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方京玉 每經編輯：宋思艱
近日在第十五屆國際基因組學大會上，中科院院士、全軍臨床病理學研究所所長卞修武在主題演講環節，對新冠肺炎相關遺體解剖病理研究工作以及研究結果進行了介紹。據瞭解，卞修武在新冠肺炎防控一線已先後完成40餘例患者遺體解剖病理診斷和研究工作，建立了目前已知範圍內全世界數量最多、病例數據最齊全的首個新冠肺炎病理樣本庫。
“在今年2月之前，儘管已經有同胞在新冠肺炎的打擊下去世，但是全部版本的診療方案裡沒有病理兩個字，這是非常遺憾的。沒有病理怎麼能叫做西醫的診斷呢？所以當時全國病理界，給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面提議，要求依據當時的法律法規必須開展屍體解剖。我當時的原話是，如果這個病沒有屍體解剖將是科學的遺憾、醫學的恥辱。”卞修武稱。據他介紹，最終中國內地共完成91例病理樣本，在全世界範圍內數量最多、完整性及系統性最好。
91例病理樣本進入診療規範
自新冠肺炎暴發以來，藉助基因組序列以及疾病症狀體徵、影像學表現，診療方案中很快對於新冠確診標準作出認定。但在病理學家看來，以上數據的摘取對於疾病的深入瞭解還遠遠不夠。
卞修武在第十五屆國際基因組學大會上發表演講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方京玉 攝
“對於這樣一個新的疾病，只有病因診斷肯定是不夠的。既然叫它新冠肺炎，不能只知道它有冠狀病毒，還得知道主要病變是不是在肺部、未來的病變是不是炎症、是什麼樣的炎症？還有比如說造成病變的原因是什麼、死亡原因的構成是什麼？難道每一個病人都是屬於呼吸衰竭和肺病變嗎？除了這些之外，肺外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這些問題，我們通過肺部影像和一般的症狀是難以估計的。”卞修武在演講中表示。
疫情暴發初期，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卞修武通過政協履職平臺等途徑提出開展新冠肺炎屍檢工作的建議方案，並被相關部門採納。
“為什麼要在當時那樣的時期去做解剖？只有解剖得到結果以後，我們才能知道病變是在肺大葉還是肺小葉等等。有了這些結果之後我們的診療方案才完整。2月4日衛健委同意了規範開展屍體解剖，到了武漢後我們爭取政策支持，困難比想象的多很多。首先沒有明確的政策說讓我們怎麼做。給哪家做？能不能做？哪個醫院都不會為你動員做屍檢。其次，機構的資質與團隊沒有明確，醫院都沒有屍檢室，等等這些。最後我們的團隊於2月16日、18日獲得了准許，先後進行了屍體系統的解剖以及全身各大器官解剖。”他透露。
“包括大體和穿刺，總共做了40多例，加上全國其他地方做的大小屍檢，在我寫的公報中一共是91例，這是全世界最多的，是中國有史以來在疫情中屍體解剖病理診斷數量最多的，也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第一次把這個病的病理變化寫成共識，有利支撐了臨床研究工作。”卞修武表示。
應繼續加強大自然中病毒的阻斷傳播工作
據媒體報道，今年9月30日，卞修武、張定宇、王朝夫等專家共同發表研究報告，該研究基於12名新冠肺炎死者的肺和淋巴器官的屍檢結果，評估了肺、脾和淋巴結的組織病理學變化，免疫細胞標記和炎性因子表達。這些發現提供了病理證據將重症患者肺部和淋巴器官的損傷與致命的系統性呼吸道和免疫功能障礙聯繫在一起。
該研究表明，新冠病毒被認為是從動物傳播的。到2020年1月，懷疑最初受感染的患者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感染了該病毒。
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在第十五屆國際基因組學大會上表示，在當時進行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時，團隊發現一開始一部分病人與華南海鮮市場有一定聯繫，當時建立了一個假說，可能動物是傳播的中間宿主，所以團隊去華南海鮮市場以及周邊取樣，但是最終沒有在肉類和農產品中檢測到病毒，所以武漢並不是動物傳人的發源地。
“我們儘量要減少病毒感染人的風險，我們要做到早期發現、做更多的病毒測序，發現人群中以及家養動物中的病毒，早發現早干預。但問題是我們很難這樣做，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需要很多人力，例如流行病學家、病毒學家等等以及政策支持。我們不可能去救助自然界攜帶病毒的野生動物，他們本身就長期帶病毒，我們能做的是採取行動避免其進入人類世界，在其感染人類之前採取行動。所以人類需要要早點行動，預防類似安全事件的發生。”石正麗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