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評價一個皇帝，首先一點就是他能不能有效地傳承帝王手中的權力，其次才是文治武功的評定。以此為標準，大部分稱帝的起義軍領袖（比如李自成）和亡國之君（比如崇禎）就屬於標準線以下的水平，哪怕他們路線正確或是愛民如子，但從他們在政治上依然不是一個合格的皇帝。
比如宋徽宗這樣的皇帝，個人文化修養上極為出色，武功上甚至還有西北戰局的一定功績，但最後靖康之難的北宋覆亡就只能給他一個不及格的蓋棺定論。在比如明武宗這樣的皇帝，個人文化修養上比較平庸，武功上也積極進取，對陣蒙古俺答披身掛帥英勇無比，但其暴戾的性格在後世的史官心中也不符合一個合格帝王的形象。
宋徽宗畫像
和他們比，宋仁宗作為守成之君，無論是在性格還是治績上無疑都是在標準線以上的。在他的宋朝時代，文人士大夫文化可以說發展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
比如說起仁宗一朝的名臣，如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歐陽修、呂夷簡、龐籍、包拯、王安石、呂公著、呂公弼、司馬光、韓維、韓絳、韓縝、張方平等等各個都是文賢能臣的典範。
而最具代表性的嘉佑二年科舉，仁宗親自金榜題榜的有蘇軾、蘇轍、曾鞏、曾布、章惇、王韶、呂惠卿、張載、程顥，而負責這一屆“高考”的考官正是文宗歐陽修、宋詩祖師梅堯臣、至寶丹王珪、長嘯公範鎮等文壇名家。
蘇軾出道即巔峰，成為舉世公認的文豪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於是在這種人類群星閃耀時的光輝加持下，很多人都會認為宋仁宗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千古明君。
比如歷史學者吳鉤在接受採訪時曾說：中國歷史上真正可以稱為千古明君的只有四人，分別是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和明成祖。
漢文帝是後世歷代史學家樹立起的帝師典範，而唐太宗和明成祖所處的兩個唐明時代代表了華夏文明的兩個巔峰。可見，把宋仁宗和這三位人物放在一起，其評價是有多高。
明成祖永樂皇帝畫像
那麼，拋開影視劇的藝術誇大，摒去那些大散文家、大文豪們的時代光輝吸引，我們是否可以真的認為宋仁宗是堪比唐宗宋祖這一類的千古帝王呢？
文治自然不必多說，仁宗作為上述一干臣子的提攜老師，在選拔人才上確實為北宋王朝的士大夫黃金時代開闢了條件，因此我們不妨從宋朝歷代最為棘手的針對西夏王朝的軍事和外交上，看仁宗時代的處理成果。
宋夏仁宗時代的戰爭是李元昊稱帝，並要求宋廷承認其平等的國際地位，遭到宋方拒絕以後發動的戰爭。雖然戰爭過程宋軍談不上一路凱歌，但是最後使得李元昊進不能掃蕩五路入主關中，退則府庫空虛財富不能自給，被迫去皇帝位重新接受宋廷冊封，得了歲幣補償了，名望、土地、人口卻是顆粒無收。所以至少從面子上來說，宋仁宗時代的西夏問題處理結果是說得過去的。
因此在武功上，雖然和宋朝其他皇帝比，宋仁宗雖然不如宋太祖、太宗、神宗、哲宗取得的戰果，但是有效地阻止了外部國際的擴張挑釁勢力。
西夏王朝李元昊
文治上輝煌燦爛，武功上中規中矩，但是要與唐太宗、明成祖哲哲性格特點鮮明的帝王相比，成為一個千古名君，在性格上也不能有像宋高宗、明神宗那樣的缺陷。那麼宋仁宗的性格如何？
很多人都對宋仁宗的寬仁印象深刻，這一點宋後朝史官給予其的評價“仁”可見一斑。宋仁宗對官僚階級和讀書人以寬仁聞名，比較有名的就是“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
在對於愛講過頭話的詞人柳永，雖然窮困潦倒，被宋仁宗處處排擠，但至少官至屯田員外郎，在以為官位第一要務的宋朝，宋仁宗不僅刑不上大夫，甚至連成文的批評話都沒有講過，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成全了一個讀書人的使命。而狄青在“憂懼而死”的時候還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和韓信、周亞夫比起來，也是人臣中善始善終的例外了。
宋仁宗畫像
但除去文治武功以及自身仁義的性格特點，我們把目光再聚焦在仁宗時代的百姓生活上，就會發現仁宗之“仁”政，表象之下有暗流湧動的時代退潮。
《北宋仁宗朝變亂研究》記載北宋存在的167年時間裡，共發生民間變亂142起，平均每年0.85起。而仁宗在位的42年則是個高潮，有60起之多，平均每年是1.43起。因此歐陽修當時說：“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不可憂。”
而仁宗在位的42年，雖然面對西夏的挑釁最終有效壓制。但是不得不說由於西夏的叛亂獨立，北方最大的宿敵遼國趁火打劫，使仁宗把澶淵之盟的歲幣增加了六成。仁宗為了防備遼國，也不得不全國大擴軍，僅在河北前線就增兵20萬。從而造成了嚴重的亢兵亢費問題。
宋朝的中央禁軍
因此，宋仁宗的武功在北宋雖然中規中矩，但他的軍隊規模卻遠遠高於其他幾位皇帝在位時期，中央禁軍及邊防前線駐紮部隊近兩百萬之眾，規模龐大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於是佔據國家財政開支一半之多的宋代軍費，就不得不加在繳納徭役賦稅的北宋身上，因此宋仁宗統治時期，宋朝的賦稅增長出現了第一個高潮。
所以在仁宗時代，宋代百姓過得並不好，百姓和群臣的感覺是時代在下沉。以歐陽修、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正是敏銳地看到了時代的問題，因此力於推行慶曆新政。
但宋仁宗也深深地意識到，他執政時期出現的財政、民生上的諸多問題已是無力扭轉，只能把問題留給後人去解決。於是到了王安石的神宗朝，就連反對改革的司馬光也承認“百姓苦役法久矣”的問題。
圖為王安石變法
宋仁宗不去改革，把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剛剛擺上桌面就撤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兩宋役法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官僚階層，改革役法會危害官僚階級的利益，而宋仁宗的“仁”之基礎正是回報圍攏在其身邊的那些“閃耀群星”的支持。
因此，面對范仲淹、歐陽修的極力上書，宋仁宗卻只能“嘉納之”，然後就當耳旁風吹過去就完了。這一點，可以明顯看出宋仁宗在處理內政民生上的執政傾向：在官僚階級和百姓之間，宋仁宗選擇討好官僚來維持現狀。
所以後來王安石改革役法時，同為地主官僚的蘇軾就赤裸裸地反對：
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蘇軾在獄中仍多次批評變法運動
經過分析，當看到宋仁宗執政四十多年，國家百年無事，人才不可謂不盛，好的方面的確耀眼閃爍吸引人求。但一旦拋去這些華麗辭藻的太平粉飾，便會挖掘出冗兵冗費百姓夫說壓力沉重的深層內容，前不能效文景之治給後人留下一個足兵足食的豐盈府庫，後不能如洪武永樂給國際國內留下足夠強大的盛世影響力。所以說宋仁宗之“仁”，是一定要揭開面紗再來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