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占了整整一半，文字狱的肆虐、延绵不绝，恰在这一百三十余年的所谓“康乾盛世”，而嘉庆、道光乃至清末，文字狱极为罕见。
纵观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不难找到它们的共同点。通过文字狱镇压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和民族气节，打击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朋党集团，强化文化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康、雍、乾三朝是一脉相承的。一句话，康、雍、乾三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提高皇权，加强专制，巩固清朝的统治。
然而，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又各有不同特点。
第一，从文字狱的次数、规模来看。
雍正甚于康熙，乾隆又甚于雍正，总的趋势是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康熙朝六十一年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间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统治中国六十三年，文字狱在一百三十起以上。这些当然都不能说是绝对准确的数字。由于文字狱的史料被湮灭的不在少数，而地方一级的较轻的文字狱更不可能有档案保存下来，因此，现在能够统计到的文字狱数字肯定少于实际发生者。但总的情况当不会与现在掌握的数字所反映的趋势有大的出入。
有人说乾隆朝没有大规模文字狱，镇压、屠杀也没有康、雍两朝那样严酷。这话有道理，但不全面。像庄氏史案、《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案那样的大狱乾隆朝确实没有。乾隆帝在政治上讲究“宽严相济”，反映在处理文字狱时，总是把“不为已甚”挂在嘴边，似乎不想把事情搞过了头。乾隆二十三年有个御史上折奏请收藏野史之类不宜照逆案严办，乾隆帝为自己辩护说，你们看是我处理胡中藻诗案严呢，还是“皇祖”康熙帝处理《南山集》案、“皇考”雍正帝处理吕留良案严？言外之意是说他比较宽大。如果从上述三个案子相比，乾隆帝的话并不错，但若换一个角度分析又另当别论。
《文献丛编》上公布了一件军机处档案——“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名单”，显然,这是一份比照大逆律论拟的文字狱的缘坐人犯名单，上面罗列了徐述夔、王锡侯等十九名“正犯”的亲属一百五十人，除了汪景祺一案的犯属三人外，一百四十七人都是乾隆朝文字狱所株连的无辜者。他们或被充军，或被流放，或给功臣之家为奴，过着暗天无日的生活。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到嘉庆帝时奉特旨得到了赦免。整个乾隆朝因文字狱株连了多少无辜者不知道有多少？由于乾隆朝文字狱的数量是康、雍两朝的四倍以上，因而整个文字狱的规模及对镇压的残酷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前两朝的。
第二，从文字狱的所谓“罪状”来看。
康、雍、乾三朝的文化禁令越来越严，越来越密。
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康熙朝两起典型文字狱，这两件案子株连颇广，不过总算抓住了辫子。戴名世认为南明的历史不应一笔抹杀，在今天看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观点，而在当时却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庄廷铫和江南名土私撰的《明史》对清帝先人多有指斥诋毁，这在专制时代的任何一个王朝也难以宽容。由此也可见清廷治罪，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康熙朝其它几件文字狱多起于汉人中的恶棍诬告索诈，结果不是将诬告者反坐而被诬者悉置不间，就是不了了之。康熙朝虽有文字狱发生，但不会在社会上泛滥起来。
雍正即位后，情况有了变化，首先是皇帝带头搞了几起文字狱。汪景祺、查嗣庭、钱名世、谢济世、陆生楠几个案子都是雍正处心积虑亲自发动的。因为要借汪景祺等人的问题大做文章来打击朋党，所以罗织的罪名很可笑。说查制庭所出的科考试题“心怀怨望”，连雍正帝本人都觉得难以令人心服。至于徐乾学的公子徐骏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杀。雍正朝的文化禁令确实比康熙朝严密得多，苛细得多，甚至连当朝的大臣也彼此以不留任何字迹为戒。
到了乾隆帝时，把雍正帝某些恶劣手法更变本加厉地发展，乾隆帝除了指摘诗句，杀人立威之外，还专挑文章著作中未曾避讳的毛病。举人王锡侯怕年轻人不知文字避忌，在自己所编的《字贯》的“凡例”中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人的名字照原字书写，乾隆帝赫然震怒，说：
“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
王锡侯一片好心，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此例一开，禁忌如毛。墓志铭上常用“皇考”作为亡父的尊称，结果被地方官指为“悖逆”；乾隆帝七旬万寿，自制“古稀”说，用的是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意，原大理寺卿尹嘉铨没有看到，刚巧他年过七十，也自称“古稀老人”，侵犯了乾隆“古稀”的专利,成了他被杀掉的一条罪状。
第三，文字狱遭受灾祸者，范围越来越广。
康熙、雍正时多为官僚、乡绅及有名气的文人，乾隆时则波及到粗通文墨的社会下层。
康、雍两朝大约三十起文字狱中，涉及到官绅、名士的至少有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由此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字狱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满洲贵族集团与汉族不当权派的矛盾，以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
乾隆朝触犯文化禁令者，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诸生（童生、生员、贡生、廪生、监生、武生等）有近四十起，平民有五十几起，二者约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类人所从事的职业是五花八门的，有江湖术士、游方郎中，也有书吏、讼师、店员、佣工、船夫、木匠、商贩等等，多数案件很难寻出其明确的政治倾向。乾隆朝立案追究这类人物，并非他们真的有什么反清思想，而往往是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平民间结一点仇便借文字狱往死罪上诬陷，地方官怕犯失察的过错，因此表面上看来似乎罪在不赦，甚至惊动皇帝，交三法司核拟，实际是一幕幕闹剧而已。这种情况表明，文字狱到了乾隆朝才真正成为一场浩劫。
比较起来，乾隆朝官绅、名士因文字得罪的案件大大减少了，总计不过二十五起，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里面高官显宦较少，知县一级的官员占了大多数。
第四，对文字狱的运用来看，则越来越具有自觉的意识，手段也越来越毒辣。
雍正帝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提高皇权，整肃官场风气，至少在清朝是个发明。乾隆初即位，满汉大臣分别依附鄂尔泰和张廷玉，一度偃旗息鼓的朋党之争又有复兴之势。为此，乾隆帝认真揣摩其父粉碎朋党的经验，在发动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前，他一再放出话来，说最近经常恭读“皇考世宗宪皇帝”谕旨，
“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非不能执国政以警奸顽者，诸臣其共惕之!”
其实，有心之人早就看准了，那就是趋附鄂尔泰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胡中藻，他的诗集《坚磨生诗抄》早已交待亲信审查过了，可以作为“罪证”之处比比皆是。经过如此周密的布置，终于在乾隆二十年对胡中藻动手，胡中藻难逃一死是注定了；对胡中藻独加赞赏的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蹈汉人朋党恶习”命撤出贤良祠；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与胡中藻有同门之谊，从宽赐自尽；大学士史贻直曾致书鄂昌请托私事，勒令回籍，闭门家居。揪出一个“逆犯”胡中藻，便把盘根错节、经营多年的鄂尔泰一派整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乾隆帝干得确实比其父漂亮。
为根绝朋党，乾隆帝又借文字狱打击部分官僚中的讲学之风。康熙帝表彰儒术，对“假道学”极为厌恶，但仅止于批评、揭露而已。在这种风气下大臣中多躬行君子。到雍正朝，士大夫中仍有讲学的风气，这种风气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导致朋党的产生。雍正帝借助文字狱打击朋党，他只着眼于政治。谢济世因私注《大学》得罪，雍正帝指出他的要害在于借注经发泄对皇帝的怨恨。乾隆帝也整谢济世，但认为谢济世错在“倡为异说,互相标榜”，“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尹嘉铨不吸取教训,看不清风气已变，仍在那里讲他的道学，乾隆帝就以尹嘉铨为坏典型，大兴文字狱，把他那一副“假道学”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达到彻底杜绝朋党的目的。在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方面，乾隆帝不仅继承了其父的手法，而且有所发展。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如此特点分明，使人们首先想到，这是由康、雍、乾三帝性格不同所致。
康熙帝的宽厚
康熙帝常说：
“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治国之道，冀要于宽舒”,
他对各省督抚也一再告诫:“以安静不生事为责”。如果有什么失误或者小错误，他极力保全，务求善始善终。《南山集》大狱是左都御史赵申乔挑头鼓动起来的，平心而论，康熙帝对赵某人印象并不佳，说他多疑刻深，好收词讼，民多受累等等，只是觉得他“为官清亷”，故而信任他。《南山集》结案时，因为康熙帝的宽大，
“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
雍正和乾隆都未能继承康熙宽厚和平的天性，他们父子俩的性格有极其相似之处，如猜忌、自尊自大、过于自信。他们两人又同具很高的智慧和才能，因此都有彻底解决汉族潜在的反清思想的宏愿，也都把文字狱视为完成此项艰巨事业的利器。然而,具体做起来,手段和策略却往往大相径庭。
雍正和乾隆的“自信”
雍正帝对曾静反清案的处理出人意表，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的正犯曾静免予刑处分，给了几千两银子放回老家去，吕留良却因所写的文字作影响了曾静而身后开棺戮尸；为肃清吕留良的思想，雍正帝不与吕、曾公开辩论，把他们的反清观点收入了《大义觉迷录》，印发到全国各州县，令士子们每月初一、十五诵读；吕留良的诗文作品雍正特别交代不准禁毁，其它一些讽议时政的书籍也听之任之。雍正帝说，国家如有可谤之处，禁书焚书“能消灭天下后世之议论”？如果没有可谤之处，吕留良之辈捏造妖妄、肆意攻击又有什么用？雍正帝的“自信”真令人叹服。
不能否认，雍正帝亲自发动的几起文字狱是有他战略性考虑的，在他统治后期由地方官员揭发出来的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案子，他往往不屑一顾。雍正朝文字狱往往是高瞻远瞩，这里面自有雍正帝鲜明的性格特点。
乾隆帝则几乎处处反其父之道而行之。即位伊始他就把曾静、张熙逮捕起来，凌迟处死，这是对其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的谕旨的公然违背。他还严令收缴《大义觉迷录》，私藏者罪之。从乾隆朝中期以后，他又以监谤者自任，督责各省大吏在全国张起连傻子的荒诞文字也逃不过的严密文禁。但他深知若仅止于此，仍然就事论事，那只能是治标而已；要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就只有效法秦始皇,把一切“逆书”一烧了之。乾隆帝的“自信”也实在令人叹服！
结束语
其实文字狱要受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性格因素是重要的，但它毕竟是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起作用的偶然因素。通过诸如此类偶然因素，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对中国古代文字狱加以考察，从而寻找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似乎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