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林廣記》裡有這麼一個段子，挺有趣：
說清代有兩個少年，一個是縣學教官的兒子，一個是縣丞的兒子，某天二人打架，縣學教官的兒子打輸了，回家哇哇大哭。縣學教官的夫人抱怨道：“咱家兒子天天吃豆腐，縣丞的兒子卻天天吃肉，咱兒子哪裡是人家的對手啊？”
教官聽了這話很不以為然，安慰他們娘倆道：
“不要著急，等祭祀完了孔子，咱吃了祭祀用的豬肉，我兒就有勁揍他了。”
聽起來是個笑話，想一想又不可思議：一個縣學教官，堂堂公務員，竟然只能等到吃祭祀用的豬肉，難道平時沒有肉吃嗎？
在很多人印象中，古人的生活基本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像梁山好漢那樣的隨性瀟灑。但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古典名著，我們會看到，古代普通百姓確實很難吃到肉。
還記得《范進中舉》的那個場景吧？范進中了秀才，他岳父胡屠戶拿著一副大腸來道喜，范進母子“千恩萬謝”。及至范進中了舉人，胡屠戶的禮物升了級，卻也不過是“七八斤肉”而已。可見那時肉有多金貴。
胡屠戶還心疼女兒：“（嫁來）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吃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可能會有人不理解：即便家再窮，怎麼可能十幾年沒吃過肉呢？甚至連豬油都沒吃過兩三回？
其實，范進一家沒怎麼吃過肉，一方面是肉太貴；再就是做肉用的佐料，對范進來說是天價，普通人家根本買不起。
比如胡椒就是標準的奢侈品，在中世紀的歐洲，被土匪綁了票都可以用胡椒當“贖金”。中國的胡椒價格自然也不菲。唐宋年間形容某人家有錢，則會說“胡椒八百石”，就是形容他家錢多。
明中期以前，官員的俸祿也常用胡椒祿米，一斤胡椒能兌換六石祿米，相當於700多斤大米。
在《金瓶梅》裡，李瓶兒的私房錢就有不少胡椒，她的這些私房錢連同胡椒，一共賣了380兩銀子，在當時可以在陽穀縣購置兩套宅院。
不僅胡椒，食鹽在古代也是硬通貨。明朝每斤食鹽1.5錢銀子，明末則漲到每斤5錢。正因為這麼鹽太貴，多數窮人家“一生茹淡”，可能有的人到死都沒吃過幾次鹽。
同樣昂貴的還有醬料。古人食鹽昂貴，應該不會像我們今天那樣用鹽來做大醬。但富人家常吃的“玫瑰醬”“枸杞醬”等調料，仍然是奢侈品，一般人家根本不敢奢望。
醬料都貴，食用油就更不用說了，明清年間很多油品，比如豬油、菜籽油、麻油等，大多價格高昂，只有富人家能吃得起。
因為吃不起油，明清時期的窮人家常用點燈的“臭油”做菜做飯。有連臭油也用不起的，只能用煮出來的米湯炒菜——這似乎除了給菜增加一些黏度以外，起不到任何調味的作用。
這樣看來，范進的岳父說自己女兒“不知豬油可曾吃過兩三回”的哀嘆，應該是真事。
油貴鹽貴調料貴，在這樣的條件下，窮人家有塊肉又能怎樣？除了用白水煮食，還真沒有別的花式烹飪方法。於是，范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就是直接用白水煮了而已。那味道，估計我們沒有誰能吃得下吧？
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說肉，古人想吃一頓肉有多難？
《東周列國志》裡有一個故事，鄭莊公請潁考叔吃蒸羊，考叔卻只是割了一些肉包好放進袖內，並告訴莊公說，自己的母親天天在家吃野菜，從未吃過肉，要把肉帶回去孝敬她。不管考叔是不是有意行此“懷肉計”，起碼莊公信了，說明考叔家確實很難吃上肉。
而戰國縱橫家張儀也曾感慨：“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就是粗米就野菜湯下飯。孟子還有“七十可以食肉矣”的說法，表示人活到七十歲很難得，應該有資格“賣個老”，吃上一口肉了。
要說明的是，由漢及宋，牛馬等大型牲畜屬於生產物資，政府嚴禁私自宰殺。像《水滸傳》裡動輒“切二斤熟牛肉”的場景，不知是作者杜撰，還是南宋已經開禁了？
唐宋時期，即便像富人家常吃的羊肉，每斤也貴達900錢，以至於南宋外交家洪邁都感慨道：“俸薄如何敢買嘗？”
有俸祿的官員嫌錢少，不敢買；那沒俸祿的窮苦百姓恐怕連想都不敢想了。所以，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就算在“中興”和“盛世”的年代，一輩子沒吃過幾次肉的老百姓也大有人在。
不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有所改觀。典型的像南宋，士大夫們甚至已經不願意吃豬肉，嫌髒；正因如此，被貶湖北黃州的蘇東坡才有機會研製出東坡肉，因為豬肉比較常見了。
當然，常見不代表都能吃得起。萬曆年間，桑園的民工每年有工錢摺合白銀2.2兩，而豬肉每斤值銀1錢6分，上等羊肉每斤1錢2分，一年工錢大概只能買20多斤肉，想吃的話還真得咬咬牙。
當代作家劉紹棠在其散文《榆錢飯》裡回憶道：“1981年飯桌上是大米白麵了，1982年更有酒肉了。”透過文字，我們彷彿能感覺到作者看到家鄉變化的那種欣喜之情。
從去年開始，我們豬肉的價格就高漲不下，後雖經國家調控有所回落，但仍比之前高了一倍多。不過，相信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不會持續太長時間，何況雖然貴了些，市面上並不缺肉，我們多數人也還是吃得起的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