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戰結束，隨即戰敗的德國被盟國分區佔領，後美英法三國佔區合併為西佔區，與蘇佔區分庭抗禮，兩者最終在無法逆轉的冷戰氛圍中各自建國，並都以極快的速度融入了各自分屬的陣營。
自1871年俾斯麥領導德意志實現統一，這個民族又再一次地面臨國家統一的問題。
然而，戰敗國的地位、歷史的罪責以及兩個陣營嚴重對立的局勢使得德國並不能由自己完全掌握是否統一和以何種形式來實現統一的選擇權。由此可見，兩德想要實現統一，必將經歷一段長期的過程，既有賴於外部局勢的良性轉變，也需要兩個德國的努力探索以及德意志民族認同感的恢復。
兩德統一是20世紀的重大事件之一，兩德最終能實現統一，離不開德意志民族認同這個必要條件。分裂之後，兩個德國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相對立的意識形態環境中逐漸構建了新的存在，各方面的分歧和差異使得兩德人民對德意志民族身份的認同也逐漸淡化，兩德分裂的局面漸趨穩定。
但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以及西德統一政策的積極引導，70年代開始兩德之間的民族認同因素開始從消極轉向積極的一面，逐漸積累和恢復的民族認同對兩德的統一進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兩德統一的整體進程中，民族認同因素消極與積極的兩種作用都有深刻的意義與價值，這既是德國曆史發展的結果，也是兩德統一模式的顯著特點。
一、“民族認同”——兩個德國的心結
聯邦德國詩人恩岑斯貝格爾1960年在其詩作《國家語言》中曾寫道：
“只盼這是一個完全平常的另一個國度，而不是這個夜與霧的國度，擠滿了靈魂出殼的住戶，既不知自己是誰，也不願知道，被拋入這片國土，又要逃離這片國土。”
這或許就是戰後德國人心靈世界的真實寫照。戰敗的德國充斥著混亂和絕望，人們的精神也遭受重創，德國的分裂更是引發了德意志民族內部的認同裂痕，這一代人集體陷入了自我迷失和自我懷疑的認同危機之中：應該如何看待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如何看待另一個同民族卻意識形態對立的國家？而“民族認同”也成為兩個德國難以解開的心結。
一方面，是要如何對待過去的歷史。由於納粹德國所犯下的歷史罪孽，德國人對於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及德意志民族傳承下來的普魯士精神和文化產生懷疑，他們懷疑是否還要為自己是一個德國人而感到自豪。
另一方面則是於兩個德國而言，如何看待對方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共屬性。被迫分裂的德國人民被投放到意識形態相對立的兩個國家，在戰後兩個陣營衝突頻發、冷戰氛圍愈來愈濃厚的大背景下，兩個德國對德意志民族的認同也開始出現偏差。
二、差異和分歧：民族認同的割裂與民族情感的疏離
德國曆史學家海因裡希•溫克勒曾這樣描述戰後的德國：
“崩潰的社會處於一種緊急狀態中，它沒有秩序，卻充滿了對任何一種正常狀態的深刻渴盼。”
作為法西斯戰爭的發起者和戰敗國，德國沒有選擇的餘地而只能接受國家主權的喪失和國家的分裂。因此無法避免的，西德和東德在兩種不同的制度和對立的意識形態中越走越遠，對同一個德意志民族的認同感也隨著各方面逐漸加深的差異和分歧而產生動搖和偏差。
1.兩德政治環境及文化的差異
在西德，甚至從早前西佔區時期開始，戰後政治的主流就趨向“迴歸歐洲”的西方式道路。實際上，和英國、法國相比，德國很晚才成為一個民族國家，而實行民主制的時間更晚，由於容克封建地主階級的存在及其根深蒂固的龐大勢力，德國一直以來執行政治集中和軍國主義性質的“普魯士道路”，即便是建立了資產階級代議制也只是作為裝飾用的門面。
第三帝國的失敗和納粹德國所犯下的歷史罪孽，以及戰後內外局勢的混亂，使得西德人開始對所謂的“德國特殊道路”產生懷疑和不信任，他們亟需另一條出路和能為他們帶來安全感的未來規劃。西德聯合西方的路線更加務實、更加專注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恢復，更能讓西德人有安全感，同時也推動了東德和西德之間的疏離。
身處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德國則似乎更多地繼承了德意志古老的傳統，在政治理念上，與聯邦德國不同，民主德國從德國新近歷史中得出的教訓不是“反集權”，而是“反法西斯”的。東德承襲自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都像空降的枷鎖一般禁錮住民主德國的公民，逐漸在這個國家形成了一種壓抑緊張的政治環境。
2.兩德統一政策上的分歧
分裂之初，東、西兩德都將致力於實現德國統一作為各自的官方立場及重要任務，然而，隨著世界局勢以及國內情況的變化，加上兩大陣營的控制和干擾，代表著不同利益並秉承著不同意志及價值觀念的兩個德國就統一問題一直無法達成共識，使得兩德的統一大業一開始便陷入僵局。
50年代始，聯邦德國政府首先在德國政策上奉行“哈爾斯坦主義”，拒絕從國際法上承認民主德國，意圖採取“孤立”民主德國的手段實現“收復型”的統一。同時，聯邦德國更加看重與西方盟國修好，更願意為了日後的發展而加入西方陣營，而不是為取得蘇聯的諒解而放寬條件以促進國家早日統一。
民主德國最初也站在支持德國統一的立場上，採取爭取兩德談判為主、發動群眾運動為輔的策略。但在談判過程中，由於聯邦德國完全傾向西方的態度，使得統一的進展阻礙重重。在聯邦德國不願妥協的態度下，民主德國也亟需恢復經濟建設，於是最終決定轉變支持德國統一的立場，相繼提出“兩個德國”及“兩個民族”的觀點。
70年代始，儘管兩個德國之間交往漸多，兩德關係在明面上似乎是有所改善，但一牆之隔的兩國人民卻並未因此而衝破這道桎梏，雙方初期在政治交往上的分歧已經造成現實中的隔絕以及分裂加劇的局面，也導致了兩德之間民族認同感的淡化。
3.文化與心理認同的隔閡
文化認同在民族認同中起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民族認同也源於一種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贊同與熱愛。因此，在兩德建國之前，為了挽救行將到來的德國的分裂，知識分子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們試圖通過德意志民族文化來聯結兩德的民族情感。然而，即便是“民族語言”這個溝通德意志民族內部的最基本因素，在德國的現狀、分裂的命運以及強大的意識形態阻礙前也顯得蒼白無力，東、西德在文化的認同上也逐漸分道揚鑣。
60年代後期，民主德國也開始公開放棄“民族統一”的提法。在經歷了雙方各種試探、意見不合以及分歧衝突之後，分裂越來越被看作是持久的，西德人和東德人都在有跡可循的生活中各自適應了他們的國家。
兩個德國在各自的社會環境中產生了思想文化及社會心理的異化，形成了帶有各自文化烙印的“集體情緒”。兩德的年輕一代已在分裂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兩個社會之間的差異也在同步增長。這種差異的積累，雖然是漸進的，但卻是根本性的。
三、西德統一政策的轉變與兩德關係的初步緩和
經過50年代的對峙與交鋒，聯邦德國的“孤立”政策並沒有帶來德國的統一，柏林牆建成之後，分裂甚至逐漸成為了常態，這一結果引發了國內輿論對政府政策正確性的懷疑。於是，“承認現實，並以此達到改變現實的目的”成為下一階段西德政府政策的出發點，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小步政策”乃是聯邦德國意圖修復與民主德國之間認同感的首先嚐試。
交涉的結果促成了1963年至1966年四個西柏林通行證協議的簽署。這是兩德交流上的一次突破。被柏林牆所阻斷的可以上升到民族情感，而將其下移到普通人的現實生活中，阻斷的則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密聯繫，這在文明國家的近代歷史中也少有先例。
正因如此，兩德間的人員往來實為一個非常敏感和關鍵的問題。而正是著眼於人員交流能夠帶來的良性效果，勃蘭特在1969年10月當選為聯邦德國總理之後，開始正式推行“通過接近達到變化”的“新東方政策”，最終放棄了以孤立為主的“哈爾斯坦主義”。
四、東德對德意志民族認同修復的“促進”
實際上，面對聯邦德國的積極“攻勢”，民主德國也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其之所以同意改善兩德間的關係，主要目的是希望聯邦德國許以經濟上的支持。但或許是民主德國沒有預料到的，正是通過兩德間這種逐漸密切的經貿關係，克服兩德間日益加深的疏離感，使民主德國分離主義的“劃界政策”無法得逞。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兩德間這種特殊的經貿交易方式，實為維持德意志民族共同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儘管東德政府為了防止西德的意識形態觀念過多地滲透進東德人的生活而謹小慎微地在人員交流上施加適當的限制，這些限制也確實造成了東、西德之間交流中的一些障礙和爭端，但民主德國卻明顯低估了經濟聯繫加強所帶來的連鎖效應。到80年代前後，民主德國自身內部已然隱患重重，各種問題也逐漸開始顯露。
首先，民主德國推行“民族分離政策”，意圖培育屬於東德“社會主義民族”的民族認同感，但實際上收效甚微。但事實證明，建立在東德的社會心態基礎之上的“民族意識”是不堅定的，由於其本身便是一個漏洞百出的矛盾體——它既不能引起東德人對這個“民族”的驕傲與自豪，卻又採用強迫的手段壓制人的內心和思想。
其次，除了內部“民族認同”的共識建立不成功，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信念也缺乏深厚的根基，這也導致民主德國的公民對其國家的認同感不甚牢固。一方面在於其所採用的壓制性手段，另一方面則主要在於其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帶來令東德人民足夠滿意的成果。苦心經營了幾十年，民主德國的經濟水平和生活水平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已是為上等，但與聯邦德國相比仍顯得不足。
五、兩德關於民族認同的探索對德國統一進程的推動
由於聯邦德國政府的積極引導和民主德國內部的問題叢生，以及80年代世界局勢的變化與動盪，兩德的統一之路終於出現了希望與轉機，兩德之間對於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身份問題也展開了新的思考。
兩德之間從彼此完全隔絕到開始互通往來，正體現了從70年代開始對於民族認同的新探索。在兩個德國的特殊情況中，首先，冷戰的時代背景以及美蘇之間的抗衡尤為重要，故東、西兩德在各自陣營的支持下必定會持續地存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這就決定了分裂將具有持久性。同時，在兩個德國內部，國家分裂、意識形態對立及民族感情割裂的現狀之上，繼續敵視或孤立難以再起到實質性或有建設性的作用，如果採取更大程度的隔離和冷漠疏遠反而會更加削弱兩個德國之間對彼此以及對原本屬於同一個民族的認同感。
聯邦德國首先對民族認同的新探索便是選擇了開誠佈公的承認雙方的存在和分歧，不去擴大意識形態對立的負面影響，爭取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雙方身份的共同點，將東、西德最基本的連接點——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身份能起到的良性影響發揮到最大，在不斷深化的接觸和相互理解中盡力修補民族情感的裂縫，從而大力地推進兩德統一的進程。
隨著80年代兩個德國關係進一步緩和，民族認同重建和修繕打下的基礎得以迎來了實現統一的機遇。隨著民主德國內部和外部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進一步變化，以及大部分的德國人對德國統一的期盼，蘇聯和民主德國對德國統一的態度也在1990年初發生了變化。民族認同感的恢復喚醒了兩德人民對於國家和民族統一的追求，從而形成的強大精神支持促進了統一事業關鍵步驟的穩步進行。
小結：民族認同與兩德統一的模式
民族認同的心理以及民族情感是國家統一內在且基礎性的重要因素，但它也決不是憑空出現的，任何的民族情感都有著歷史上的積澱。但同時，因為現實中具體的發展狀況存在變化，民族認同因素在特定的某一階段或時期所發揮的具體作用也並非一定是積極的。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民族的認同感作為一種精神層面的力量對統一事業能夠起到強有力的支撐作用。尤其是壓抑和苦痛過後的民族情緒的覺醒，體現得更為強烈，在統一的關鍵時期能發揮強大的支持和輿論力量。西德政府能夠在那重要的“四到五個月的時間段”敏銳地抓住統--的機遇並將計劃付諸實踐，以及東德政府能夠順應民意地轉變立場，是少不了民族認同這個重要因素的。
第二，還應當認識到，在兩德統一的模式中，由於來自外部的影響和干涉太大，單有民族認同的因素是不夠的，民族認同因素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的性質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尤其是在冷戰大背景的國際局勢下，德國的成功統一有賴於各方因素的理想綜合，才能藉由民族認同的力量以及民族情感的湧流得以正況的正確設計和策略。
最後，無論統一之後面臨著怎樣的問題，不應該否認的是，兩德重歸統一是德意志民族和德國的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兩德復歸統一所帶來的時代的變革和動盪必定會帶來人民生活的不適應，但說這是陣痛亦不為過。國家和民族的統一所帶來的不僅是國土的完整及日後發展的機遇，更重要的民族認同和情感的維繫，是生活在這個國度中的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託，這是一個分裂的民族和國家所實現不了的。
參考文獻：
•《情感阻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作者：漢斯-越阿希姆•馬茨（德）
•《另一個國度：德國知識分子、兩德統一及民族認同》，作者：揚-維爾納•米勒（德）
•《德國史探研》，作者：吳友法
•《德意志民族因素在德國統一中的作用》，作者：王夢
•《從民族主義看二戰後德國統一》，作者：張才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