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天宝初年，不惑之年的李白第一次到达长安，回首一路的经历，尤其感叹其出川之路的艰难，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在诗中，李白用渲染、夸张和神话传说，穷想象之能，汪洋恣肆、酣畅淋漓地刻画出了蜀道山川的险峻壮美，同时也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生动地描述了蜀道的交通艰难。
蜀道难
实际上，蜀道之难虽为事实，但由于巴蜀大地对唐朝的重要性无法取代，故而连接王朝根基的关中与巴蜀大地的蜀道便至关重要。经过唐王朝精心维修过的蜀道，在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安史之乱发生后，蜀道更是成为大唐王朝的生命之道。
巴蜀之地作为大唐王朝的后方基地，在唐代的地位极其重要，而作为连接关中与巴蜀大地的蜀道，则是决定这一基地能否成立的“咽喉”
历代定都关中的王朝，都将巴蜀之地作为其立国的后方基地。蜀中和关中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开发最早、也最为繁荣的经济区，巴蜀之地也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秦王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全国，与其早早的吞并巴蜀之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巴蜀之地为秦王朝提供了经济支撑。享国400年的大汉王朝便起步于此。而巴蜀之地独特的地理特征也成为乱世中原人民避祸的首选之地。因此，定天下，必得取巴蜀。
大唐十道：巴蜀大地为剑南道，为关内道的后方基地
唐高祖李渊起步取长安后，随机便占领了巴蜀。统一后，巴蜀之地的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号称“外府”。
“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库”，“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
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巴蜀之地的“外府”地位尤为重要，成为维系关中“中府”生存的“生命源”。
“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于瞏时，惟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由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
在唐代，王朝的立国根基在关中，而自古便为誉为“天府之国”的川蜀之地，则是大唐王朝的后方基地。而作为帝都长安通往川蜀之地的“蜀道”便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唐王朝对于蜀道的开拓、修筑和保护也非常重视。
在唐代，中央政府数次对蜀道进行整修、恢复和改线。在唐代，仅褒斜道就进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整修、恢复和改线，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开斜谷道水路”；宪宗元和年间“复置斜谷路馆蜂”，敬宗宝历年间“修斜谷路及造骤馆”；文宗开成年间修“自散关抵褒城”路;宣宗大中年问新开文川道;宣宗大中四年修复斜谷路;僖宗光启年间修褒斜栈道。
古蜀道
这些蜀道经过整修，增添馆驿，平整路面，使得原来的“自羊肠九曲之盘”变为 “通千里之险峻,便三川之往来”的大道。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地方政府的奏报都能够通过蜀道快速传递，驿卒们“急宣之骑，宵夜不惑”。
在蜀道的北段,故道、褒斜、傥骆、子午四线均被先后辟为驿道。在褒斜道江口镇以南的东侧,又开辟了文川道;西侧由武休关向西北,修筑了通往凤州、散关的驿道。蜀道的南段,金牛道利州至成都间,开凿了南北并行的两道;从汉中南通巴中的米仓道,从西乡南通涪州的荔枝道,都曾成为国家驿道。由于南北两段蜀道的畅通,从首都长安通向山南、剑南各地以及吐蕃、南诏各国的驿道上,信使驿卒、车马行人来往频繁,络绎不绝，沿着蜀道，朝廷的政令能快速传达至巴蜀大地，也确保了朝廷对巴蜀之地的控制，同时蜀道的畅通也为唐王朝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蜀道
从政治上看，蜀道是唐王朝平素控制西南诸夷、内乱时逃亡的生命之道
1、蜀道是唐王朝维系对西南地区控制及民族交往的重要通道
西南地区，自古便是少数民族的聚焦之地。在唐代，西南地区分布有东谢蛮、西赵蛮、群舸蛮、南平僚、东女国、南诏蛮、吐蕃等少数民族。唐太宗时期，对各族采取了“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设立羁糜州，在充分尊重各民族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分封其首领为各羁糜州刺史，西南少数民族纷纷遣使入朝，率部内附。在这期间，蜀道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和交通作用。
奉行爱之如一民族政策的唐太宗
在唐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府是南诏国。在安史之乱以前，南诏同唐朝的关系较为密切，与唐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彼此信使经蜀道往来不绝。安史之乱后，南诏与唐王朝之间发生了数次战争，双方关系恶化。
唐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
785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其在蜀地21年，成效显著，南诏与唐王朝重新恢复了归属关系。“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这条青溪道到成都，直接与金牛、褒斜等道连结起来，从长安直达南诏，极大地便利了中原与西南各地的联系。
“抚边年久赋徭宽，善政春秋俗自安。蜀道虽危今坦易，登天不比向时难”。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原大地如何动乱，蜀道却一直是唐王朝稳定的大后方之一，唐朝的丝织技术、佛教、音乐经蜀道传入南诏，南诏的经济文化也通过蜀道输入内地，华夏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可以说，从政治上看，蜀道对唐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从安史之乱开始，蜀道三次成为了皇室在面对叛乱时难逃的安全通道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不久后，叛军迅速攻破潼关。眼看长安即将失守，唐玄宗仓皇逃亡，蜀道的重要性便立刻凸显出来，蜀道也成为玄宗逃生的唯一通道，在经历了马嵬坡与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后，玄宗终于安全的逃到成都。
安史之乱逃亡蜀地的唐玄宗
783年，“泾原兵变”爆发，十月叛军再次攻入长安，德宗就仓皇出逃，由傥骆道逃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在汉中地区，凭着着天然的山势为屏障，得以安心的坐镇汉中，指挥唐军反攻，方才击败了叛军，最终重返长安。
880年，黄巢起义大军攻入长安，唐僖宗带随从宦官田令孜等仓皇先逃往山南（汉中），又从散关逃奔四川成都，在川地，僖宗整整待了4年，在这期间，僖宗得到了喘息，他利用川中的富庶和各地的进献，组织对黄巢的反扑，直到885年三月方重返长安。
黄巢起义及唐僖宗南逃路线
如果当时蜀道不通，玄宗、德宗、僖宗皆有可能会变成叛军的俘虏和刀下鬼，如果蜀道不通，这三次叛乱会不会被平定亦不可知，唐王朝的命运或许会提前终结。
从经济上来看，蜀道在唐王朝南北经济的流通中起到了重要的渠道作用
前文所述，大唐时期的蜀道，北接关中平原，南连成都“天府之国”，成为南北经济、贸易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大唐对外贸易通道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岭南的热带水果（包括此前杨贵妃所喜爱的荔枝）源源不断的通过蜀道被送往长安，而成都的蜀锦纷纷送往京城。
唐代的荔枝道
作为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是全国之地的商品的聚集之地。而巴蜀之地则是唐朝丝织业的重要基地，蜀地大量品质优良的，以“蜀锦”为代表的丝织品，通过蜀道源源不断的运到京城长安，成为长安人所追捧的商品，史称“益州以罗、绸、绫、绢供春彩”。
蜀锦
除了丝织品外，质地优良、品类众多的蜀纸也是长安的达官贵人、书院学子们所喜爱的，蜀纸经蜀道运至长安，客观上也促进了长安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当时长安最繁华的东、西两市，肆店行铺林立，富商大贾云集，其中就有大量的“蜀锦”等蜀地的经济产品和一些由此而富起来的蜀商。
安史之乱后，关东和关中地区的经济逐步衰落，成都平原成为唐朝的主要经济基地，成都府的人口数量也仅次于京兆府位居第二，蜀道的经济交通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尤其是在唐代中后期，因藩镇割据造成大运河和漕运不通，岭南和蜀地粮食唯有通过蜀道方能运抵关中，以支持庞大的官僚集团和民众的日常需求。
从文化上看，和平时期的蜀道是沟通唐代长安与巴蜀文化交流的走廊，而在战乱时期蜀道则是文人们入蜀逃难的生命通道
唐代是中国古代王朝中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长安不仅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也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和东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集中点。唐朝初年，政府先后开设文学馆和弘文馆。唐王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吸引了大批文人雅士到长安应举游学，长安出现了“四方儒士，云会京师”的盛况。
古代的学子们
而自古以来，巴蜀之地的文化积淀也较为厚重。到唐代，蜀地文化更加兴旺，武德年间，高士廉担任益州大都府长史后，“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命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蜀中学校灿然复兴”。另外，蜀地崎险的蜀道，壮丽的山川，富饶的土地，安定的社会，也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和文化艺术人才。从初唐到晚唐,各个不同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纷纷选择在蜀地游历。
蜀地本土诗人陈子昂
初唐时期，沈佺期由褒斜道去蜀，留下了《夜宿七盘岭》的名篇，蜀地本土诗人陈子昂对唐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盛唐时期，张说、苏殒、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曾往返于长安与成都之间，李白的一首《蜀道难》更是其著名的代表。中唐时期，张籍、韦应物、白居易、元稹等著名诗人相继入蜀，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
“严秦修此驿，兼涨驿前池。已种万竿竹，又栽千树梨”。
到了晚唐，雍陶、杜牧、李商隐、薛能等人又相继入蜀，对成都和长安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十驿褒斜到处慵，眼前常似接灵踪。江边旋入旁来水，山豁犹藏向后峰。鸟径恶时应立虎，畲田间日自烧松。行吟却笑公车役，夜发星驰半不逢”。
成都是“天府之国”的“锦城”，长安之“外府”，繁华的经济驰名全国，所以每遇战乱或饥荒，长安地区大量人口逃难到蜀中，给成都带来了首都文化的精华。而唐王朝历史上的三次大的内乱，更是导致大量的关中长安人士由蜀道前往蜀地。安史之乱中，关中地区变为战场，此时唯独剑南“物产繁富”。长安文化精英们纷纷跟随唐玄宗的脚步流入蜀中，杜甫即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泾原之乱”时，又有大批人士入蜀避乱。黄巢起义之时，长安遭到了灭顶之灾，长安文化精英再次大规模流入成都。
位于成都的杜甫草堂，便是杜甫避难蜀地时所居
通过北蜀道传入蜀中的唐代长安文化，促进了蜀地文化的繁荣，极大地改变了蜀地的文化面貌，及至宋代，蜀地文化的兴盛已经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时有“两宋时文人之盛，莫盛于蜀”一说，而蜀地的文化又通过南蜀道向大西南乃至域外的安南、骠国辐射。
可以说，蜀道作为长安与成都文化交流的走廊，在中国古代交通史和地域文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夺目的光彩。
结语
大唐王朝的盛世，是建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上面的，当时我国南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理布局正处在转折期。南方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北方在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后开始出现衰退的现象，而巴蜀之地由于长期的和平，未受战争侵扰，发展呈现出独树一帜，一片繁荣的景象。
其时，唐王朝通过蜀道和大运河，使蜀汉和江淮经济区与政治中心关中地区连接起来，确保了唐帝国的长治久安。
蜀道
“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加剧，关中和中原地区日趋衰落，江淮和蜀汉财富成为唐王朝赖以为生的源泉。但由于藩镇割据，大运河、漕运难通，江淮之地的粮草运抵关中极其困难且耗时日久，唯有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通过蜀道能直达长安。因而，历届唐朝政府非常重视蜀道，千方百计保证蜀汉道路的畅通。
可以说，蜀道的全盛时代在大唐，蜀道随着唐代的强盛而繁荣，成为大唐文明畅通无阻的大动脉，好不夸张的说，大唐时期的蜀道，既是诗人眼中难于上青天之路，更是大唐王朝的生命之路。
唐朝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向东方迁移，元代开始又移到了北方。导致蜀道远离政治中心，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荣耀，道路失修，几经荒废，再也不复唐王朝的繁盛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