堂也被波及，剩余的彩色玻璃被彻底震碎。
1966年广州街头红卫兵大游行
国内十年动乱时期，石室教第三次遭逢厄运，受到严重破坏。8月25日到26日，红卫兵对具有“封、资、修”色彩的旧事物进行打砸烧，捣毁14个宗教场所，其中也包括石室圣心大教堂。红卫兵把教堂的书籍、衣物、宗教器皿、画册扔入火堆烧毁，砸碎从法国运过来的彩色玻璃，摧毁了二楼唱经台的精致而名贵的脚风琴，用大锤抡碎陈年洋酒，被砸坏的长条木椅被点燃，火舌烧裂了教堂的石柱和墙面，直到政府宗教事务办的人员当面出来劝说才肯罢休。
打到“四人帮”之后，石室也在1978年这个新时代的起点迎来了它的90华诞，并重新成为广东省重点文物。此后，政府逐年拨款修复教堂，添置桌椅，维修钢窗，装上国产的彩色玻璃，修复报时大钟等。
如今，历经种种灾难后的石室教堂已非昨日之貌，但历史的创伤沉淀在它的每一块砖墙里，形成了一种更为沉静而优雅的美，在闹市中悄悄绽放。即使行经的人们不知道它的风云烟雨，但也必定会感动于它的古老和坚挺，对它的塔尖所指向的神秘国度产生无限美好的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