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60年代是國、粵語片起飛的時期，其中由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更是粵語片的盛產期。這段黃金時期粵語片有以下幾個主流：
粵語片 1：粵劇戲曲片 據估計，在20世紀50年代每年就有200部粵劇戲曲片問世，差不多每三部粵語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粵劇片，而在1958年更達到了高峰，這一年的160部電影中，粵劇佔了一半。 舞臺式的粵劇片基本上製作費不高，電影技巧也不特別考究，因為大部份都沿用粵劇舞臺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節，其餘的排場做手都不嚴格。因此，這類戲曲大多被揶揄為“五日鮮”、“七日鮮”。當然其中也不乏製作認真，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不朽經典，如《帝女花》（1959）、《紫釵記》（1959）、《李後主》（1968）等。而戲曲片的演員亦有不少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劍輝、白雪仙、新馬師曾、薛覺先和林家聲等等。 至於粵劇戲曲片為何會在20世紀50年代大受歡迎呢？這是因為戰後粵劇發展蓬勃，進棚看戲成為上流社會的消費享受。至於一般市民只好聽電臺話劇或聽粵曲，有見及此，電影公司便把大量經典粵劇拍成電影，讓戲迷可以以低廉的戲票欣賞傳統的粵劇戲曲。
2：文藝片 這時期的文藝片背景多為民國或當代，講求戲劇結構，又或改編自中外文學、流行小說，或襲取好萊塢通俗劇的故事模式。而提到這類環繞家庭倫理、男女之愛的文藝片，就不得不提粵語片電影公司中的佼佼者——聯合電影有限公司（中聯）。中聯創建於1952年，共生產了44部電影，出品了不少粵語片中的經典，如李鐵的《危樓春曉》（1953）、《天長地久》（1955）、楚原的《可憐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傳戶曉的作品。 中聯的21位精英，有見於影藝界充斥著粗製濫造之歪風，遂以認真的拍攝態度、主題健康的電影信念為大前提，創辦中聯以抗衡媚俗投機而質素低劣的七日鮮貨色。這批電影界精英包括導演李鐵、吳回和十三位著名演員：吳楚帆、張鍈、張活遊、白燕、黃曼梨、紫羅蓮等等。 中聯電影每每針對香港社會種種問題，批判上流大亨的偽善醜惡，帶有濃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國電影的美學層次。大概是因為過分執著於傳統道德使命，中聯漸漸跟時代脫節。1967年，它也隨著粵語片的息微而關閉，但其對香港電影的影響是絕不容忽視的。
3：古裝武俠片 20世紀50年代的古裝武俠片大多以民間熟悉的俠義神怪故事為骨幹，但武打場面並不講求真實感，發展至後期（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日漸注重動作場面設計，大量加進了特技花款（如怪獸、怪人裝扮和模型特技）、曹達華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這類古裝武俠片，如《如來神掌》系列。
4：喜鬧劇 這類電影大多以詼諧搞笑的喜劇演員掛帥，橋段不外乎“大鄉里出城”、“癩蛤蟆想食天鵝肉”之類的故事，如新馬師曾、鄧寄塵主演的“兩傻系列”。 以上各類型的粵語片雖然在電影美學角度上來說，藝術感略嫌粗糙，但論到能否帶給觀眾共鳴，則可謂綽綽有餘，難怪這段時期，粵語片的產量可觀，令粵劇片達至高峰期。
5：國語片 事實上，從1967至1969年，粵語片的產量仍高於國語片，只是到了1969至1970年，情況才開始扭轉。 國語片由低沉轉盛的轉折點，是五十年代中期國際發行公司”與邵氏父子改組，分別成為電影懋業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電懋資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組後銳意在香港電影業大展拳腳。它們不但全力推動國語片，還建立完善的發行網來開拓海市場。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製作大量高質電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執導的《江山美人》、《不了情》，達到前所未有的以十萬為單位的票房成績。邵氏電影製作豪華瑰麗，粵語片中的爛衫戲可謂相形見絀，加上製作重質不重量，鮮有七日鮮的電影出現。 國語片的熱潮不獨使國內興起的黃梅調電影帶到香港並使之流行起來，更創作了新派武俠片，包括改編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俠作品：胡鵬導演的《射鵰英雄傳》（1959）。單在1963年，武俠片的產量已高達61部，而武俠片之中的代表作則是胡金銓的《龍門客棧》（1966）及張徹的《獨臂刀》（1967）。狄龍和姜大衛、王羽這些武打明星的出現，亦可視為70年代李小龍冒起的前奏。
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起，國、粵語片的確並存，雖然兩者存在競爭，但本質上是相容的。可是，隨著國語片從1970年迅速發展，加上粵語片青黃不接，於1970－1971年間，國語片的產量多達116部，而粵語片只有22部；於71-72年間，國語片數量依然上升，反觀粵語片卻只剩一部，鄧麗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後的數年，國語片一直領導著香港電影市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粵語片面對著國語片雄霸市場的威脅，但仍力求在戲種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順勢興起，並造就了兩位當時得令的年青人偶像-蕭芳芳和陳寶珠，電影界追捧偶像的熱潮可說是由她們而起。
七十年代 20世紀70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轉折點，而香港電影也隨著電視的普及化，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至香港人心態的轉變而受到種種衝擊，以致70年代的香港電影是趨向多元化及地道化。承接60年代中期的凌厲氣勢，邵氏在70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電影業佔著領導的地位，擁有東南亞電影王國的美譽，出品了大量國語武打片，大導演包括楚原、張徹及劉家良等等。他們都以熟悉的刀劍拳腳功夫片作依歸，電影世界裡都是強烈的陽剛味，其中張徹的電影更造就了偶像級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龍、傅聲等。1979年的《英雄無淚》就是當年邵氏最賣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1971年，此類古裝刀劍片的鋒芒其實以較在60年代遜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龍的出現。 李小龍配合著鄒文懷的嘉禾電影公司的崛起，在70年代初叱吒一時。從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後兩年間拍攝的《精武門》及《猛龍過江》令李小龍進軍國際影壇，創造出香港電影事業的神話。 1973年李小龍驟然暴瘁，令功夫片熱潮未能延續。而隨著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觀眾對遠離現實的功夫片漸漸失去興趣，反而對反映當時社會狀況，諷刺現實的電影加以青睞，這就解釋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為最賣座電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裡的演員，如鄭少秋、沈殿霞都是當時的電視藝員，而由於電視已成為當時的重要媒體，因此他們對觀眾來說有一定的吸引力。而這部電影的成功，不但為以後的新電影類型作了開端，更令粵語片得到重新振興。 自此，很多電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風格，演員的演繹亦帶有嘻笑怒罵的味道。從電視跳到電影的許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為70年代、以至80年代香港電影的中流砥柱。
由於從70年代中期開始，大家的主導閱讀方式是電視模式，很多粵語片的題材或靈感都是來自電視內容，如《阿福正傳》（1974）、《大鄉里》（1974）、《新啼笑姻緣》（1975）。許冠文、許冠傑兩兄弟也跳出了電視趣劇的框框，走上大銀幕，以其獨有的笑話公式拍攝了一系列非常賣座的喜劇 ：《鬼馬雙星》（1974）、《半斤八兩》（1976）、《賣身契》（1978）等等。這些電影不但令喜劇在香港電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更促使了後來功夫喜劇的誕生。
1978年袁和平執導《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劇的地位，使其成為7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電影類型。功夫喜劇離開電視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設計及諧趣的雜耍風格吸引觀眾；可以說是揉合了傳統功夫片及許氏兄弟式的喜劇精粹。演員方面，成龍，洪金寶等也擺脫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貪玩的形象來親近觀眾。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種，提到70年代的香港電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導演李翰祥從臺灣返回香港東山再起，大拍風月綽頭及騙術奇觀電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騙術奇譚》，不但開始了他的電影生涯新的一頁，也象徵著70年代香港電影意識的轉變-金錢至上、綽頭化的風格抬頭，這個影響一直延續到80年代。
不過，1979年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出現卻為香港電影帶來了富神采而短暫的變奏。 1979年是香港電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開始。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投電影圈，他們包括許鞍華、章國明、譚家明、嚴浩、徐克、餘允抗等等，他們本著對電影的熱誠，及年輕人特有的創意和社會觸覺，拍出不少充滿個人色彩的電影作品，為香港電影打開嶄新的一頁。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瘋劫》（許鞍華執導）、《蝶變》（徐克執導）、《點指兵兵》（章國明執導）。其後這批或在外國學習電影，或在電視臺少林寺出身的年輕導演繼續拍攝了一部又一部風格化的電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邊人》（1982）、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1980）、譚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數十部作品，都很能表達這些導演對當時社會氣象的感覺及情懷。 雖然這些新導演全被以“新浪潮導演”之名，但事實上，他們每一位的作品都極富個人色彩，並沒有陷入香港電影類型化的傳統模式。許鞍華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銳；徐克有一股神經質的張力；方育平作風樸實，真實感濃厚；嚴浩浪蕩於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間；譚家明走中產美學；章國明擅拍警匪片等等，這些特質都體驗到新浪潮電影的“作者論”美學。 “新浪潮”標誌著香港電影與上一代中國本位粵語片的決裂。
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往往揹負著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創新；而“新浪潮”電影則帶有濃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強烈的本地感性；這跟導演們於香港成長、受西方教育很有關係。 此外，這時期的電影都慎用大明星，製作成本亦得到控制，跟後來的港產片標榜卡士明星，動輒千萬製作的營運模式可謂截然不同。 八十年代 香港的電影界從來都是以商業掛帥，新浪潮電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難免被淘汰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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