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漢的內外困境
漢武帝《輪臺罪己詔》之後，漢朝對匈奴的戰爭暫時告一段落，國家開始採取較寬鬆的財政政策休養生息。武帝之後，昭帝即位，公元前81年，漢昭帝召開鹽鐵會議，重新將鹽、鐵和酒的經營權交還給民間，漢朝的經濟得到了較好的恢復。
但是匈奴遠遁的邊境壓力並沒有減輕。《漢書··匈奴傳》記載，匈奴到達漠北之後，全新的生存環境讓匈奴社會爆發了“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的災難。生存的慾望迫使匈奴進行新一輪的遷移。公元前80至78年，匈奴企圖南下重新佔領河西走廊，遭到失敗後，又開始了東西兩個方向的擴張。而此時，生活在匈奴舊地（戰國時期匈奴活動範圍）的烏桓首當其衝，匈奴兩萬大軍攻擊烏桓。又迫使曾經承擔漢朝偵查任務的烏桓南遷，屢屢進犯漢境。這一系列壓力最終又傳遞到了漢朝。
武帝去世十年，公元前77年，迫於邊境戰事的壓力，昭帝重啟了被武帝廢止的“輪臺屯田”政策。五年後，輪臺屯田開始發揮戰略作用。前72年，漢宣帝發兵十多萬，聯合烏孫討伐匈奴。前71年，匈奴報復烏孫，卻在返回途中遭遇雪災，損失嚴重。輪臺政策的實施，讓匈奴面臨“南有漢朝、西有烏孫、東有烏桓”的悲慘局面。終於繼續向北遷移，尋求戰略突圍。前60年，漢朝都護府正式設在烏壘城，鄭吉成為第一任西域都護，標誌著“輪臺政策”的完成。
隨著輪臺趨於常規化，漢武帝當年擔心的終於發生了。《漢書··········西域傳》記載，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不僅需要給使者往來人、馬、驢等提供糧食供給，還需要額外擔負執行軍事行動的職責，苦不堪言。比如，前82年平叛益州反叛的胡虜和武都反叛的氐族中，就有羌族軍隊被徵調；前61年，平叛的大軍中就有羌族的騎兵和酒泉地區的羌、月氏兵四千人。“羌人為漢事苦”，“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希望以武力減少頻繁軍事徵調帶來的壓力。漢朝從“為匈奴苦”變成了“為羌事苦”。鄭吉就任都護前一年，歸義羌候楊玉率西羌騎兵擊敗漢朝屯兵，攻佔城邑，殺死了官吏。雖然漢將趙充國成功鎮壓了羌族的叛亂，但是輪臺導致的軍費消耗和諸羌之苦的問題仍在發酵。
國際方面，西域的反叛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都產生了連鎖反應。除了北邊的匈奴，西邊的羌族，還有南越和東部的朝鮮，都隨著漢朝國力衰弱開始了反抗。漢昭帝時期，南越之地在二十年間發生了六次叛亂，消耗費用三億多錢。不僅如此，武帝時期征服的朝鮮半島也開始趁機叛亂。偌大的大漢王朝連年征戰，除了獲得“元龜象齒”和西域天馬外，只剩下“關東睏乏，民難搖動”。農業帝國生產力和擴張極限讓漢朝財政長期超負荷運轉。不得以，漢宣帝至漢元帝時期，西漢相繼放棄了朝鮮半島中西部的“真番郡、臨屯郡”，南越之地的象郡和珠厓郡，以及川蜀大地的文山郡等地，實行東西南三面收縮。這進一步暴露了大漢王朝內部財力和物力面臨的困窘。
國內方面，財政收入主要靠稅收，各項出使和軍事行動費用無意增加了普通農民的賦稅，一部分農民無力承擔不得不以奴僕身份墮入豪門大家。這又加劇了其他普通農民的負擔。最終導致“細民不堪，流亡遠去”，進一步導致中等收入家庭承擔過重的負擔，以至於“田地日荒，城郭空虛”。服役的人口不斷減少，漢朝不得不擴大服役年齡的界限，以至於五十到六十之間的人都必須服徭役，不僅本人要參加，連他的兒子、孫子也要參加。以孝道治理天下的社會準則被破壞殆盡。武帝后期休養生息，昭帝、宣帝時期普通生產者流失趨勢也得到遏止的局面一起不復返了。公元前44年，漢朝民風“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因懼怕賦稅，即便是政府發放土地，寧願賣了做商人，都不願意耕種，生意失敗了就落草為寇。民間的頹勢加劇了漢朝財政系統的崩潰。公元前15年，漢成帝拿不出錢來賑災，以至於發生饑荒，流民四起，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強盜盛行。
二、王莽的崛起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口變成了無法服徭役的豪族家奴僕，“貧弱愈困”而“富者田連阡陌”。貧富差距加大，內部矛盾嚴重激化。財政的緊張，讓從皇帝到大臣都把勤儉節約視為解決當下困局的良藥。王莽諸多節儉和孝行事蹟，讓漢朝上下大小貴族都願意將王莽推到最高決策者，以期推行節儉和孝道改善社會狀況，解決國家財政困境。
公元8年，王莽在漢朝高層貴族和儒生的支持下，從安漢公做到了攝政王，再由攝政王晉升攝皇帝，最後正式取代劉氏稱帝。整個社會除了不起眼的簡單抵抗外，一派和氣。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王莽稱帝並不是後來史書上所詬病的亂漢篡位，而是從漢武帝開始，被徭役和兵役折磨了近一個世紀後，人們也切實希望能夠做出些許的改變。
王莽稱帝后，就必須面臨漢武帝時留下的邊境問題和社會貧富差距巨大、社會階層固化、上升渠道和土地資源被豪族壟斷等問題。稱帝之前，被豪族排擠的儒生知識分子把王莽奉為實現儒家最高理想和自身政治抱負的代言人，稱帝后王莽立即按照儒生的策略大刀闊斧的改革社會。但面對武帝留下的政治遺產和社會困境後，無論是勤儉節約還是孝行，都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因為，無盡的邊疆問題和農業社會拓展邊疆的極限將持續拖累整個王朝。
三、王莽的失敗
但被豪族排擠的儒生大都是眼高手低的書生們沒有看到問題的本源，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克己復禮”，恢復西周時代的禮儀。這種社會組織模式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不合時宜了，更別說西漢末年。於是幾乎沒有政治手腕和統治才幹的儒生，為整個王朝設立了極高的儒家倫理標準，卻又無法給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操作方法。最終在充滿書生意氣和王莽儒家思想的想象中，一整套對經濟、社會的全盤計劃開始實施了。
為了限制豪族勢力，減少貧富差距，把土地收歸國有，實行公有制，貨幣系統全面改革，政府和官制也全面洗牌。這下子已經運行了兩百年的各項社會秩序被全部打亂，社會陷入了混亂。由於理想太過崇高，很難找到著力點，導致官員不知道皇帝幹什麼，百姓和貴族不知道執政者想幹什麼。加上貨幣改革破壞了原有的經濟秩序，而又無法形成切實有效的新秩序，社會退回了物物交換。貨幣改革的失敗，導致官員的工資被凍結，士大夫和豪族社會怨聲載道。沒有官員的賣力，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趨於癱瘓。整個社會陷入了停滯的泥沼。
正所謂“期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大”，當王莽新朝無法讓百姓和貴族獲得理想的效果後，反對的力量就開始加倍反撲。關東各地起義風起雲湧，最有名的是山東境內赤眉軍和河南西部綠林軍為代表的反抗力量集團，他們的迅速發展敲響了新朝滅亡的喪鐘。而後者就有下一位重量級人物——劉秀。至此，西漢徹底退出舞臺，東漢的序幕正式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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