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晚上七點半，新華網與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聯合推出的投資者教育公益節目《國民財富大講堂》第十二期播出。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就新冠肺炎疫情對居民消費的短期衝擊和應對策略，疫情後消費擴容提質的中長期策略做了精彩分析。
該節目在新華網、新華網客戶端、新浪、騰訊、百度和嗶哩嗶哩等平臺播出。數據顯示，當日觀看直播的網友超過322萬，受到很多業內人士及金融機構的廣泛關注，很多觀眾表示嘉賓講得非常精彩，受益匪淺。
甘犁表示，受疫情影響，消費者信心和流動性受到衝擊，消費的復甦並不樂觀，為了避免不能及時復甦導致的長期衰退，在短期內需要進行大規模的、一次性的補貼。在疫情後，我國仍然會面臨著消費不足的問題，收入差距和轉移支付不足，制約著消費的增長。因此中長期內要做好收入分配改革，要建立一個以激勵相容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為核心的收入再分配機制。
新冠疫情對居民消費的短期衝擊較大
甘犁表示，2020年2月12號到3月21日，調查組從過去十年長期跟蹤的近4萬戶家庭中隨機抽取了3000餘戶家庭進行訪問，根據他們的財富，年齡結構做了樣本權重的調整。基於疫情專項調查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2020年如果不出現大的補貼政策，或者是刺激消費的政策，報復性消費是不會出現的，整個社會的消費會下降11％左右。
數據顯示，春節期間居民消費受較大沖擊，消費減少具有普遍性。62.3％的家庭春節期間減少了消費，僅有11.4％的家庭增加了消費。整體上春節家庭的消費平均減少了19.4％，該數據和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社會消費零售品總額的下降幅度是類似的。分組來看，無論是年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還是年收入20萬元年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消費都在減少。其中年收入在10萬元到20萬元家庭的消費減少的比例是最大的，達到25.4％。
疫情管控解除後居民消費能否恢復增長？甘犁認為情況並不樂觀。消費者信心不足，計劃2020年減少消費的家庭比例高；對企業經營利潤、就業形勢和收入增長預期悲觀；流動性狀況不樂觀；財務脆弱家庭比例高。同時，悲觀預期可能導致預防性儲蓄上升；低收入家庭消費受限，制約消費總量增長；邊際消費傾向高，但流動性約束大，這些原因共同限制了疫情管控解除後居民消費的恢復。
數據支持了這一判斷。調查顯示，43.2％的家庭認為2020年整體消費會減少，僅有15.9％的家庭預計2020年整體消費會增加。整體來看，除年收入20萬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平均的預計消費下降幅度相對較低，其餘各組家庭均預計消費下降幅度均較高。
對於低收入家庭，甘犁表示了自己的擔憂。“我們做了一個‘2020年疫情背景下家庭儲蓄計劃變化的調查’，調查顯示家庭預期儲蓄更多、更少或不受疫情影響的比例大約都是三分之一。但低收入家庭有47％的預期儲蓄將會更少。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低收入家庭受疫情的衝擊相對較大，因為低收入家庭的工作以服務型靈活就業為主，工作本身穩定性較差，受到的衝擊也較大。”甘犁說。
新冠疫情對居民消費的短期應對策略
甘犁認為由於居民對企業經營狀況、就業形勢、收入增長和家庭流動性的預期都不樂觀，所以消費復甦面臨較大的壓力。目前的政策，大多數是直接對企業的提供幫扶，缺少對居民消費的支持。如果居民消費不能及時復甦，會導致導致企業經營、就業形勢惡化，引發總需求持續下降，形成惡性循環，所以急需刺激居民消費。
甘犁說，無論是直接發放現金還是消費券，都能起到刺激消費的作用，兩者各有側重。地方刺激消費，可以選擇可限定使用區域的消費券，在發放消費券時，要意識到只有保民生才能真正地促消費，要將消費券發給合適的群體，發給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低收入群體。同時，要將消費券定向到價格敏感的產品。
除了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外，甘犁建議中央政府出臺大規模一次性現金補貼政策：“全國範圍內有必要出臺一次大規模的現金補貼政策。地方財力有限，而且也很不平衡，有的地方錢多，有的地方錢少，以地方為主的補貼也可能導致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現金補貼更加靈活，能有效地緩解流動性約束，釋放消費的效果更加顯著。”
“以美國為例，2001年，為應對互聯網泡沫破裂，美國向2/3家庭發放300-600美元補貼，補貼總額佔GDP的0.4％，補貼的2/3直接用於增加消費，這使得美國2001年下半年總消費增長了0.7％。2008年，美國為應對金融危機，家庭平均補貼900美元，補貼總額佔GDP的1.3％，其中有50％-90％直接用於消費，這促使美國2008年二、三季度居民消費增長了1.3％和0.6％。”甘犁說。
針對“老百姓會把現金補貼存起來”的擔憂，甘犁表示這一擔憂是多餘的。以現有的一些低保、良種補貼為例，82.9％的家庭會選擇將這些補貼花出去，這些家庭中又有86.5％會把所有的錢花出去。當然，隨著收入的增加，這一比例會逐漸降低，因此補貼的主要對象是低收入家庭。
疫情後消費擴容提質的中長期策略：收入分配改革
甘犁表示，無論是發放消費券還是直接一次性補貼，都是針對疫情做出的決策。但疫情終會過去，即使是最悲觀的估計，明年年底之前全球經濟也能恢復正常。但疫情過後，中國經濟將繼續面臨消費不足、儲蓄過高的問題，這時靠臨時的、一次性的的政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需要進行一箇中長期的收入分配的改革戰略。
甘犁表示，中國的儲蓄過高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過去認為，儲蓄率過高是預防性儲蓄導致的，但我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醫保、社保體系後，儲蓄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還有所上升，由此可見預防性儲蓄導致儲蓄率過高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甘犁表示，我國只有2/3的家庭當年有儲蓄，且家庭儲蓄分佈嚴重不均，高收入階層儲蓄多：收入最高5％家庭，平均儲蓄率72.6％，佔總儲蓄50.4％；收入最高10％家庭，平均儲蓄率66.8％，佔總儲蓄62.5％。這一數據表明我國儲蓄率過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收入家庭儲蓄率過高導致的，而高收入家庭的預防性儲蓄需求很低。從世界範圍來看，低收入差距國家的儲蓄率為30.7％，而高收差距國家的儲蓄率為41.3％。以上兩個數據都表明，要想降低儲蓄率，擴大消費率需要對我國的居民收入分配進行改革，而改革的有力措施之一就是給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體進行直接補貼。
甘犁以OECD國家為例，詳細分析了給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直接進行補貼的好處：OECD國家初次分配時的基尼係數在0.5左右，補貼以後基尼係數降低25％，基尼係數降低的好處之一就是釋放了巨大的消費潛力。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依靠投資、人口紅利、外貿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的經濟發展迅猛，我們的基礎設施十分完善。但現在中國經濟開始遇到了困難，外貿紅利在減少，投資收益在下降。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巨大的發展紅利還沒有得到釋放：為老百姓直接發放補貼。直接補貼可以縮小收入差距，可以促進消費，可以降低中國經濟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促進經濟轉型。”甘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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