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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保守派，也就是喜欢老东西，而且不愿意变动。王安石是激进派，他喜欢改变，甚至希望把北宋的所有政策都给改掉。
这两个人的主张，其实没有对错之分，因为两个人都是希望北宋王朝能够蒸蒸日上。可是偏偏这两个人生活在了同一个时代。
司马光这样的人，在北宋其实并不少。
说起守旧派，其实大家都是守旧派。这世道有几个人愿意无缘无故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呢？没有人愿意。
同样的道理，宋朝的这帮大臣们也不愿意改变，不光是司马光，之前的韩琦、欧阳修包括晏殊，他们都不愿意轻易做出改变。
因为改变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尤其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就顺理成章，那是没什么问题的，哪怕是不公平，大家也就认了。
怕就怕中途临时改变规则，那么问题就大发了。比如这次中行原油宝事件，原来的规则好好的，最低价也不会变成负数。
可是人家偏偏提前改了规则，你觉得也没什么，那就是大意了，套牢你真的没商量。那么大家自然会觉得受到了欺负。
王珪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司马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于一时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宋史》
其实司马光这些人，只是很正常的反应罢了。人家不想改变，不想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的，就得罪那么多人。
如果原油宝价格没有成为负数，而且不断攀升，那么大家还会觉得改变规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当然不会。
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人就是做空了原油宝，回头大赚了一笔。是不是会有一帮人因为规则不合理的问题，要让这些大赚一笔的人把钱吐出来呢？
万般规则之下，永远都有一帮人会出来喊冤，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雨露均沾。所以在司马光看来，改变未必会更好，反倒是得罪了不少人，那为什么要改变呢？
一看司马光就是看透了这个世道的人，眼光比王安石要老道很多。他明白自古以来的法则规定，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改成了王安石的法则，这个社会未必就会更好。
王安石是锐意进取之人，他不想因循守旧。
王安石是那个年代的愤青，他一眼就看出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在他看来，如果再不进行改革，那么北宋的经济可就完了。
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这就好比是一扇防火墙树立在那里，时间长了以后，防火墙的漏洞越来越多，可是没有人站出来修补。
王安石的变法，那就是来修防火墙的。如果防火墙长期不修补，早晚这台电脑就要卡死停机，甚至到处都是病毒。
- 他知道变法会得罪很多人，为此王安石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找到了大老板宋神宗，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以后，他这才敢进行变法。
- 在王安石看来，有大老板为自己撑腰，这件事还有什么困难可言呢？万万没想到，最后出卖王安石的，还就是他的大老板。
- 宋神宗是经不起折腾的人，他过去是想着要改革，可是改革触及到了太多人的利益，这是宋神宗所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为了平息众怒，宋神宗只能出卖王安石。王安石锐气不减，那么好，出卖两次就老实了。终于两起两落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一个愤青奋斗的时代就此终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本身是没有仇恨的。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上台以后，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给废掉了。可以说变法的中途废除，使得北宋朝廷出现了朝令夕改的现象，这对百姓们来说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这就好比之前青岛那个三天的政策一样，大家不敢再去轻易实行一些新的政策，因为缺乏安全感了。
可是司马光这么做是在针对王安石吗？当然不是，他甚至有些佩服王安石的勇气，不过他觉得，王安石的那些新东西，不适合北宋朝廷。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 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 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宋史》
这里面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完全是他们俩的认知不一样。司马光就是讨厌新东西，他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天天在跟死人打交道，怎么可能去欣然接纳那些新东西呢？
同样的道理，王安石一个天天打网游的人，你忽然让他把网游给戒了，这可能吗？是有可能，但是非常难，因为在王安石的认知里，打网游也能成为世界冠军，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说两个人是丝毫没有半点个人恩怨在里面的，纯粹就是认知范围不一样。一个是老学究，一个是叛逆少年。
总结：王安石变法，有利有弊。
王安石变法的确是失败了，最终造成了北宋的持续衰败。有人就认为，王安石变法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北宋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可能那个时候北宋就能走上资本市场的道路。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王安石变法就一定完全没问题吗？当然不是。
我们看看苏东坡老先生是反对他的哪些地方就能看得出，这一变法的缺陷在哪里。所以新的法令同时实行，老百姓们吃得消吗？根本反应不过来。
任何法令都要有试验区，你以为现在哪些实验学校是开得玩的吗？那就是用来做实验，看看新的教学方法是否能够普及全国用的。
可是王安石对自己的法令过于自信，所有法令不用实验，就全国推广。最终造成了全国反对的局面，甚至连宋神宗都救不了他。再看看他用的都是些什么混蛋人物。由此可知灭王安石的不是司马光，而是他自己。
江湖小晓生
自然在他心里，深藏不露。唯有借助后人视角，才能一窥内心深处，那冰山一角，说来极为不容易啊！所谓人心隔肚皮，就是这个理。何况，司马光还是个老狐狸，更加深不可测。记得他的同僚说过一句话，好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之类的，来形容他却是最合适不过了。至于，他算不算个“反派”，既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因人而异。
具体而言，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之用意，分为两个方面、层次。一方面，司马光“为了反对而反对”，没有任意理由事实，纯粹政治立场所决定的。毕竟，司马光与王安石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都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谋福利，反对另一方，自然就有了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司马光“为了理念而反对”，不想看到老百姓因为变法而受到伤害，主张保守的变法。要知道，司马光了解底层民情，肯定有看到过 “王安石变法”对于一些百姓的盘剥，否则不会极力反对之。
这从他所持的变法意见，就可以看出，至于真假还有待斟酌。不过，政治人物一般都很复杂，不要看反对的理由一大堆，个个条条都是“为了百姓好”，就轻易信了他，那样很有可能会被带风向、失了自己，顺带也害了自己，完全得不偿失。因此，司马光不管所持是哪种反对，或兼而有之，我们都要审慎对待之，擦亮自己的眼睛。同时，不要忘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寻找相关的史料予以佐证之。
另外，司马光算不算个“反派”？却是不能轻率、贸然下结论。对于保守派来说，司马光代表了他们的主张，为他们发了声，自然不可能是反派。反观掌权的改革派，司马光无疑就是个“反派”了，完全不知好歹，处处反对，真是岂有此理，估计他们牙都咬碎了。
当然，后世之人，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断然不会“非黑即白”的讨论之。总之，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无非是政治用意、兼具个人用意了。其中之门道，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唯有仔细研究、用心揣摩了。
史过境迁客
从家国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司马光算是一个十足的“大反派”。
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有两大主要原因。
第一，司马光的认知水平太低，跟不上王安石的脚步。
在熙宁元年（1068年），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两人在宋神宗面前，就朝廷钱不够花（国用不足）的事，开始进行辩论。
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是因为花费太多，宫廷里、以及朝廷的高官们省着点花就行了。王安石则不同意，他认为，国家要善于理财才能有钱花。
司马光就开始发挥道：所谓善理财，不过是搜刮民财罢了，这不是好事。
王安石说：不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才算善于理财。
司马光反驳说：天地间财物有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加赋而能达到国用足，只不过是想悄悄地剥夺百姓罢了，这样做的危害比加赋还严重。
司马光的反驳之语，其实道出了他的认知水平，一个字：低！
以经济学角度看，王安石是近千年前具有现代经济学素质的人。他知道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比如增加人口、增加土地供应、增加投资、推动技术进步等）来扩大经济总产量，在总产量扩大的情况下，在同样税率之下，朝廷当然能收到更多的钱。
而司马光认为财富有定数，这个观点是相当错误的。即使不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也能证明他的错误。比如同样一片土地，唐朝时期只能养活5000多万人，而到宋朝时面积更小却已经能养活1.2亿多人。
司马光的认知水平太低，他无法理解王安石的观点，他完全跟不上王安石的脚步。最终成了变法的巨大绊脚石。
第二，司马光作为大官僚大地主等既得利益者，他们满足于现状，反对变革；当变法触动了他们利益时，则更加反对。
司马光等文人高官，享受着宋朝的超级高薪，已经属于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是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实现的，而变法却是要改变这个框架的，这等于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当然要反对。
到后来司马光已经成了保守的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言人。
司马光最后为了反而反，完全是意气用事。当王安石被罢免，司马光恢复执政时，他竟然尽废新法，完全不顾很多新法切实可行、有利于人民。他的盲目反对，连他曾经的保守派盟友苏轼也看不下去了，出言质问他。
同时，司马光还迂腐到这种程度：把变法期间夺得的西夏领土“还”给了西夏，说是为了不给朝廷惹是非。你看，这帮老文人既得利益者，为了自身利益，竟已经颟顸到如此地步了。
结束语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首先是他受认知水平所限，理解不了变法；其次是他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以至于后来到了盲目反对新法的地步，因此，他就是一个“超级大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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