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发展史(1949年-1979年)(中)

20世纪50-60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粤语片 1:粤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就有200部粤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余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和林家声等等。 至于粤剧戏曲片为何会在20世纪50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粤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粤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好莱坞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著名演员:吴楚帆、张锳、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分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20世纪50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余,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5:国语片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1969至19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折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姜大卫、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70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1970-19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萧芳芳和陈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七十年代 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折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70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承接60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70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楚原、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9年的《英雄无泪》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19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60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70年代初叱吒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军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振兴。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70年代、以至80年代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

由于从70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7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70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征着70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80年代。

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1979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包括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徐克、余允抗等等,他们本着对电影的热诚,及年轻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疯劫》(许鞍华执导)、《蝶变》(徐克执导)、《点指兵兵》(章国明执导)。其后这批或在外国学习电影,或在电视台少林寺出身的年轻导演继续拍摄了一部又一部风格化的电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边人》(1982)、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数十部作品,都很能表达这些导演对当时社会气象的感觉及情怀。 虽然这些新导演全被以“新浪潮导演”之名,但事实上,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于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警匪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新浪潮”标志着香港电影与上一代中国本位粤语片的决裂。

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往往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创新;而“新浪潮”电影则带有浓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强烈的本地感性;这跟导演们于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很有关系。 此外,这时期的电影都慎用大明星,制作成本亦得到控制,跟后来的港产片标榜卡士明星,动辄千万制作的营运模式可谓截然不同。 八十年代 香港的电影界从来都是以商业挂帅,新浪潮电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难免被淘汰的厄运。


以上内容参考《香港电影史》、《中国电影发展史》及网络资料整理收集,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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