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
王飛參與了樂平姦殺碎屍案、廖海軍案、李思俠案等辯護，當事人均成功平反，他也因此進入公眾視野。告別張玉環，他匆匆踏上前往下一個案子的路途。在這條由一個個案件連接的路上，他已經走了14年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
文｜特約撰稿 韓茹雪
編輯 | 黃劍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5587字，細讀約需13分鐘
張玉環被無罪釋放後，他的家人寫了封長信，列出很多要感謝的人，排在第一位的是王飛。
王飛是張玉環案再審的辯護律師，也是推動這起冤案平反的重要角色。張玉環平反回家後，面對一眾媒體，想邀請他一起站到鏡頭前。王飛拒絕了，“現在我已經不重要了，更想看到你們一家團聚。”
2006年大學畢業成為律師至今，王飛參與了“5·24樂平姦殺碎屍案”、“廖海軍案”、“李思俠案”等辯護，當事人均成功翻案，他也因此進入公眾視野。告別張玉環，他匆匆踏上前往下一個案子的路途。在這條由一個個案件連接的路上，他已經走了14年。
2017年8月21日，王飛（右）與南昌羅金壽律師（左）到張玉環老家，與張母合影 圖 / 受訪者提供
關注人的命運
本刊記者見到王飛，是在9月19日下午兩點。前一天，他剛從外地出差回京，兩個小時之後，還要接受另一個採訪。
他的午飯是從樓下打包的一份熱乾麵，快涼了才匆匆吃掉。張玉環案平反之後，他每天要接待五六撥尋到律所的當事人家屬，至少能接到十幾個求助電話。
這種忙碌幾乎貫穿他整個律師生涯。深圳、衡陽、海口、廣州、棗莊、遵義、赤峰，這是他2020年9月去過的城市，白天辦完事情，晚上飛到另一個城市。
律師的工作通常是圍繞案件展開，但王飛更願意深入瞭解案件背後的故事，關注人的命運。
張玉環案之前，作為一名刑辯律師，王飛參與過多起冤案平反的工作。張玉環案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他認為，“與關押時間更長、案子錯得離譜有關”，更多的是案件本身人物有亮點，有情有義的前妻、堅持奔波的醫生、參與報道的記者等等。
接到這一案件之初，王飛和一些記者溝通，得到的更多是消極回應，大家普遍覺得張玉環案沒什麼“特點”。
陳年舊案沒有新進展，王飛決定去張家村看一看，更加立體還原張玉環這個人、這個家庭。
“案子是扁平化的東西，沒有直觀感受，更應該看到案子背後的人，每一個人。”王飛在張家村待了一週多，走訪當年的案發地，見張玉環的家屬、村民，用手機拍成視頻，把訪問到的人和故事，提供給媒體，引起更多的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案件再審進程。
當事人的遭遇經常讓王飛感同身受。有時他不由得想，自己只是運氣好一點，不然完全可能與當事人面臨相同的命運，“聽他們講述，我覺得自己像被關進籠子，我是清白的，但不得不面對長時間的關押。”
王飛記得在江蘇崑山見過一起冤案的當事人荊獻柱。2000年，安徽渦陽縣一名19歲少女的屍體被人發現。半年後，新婚不久的車超被警方鎖定為嫌疑人，一同被帶走的還有他的哥哥車雪峰、表弟李勇、哥哥戰友荊獻柱，這起案件後來被稱為“安徽車超姦殺案”。2001年，一審判決車超與荊獻柱死刑。
王飛是申訴階段李勇的律師。最初抓進去的4個人，稱遭刑訊逼供，都認了罪。四年後，辦案人員調查發現案發現場僅有兩個人的腳印，不可能是4個人作案，荊獻柱和車雪峰最終被判無罪。
時隔多年，荊獻柱被釋放後，選擇在江蘇崑山生活，“不想回去，恨一直伴隨著，我得逃離。”
在荊獻柱的講述中，他是黨員，當過兵，參加了九八抗洪，拿過很多榮譽。當年正是一腔報國熱情的時候，被當頭一棒，毀掉了人生。
漫長的接力
這種遭遇帶給王飛很大的震撼，也讓他對代理陳年舊案更加堅持。最近一段時間，王飛在為黑龍江一起舊案的申訴進行調查取證。
2003年9月，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條地溝裡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女屍，田志娟、田志軍姐弟被認定為兇手，17年來姐弟倆一直在喊冤。該案經一次撤訴、四次發回重審，最終兩人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殺人命案，不認罪、不賠償，在當時那個年代是‘必死無疑’的，但這個案子卻沒判死刑或死緩，僅僅是無期徒刑，這是非常蹊蹺的。”原審辯護人遲夙生至今對這起案件記憶猶新。
1980年1月1日，我國《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正式實施，遲夙生此後就走上律師的道路，是新中國第一代刑事辯護律師之一。在當時的體制下，律師是法院下屬工作人員。案件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和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是沒有律師參與的，直到進入法院階段才能有律師介入。
“那時候一年做一個案子和做一百個，拿的工資是一樣的，還在行政體制下。”遲夙生回憶，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她覺得當時做律師雖然掙得少，但和法院是“一夥兒的”、“那時候刑辯沒有今天困難”，合理的調查取證意見更能被法院聽取，而現在律師具有私權之後，介入很多案件反而棘手，難了很多。
當年田氏姐弟案，遲夙生曾做了大量的調查取證，發現在偵查機關認定的死亡時間之後，死者曾與多人通話。這份關鍵證據卻被“隱匿”在公安偵查階段，未移送到檢察院。遲夙生是在法院階段介入到案件中，按照當時規定，只能查閱檢察院交到法院的主要案卷，而非全部。她經過大量取證，發現諸多疑點，一再堅持證據存疑，最終讓田氏姐弟未被判處死刑。
“如果這個案件我沒頂到底，那絕對是不負責任的刑辯律師。”遲夙生今年64歲了，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她感到自己“年齡大了，隨時會終止”，遂找到王飛律師，希望他能繼續完成這個案件。十幾年倏忽而過，當事人在監獄中度過了漫長時間，持續喊冤；另一邊，案件已經在兩代刑辯律師遲夙生和王飛之間完成接力，繼續尋求平反。
“冤假錯案是欠下的債，必須還”
平反一個案件，為什麼如此艱難？
“最大的阻力來自於人，”結合田氏姐弟案，遲夙生記得，當年“破案”後，公安機關不久就接受表彰，很多警察因立功被授獎，電視廣播大力宣傳；辦理該案的檢察長支持起訴田氏姐弟，而追求百分之百的辦案正確率是當時檢察院“業績”考核的一部分，“不管對錯、不能認錯”；案件到了法院，法院不能不判，也不能硬判，造成了那個年代如田氏姐弟案一般“殺人命案不認罪、不賠償、不死刑”的蹊蹺結局。
借張玉環案平反的契機，有來自司法系統內部的文章聚焦冤假錯案的“隔代糾正”現象。作者劉哲，是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曾出版《你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法治無禁區》等個人文集。
劉哲曾接受《南方週末》專訪，在自述中提到：“假設你是一個法官，如果你要觸碰近期判決的案件，那這個案件的偵查人員、檢察人員、作出原來判決的下級法官，包括他們的領導，都還在位。你如果形成一個決定，把之前的判決推翻，他們的利益馬上受損。並不是說他們與案件本身有多少利益糾葛，而是他們會被追究責任，可能被處分。那你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受到影響。”
這種利益關係導致司法系統內部往往沒有糾錯的動力。外力介入帶來的衝突是更劇烈的，王飛有時說話強硬也會招致司法人員的不滿，說他是“偏激的律師”，但他堅持“你把他換成你的家人，如果你的家人遭遇這樣的事情，你希望是什麼律師，是彬彬有禮，遇到有不合法、不公平的東西，被人阻擋出來就回家、認命的律師，還是不斷抗爭的律師。”
在王飛看來，平反冤假錯案對司法系統是加分的，大家能認同，司法系統會犯錯誤，犯了錯誤之後，應當實事求是去糾正，這兩年最高檢、最高法的相關報告也對冤假錯案平反作出了正面回應，這是鼓舞人心的。隨著張玉環等案件平反，人們也能看到司法環境正在逐漸完善。
最近接到的案件中，來自河南的當事人林強讓王飛印象深刻。
林強在多年前因被懷疑是殺人犯而入獄，被判處死緩，服刑16年多後，出獄。回到家中，他一個人住在屋裡，家人不能理解他。兒子已經成家，有了孩子，林強想抱抱孫子，兒媳婦拒絕，悄悄跟丈夫說，“他是個殺人犯，你不知道嗎？”
王飛看過案卷相關材料，從證據的方方面面來看，他相信林強是無辜的。講到近況，林強非常落寞，“我是無辜的，沒有做過那個事情。”王飛回答，“我理解你。”
“沒有證據，怎麼能說一個人是殺人犯？按照這個邏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殺人犯，只是沒找到證據，這是很混賬的邏輯，”王飛篤信“疑罪從無”的準則。
他認為部分警察實施刑訊逼供的原因，不一定是利益驅使一定要破案，而是那種樸素正義，“我看這個人就是幹了這個事，實際就是一種猜測，認為對方是狡猾的，那麼自己打人也是正義的。”
推動冤假錯案的平反，王飛覺得更大的阻力來自於利益層面，而非辦案人員“樸素正義”與“疑罪從無”司法概念的分歧，“只要立場上實事求是，（結果）都沒有太大的差異。”
王飛不喜歡強調宏大概念，他認為國家、集體都是由人組成的。過於關注宏大的，可能會忽視個體的訴求。
“我喜歡讓每一個人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東西”，王飛覺得，冤假錯案是國家欠下的債，必須還，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欠債的人，哪裡能說我過幾年再還？”
懸在刑辯律師頭上的劍
作為一名刑辯律師，王飛經常要面臨無數次的重複、時進時退的等待，甚至“纏鬥”。
2015年，餐飲企業真功夫股東發生衝突，人文學者許丹寫書《真功夫你不要學》。許丹後被真功夫大股東之一潘家以涉嫌誹謗起訴，代理律師周澤等也被起訴。
“沒完沒了的折騰，死纏爛打的做法”讓周澤感到煩悶，他找了同行王飛在內的一些律師，共同應對這起案子。
蓬江、天河、東莞、武漢、岳陽、成都、海淀，王飛等人轉戰多地，參加了多次庭審，經過4年左右的努力，案件終於平息，潘家不再纏鬥。這讓周澤覺得王飛很能堅持。
2015年，周澤成立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下稱“澤博律所”），2018年王飛加入成為合夥人。事務所規模不大，周澤覺得剛剛好，與各個方面打交道，有時會面臨一些風險，出現意外更容易應對，如果規模太大，萬一停業，會影響太多人的生計。
這種“意外”並不少見。王飛在代理李思俠案過程中，被當地司法系統投訴，說在“網上惡意炒作案件”，直到李思俠的案子最終獲得“不起訴”結果。同在澤博律所的律師王興，在代理清華大學付林案期間，律師執業證年審被暫緩考核半年，直到付林案撤訴，事情才平息。
2020年6月20日，上海，王飛（右）與李思俠（中）及其女兒見面，這是李思俠恢復人身自由后王飛第一次與她見面 圖 / 受訪者提供
通過微博等網絡平臺進行公共表達、反映案件信息、為被告喊冤的過程中，王飛等律師往往承擔著較大風險。這種風險一定程度上來自辦案機關的投訴，導致律師年度考核受到影響。
“我們有正常監督的權利，這也是正常、應該的，他們要投訴，我們去應訴就好了。”周澤稱這已經是常態。
作為刑辯律師，更大的困難是案件本身難以推動。王飛擔任辯護人的車超案，再審被駁回，目前來看是失敗的。這樣“失敗”的案件，常常是多數。
成功的是少數，“有時候能解決取決於偶然性因素，而沒有一個完善的錯案糾錯機制”，王飛認為張玉環是幸運的，他從接手這個案子到最終平反，時間是三年多。而他經手的更多類似案件，常常被拖延很多年，遲遲沒有結果。
介入張玉環案後，王飛看完案卷材料，認為張玉環無罪，積極主張申訴推動。但也有“推不動”的時候，王飛回憶，在法院“立案不查”的階段，江西省高院曾說一個月給答覆，後來拖了幾個月也沒有回應。他給江西省高院、江西省檢察院寫信，甚至寫信給江西省省委書記，寄到省委辦公廳。每封信大概三四千字，把案件的冤情展示出來。最終，他得到確定的回覆。
張玉環已經平反，更多的案件還擠壓在王飛的辦公室，“實際上對一些沒有被平反的錯案當事人是不公平的，他只是運氣不好。”
2020年8月5日，進賢縣凰嶺鄉張家村，張玉環和大兒子張保仁、二兒子張保剛坐在垮塌的老房子門口談心 圖 / 紅星新聞 王勤
接觸的陰暗面越多，反而人越陽光
從事律師工作數年，王飛認為對自己影響較大的人和事，是結識王克勤和在大愛清塵工作的經歷。
大愛清塵基金，源自2011年6月由記者王克勤聯合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共同發起的“大愛清塵·尋救塵肺病農民兄弟大行動”，是專項救助中國600萬塵肺病農民工，並致力於推動預防和最終基本消滅塵肺病的公益基金。
在和大愛清塵基金打交道中，王飛看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他記得湖南有個叫彭連喜的塵肺病患者，去世的時候拿著一張報紙。志願者去他家探訪的時候，當地媒體拍下了這個畫面。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彭連喜呼吸困難，但手裡攥著這張報紙。王飛覺得彭一方面可能是感恩，另一方面，代表著某種“安心”，有一群人在幫助他和他的家庭。
塵肺病人基本都知道，有一天會離世，甚至有人給自己刷棺材。“在他們的角度，我離開沒問題，只要我孩子的學能繼續上，我家庭能繼續，有一群人在關注我，我隨時可以走。”王飛在和他們相處的過程中，自身受到不少觸動。從2012年開始，他一直作為志願者，業餘為大愛清塵的塵肺病人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他經常告訴塵肺病人的話，如今也常說給冤案當事人，“你不要來感恩，我幫你是為我自己，不是為你，你不要覺得心理上有包袱，不要有這種想法。”王飛覺得自己從中汲取到了力量。
王飛能體會到別人的處境，他覺得與自己出身底層有一定關係。1982年，王飛出生於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位於河南、陝西、湖北三省交界，丘陵居多，經濟並不發達。父親是一名鄉村教師，經常要翻幾座山去上課，有時候一週只回家一次。母親沒什麼文化，樸實持家。
因為父親的職業，王飛從小可以比身邊同齡人接觸到更多外界的信息，也更堅定要去外面的廣闊世界闖一闖。
大學時，他選擇了法律專業，喜歡看央視的《新聞調查》，至今對於郝勁松那一期印象深刻。郝為了五毛錢的發票打官司的事情，讓王飛感受到了一種為權利而抗爭的魅力，他想在生活之外，關注更多社會中那些真實的、正在發生的事情，覺得這是最有力量的。
在做了多年刑辯律師之後，王飛有時候會被問到，為什麼如此關注社會陰暗面。“不關注它就不存在嗎？”王飛想法堅定，“我只是關注，不是製造者。如果不關注，這個陰暗面會無限擴大，會吞噬掉光明。我們關注它，是為了儘可能讓它縮小，讓陽光更加普照大地。”
但在這個過程中，王飛也遇到過不少階段性焦慮，尤其是在一些案件“推不動”的時候。但這種焦慮沒有帶來心理上的抑鬱，“有時候我覺得接觸陰暗面越多，本人越陽光，會感覺自己在改變它，去做一些事情，這個過程中內心是踏實的，相信這個事情的意義。”
工作的碎片空閒裡，王飛喜歡親近泥土、接近自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去山裡，找個風景好的地方，隨便躺一躺、走一走，“泥土最有力量，萬物來自於泥土，我們最後也會回到泥土，躺在土地上覺得特別踏實，它會給你力量。”
（文中林強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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