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创立后，1300年间诞生了上百万举人和十余万进士，其中的佼佼者以
状元最具代表性。状元虽以文采见长，当中不少人在其他领域也颇具造诣：论绘画，有“文人画开山鼻祖”王维；论书法，有“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权；论史学成就，有《唐会要》作者王溥……多栖发展让他们在芸芸士子中显得尤为鹤立鸡群，但若要在里面挑出最与众不同的那一个，前面这些人也许都要让位于清朝状元吴其濬（音同“俊”）。与很多仕途不畅的状元不同，吴其濬历任礼部、兵部、户部等多个中央部门的核心要职，也担任过各地总督，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之重臣。更了不起的是，比起只专精个别领域的其他状元，他在矿物学、水利、农学、医药学等领域均有杰出贡献。在他成就最为突出的植物学领域，其影响力甚至遍及世界，包括法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多国植物学家都从其著作中得到过启发，这使得吴其濬成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多栖”状元科学家。
吴其濬，清代著名植物学家，别号“雩娄农”，河南省固始县城关人
一生宦迹半天下
1819年，28岁的河南固始人吴其濬在殿试中拔得头筹，这是河南在清朝唯一的状元。从他后来展现出来的能力来看，若无意外他将在登科后很快获得晋升，并成长为国之栋梁。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却比设想中推迟了许多年。
登科后第四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吴其濬因父亲离世必须暂别官场，归乡丁忧。后来每逢期限将满之际，他的伯父、长兄、母亲也先后过世，丁忧期最终被延长到了八年。这段插曲打断了吴其濬的晋升势头，但却使他有足够的空闲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为日后的科学成就打下坚实基础。
吴其濬暂别官场近十年
1829年，吴其濬重新出山。阔别官场多年反而使他积攒了一身能量，从复官后担任教习庶吉士起，其官职呈破竹之势节节攀高，仅七年就做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玉牒馆副总裁。之后他在兵部左侍郎任上主持剿灭了叛乱；也曾作为户部左侍郎领导过国家铸币工作，后来又在湖广、江浙、云贵、福建等地担任过巡抚或总督，足迹遍及大半国土。
1845年，吴其濬改调山西巡抚，到任后他大力整饬盐政，帮助国家裁减公费达一万两，次年病逝于任上。为了褒奖他所做的贡献，道光帝追赠他为
太子太保，又对他的三个儿子和长孙加官进爵，吴家的风头可谓一时无两。
吴其濬生荣死哀，不愧为国之重臣
不世出的植物学家
归乡守孝之时，吴其濬并无特别的计划去度过这段空闲时光，直到某日他在固始县外的堤坝上散步，望见自南向北逶迤流淌的
史河两侧蒹葭苍苍、如雪似霜，透过芦花间隙，河上点点风帆、田间绿麦黄菜与岸边宛如绛霞的数十里桃花相印成趣。这副绮丽的画卷让他心醉不已，不禁感叹道：“恐桃源洞未是过也！”于是他在堤上购入十多亩地修筑植物园，园中“种桃八百、植柳三千、编槿为篱、种菜数亩”，园门对联上书“荒地十亩，亦种奇花亦种菜；茅屋数间，半藏农具半藏书”。因该园位于固始城东，故得名“东墅”。
今日的史河河畔
吴其濬在东墅内种植、观察、研究了大量植物，他意识到植物对人类生产、生活极其重要，所谓“衣则麻桑、食则麦菽、茹则蔬果、材则竹木，安身利用之资，咸取给焉”，因此他感到“群天下不可一日无，则植物较他物为特重”。然而历代文献里植物的记载总停留在阐述“药性”之上，缺乏生活应用方面的记载，而且不少古书所载的植物“或名同而实异，或实是而名非”，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些都使吴其濬感到很有必要编写一本内容详实、准确又不囿于药用价值的植物学著作。
出于“为微生请命”的想法，吴其濬毅然投入编书工作中。随后几十年，无论复职回朝还是在外任职他都笔耕不辍，并利用到各地任职的机会，不断收录当地特有的植物类型，甚至直至他过世前都还在更新书稿。1848年，好友陆应谷将这些稿件编成书、刊印出版，于是被誉为中国古代植物学研究新高峰的
《植物名实图考》终于面世了。书中收录的植物分12大类、1714种，分布区域更多达19省，论内容之广泛性、丰富性都远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重要的是，《本草纲目》中存在一部分因道听途说或抄录古书导致错谬的资料，而《图考》里的植物则几乎都是吴其濬本人亲自采摘、种植所得，保证了资料的准确性。该书另一大特点是配有数量众多的植物图谱，其绘制的精美程度甚至可以让植物学家仅依靠图谱就能分辨植物的科或种，以至于后来《本草纲目》新出版时都要把原版插图替换成《图考》里的图谱。
《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在如今国内的植物学领域享有盛名，但它出版后的经历其实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典型。
该书出版后在国内的名气一直较为低迷。后来，住在北京的德国专家布瑞施耐德在1870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中对它大加赞赏；日本学者也将它引入日本国内，在日本植物学界掀起一股抢购热潮，国内的植物学界才开始注意起本书。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本书对钟观光、夏纬瑛、吴韫珍在内的许多国内著名植物学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其濬书法亦有造诣，上图为他的《水墨花笺对联》：半庭香雪花间屋，四壁云烟画里诗
跳脱窠臼的新型治水方略
东墅坐落于史河河畔，园中“绿意鬖髿，覆及半墅”，园外“红雨春霏，厚积畦垄”。然而在吴其濬守孝期间，此等美景却曾因洪水而沦为泽国。作为常年泛滥的淮河的支流，史河常在雨季爆发洪涝灾害，吴其濬有感于此，决定溯河而上，深入到大别山腹地探明水患频发的原因，力图从中觅得根治之法，以解万民之苦。在实地考察后，他总结心得写成了《治淮上游论》一文。
历代参与治理淮河的水利专家都阐述过自己的治水方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明代潘季驯。基于“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游者”的观点，他提出了
“束水攻沙法”：即在淮河下游修筑堤坝，引淮河水入黄河冲刷泥沙，达到清淤疏流的目的。可是在《治淮上游论》中，吴其濬却当头驳斥了这种历来备受推崇的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治河必先治淮，而治淮必先治淮之上游”。
潘季驯巡河后，决定采用“束水攻沙法”治理河道
文中，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淮河的河道特征、水系分布和周边的地理环境，指出淮河屡屡泛滥的症结在于“束水攻沙”的失败。淮河全长近千里，潘季驯只着眼于下游河段，完全是舍本逐末；加之黄河泥沙量巨大，“引淮入黄”虽有一时成效，却无异于饮鸩止渴，时日一长反而使黄河更容易倒灌入淮；而且无论是“筑堤”还是“引流”，都没跳出古人“疏”和“堵”的窠臼，试图以两种方法治遍天下水患的观念早已落后于时代。
随后他提出利用上游地段“皆四面有山”的优势，“因势建坝，增堤稍高”，将河水引入洪泽湖以及周边小湖，“淮水大则闭闸，不使助淮为暴”，“水小则启闸，使与淮流并注”，最终“其事可成，其利甚溥”。这种治水方法既非“疏”也非“堵”，而是前人未曾用过的“蓄”，吴其濬认为“蓄水”能够灵活调节河流水量，表示此法
“纵使无益于河而大有益于民”。可惜的是，清政府并未采纳这种治水方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力整治淮河水患问题，其主要方法便是在上游河段修筑蓄水库，用以拦洪和灌溉，这与吴其濬的想法倒是不谋而合。此后，淮河的泛滥情况得到显著改善，由此可见吴其濬的治河思想确实具有先进性。
50年代治淮工程示意图，可以看到在淮河上游位置修建了多个水库用以蓄水，这与吴其濬的想法如出一辙
矿物专家
1843年，吴其濬调任云南巡抚后仅一年足迹便踏遍全省各地，这既是为了编写《植物名实图考》，更主要的目的是要考察云南的矿产资源和矿厂工作的情况。
17、18世纪以来，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国家对铜钱的需求大涨，弄清产铜大省云南的矿产情况关乎全国货币稳定。加上当时云南采矿业问题频发，国家因对外赔款致使大量白银外流等新情况的出现，这些都促使吴其濬产生了勘察云南矿业的念头。一年后，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矿业工具和矿厂经营管理的专著——《滇南矿厂图略》诞生了。
《滇南矿厂图略》
吴其濬前后也有人写过云南矿产的著作，但其完备性无一能比肩《滇南矿厂图略》，因为该书既记载了矿产的分布情况，还详细介绍了找矿、采矿、冶炼等各项工序的操作，更创造性地加入了几十幅绘制精美的插图，其中包含各类工具、采矿工艺的展示，也有云南省、府、州境内的矿物分布图，极大方便了后人研究云南矿产情况。
此外，书中用大量篇幅记录了矿业的管理情况以及衍生出的风俗：在“丁”、“役”、“规”三篇中，吴其濬深入论述了矿厂的物资、生产、行政、财物应采用的管理模式，使之达到制度化、规模化；在“禁”、“患”、“语忌”、“物忌”四篇里，则介绍了采矿相关的风俗、禁忌，如“丰”与“封”同音而禁止在矿内说“丰”字；“
祭”一篇则对山神、财神的祭拜传统做了详细记录。得益于充足的史料和精美的插图，读者通过此书可以清晰地了解云南的矿物分布情况，也可以更方便地研究清朝中后期矿业生产作业的模式。有一个讽刺的例子能够说明吴其濬这本书的价值，那就是19世纪中叶这本书被法国人翻译为法语出版，成为他们掠夺云南矿产资源的指南。
云南香格里拉县子尼铜矿
肉身难觅，英魂犹在
固始县汪棚乡大皮店村中一片坟冢的边缘处伫立着一座水泥砌成的圆形墓，吴其濬曾长眠于此，而如今墓中棺椁却已空空如也。
吴其濬初下葬时，墓园占地多达五亩，苍松翠柏和各类石像环绕期间，院墙上也都镶嵌着刻满诗词和祭文的石碑，而且还有专人守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太平军开坟掘墓盗走尸首，族人从此只能以空坟祭奠吴其濬。后来，中国战乱不断，各种运动层出不穷，最终原本辉煌至极的墓园仅剩孤坟一座。吴其濬如若泉下有知，倒也不必太过烦恼，尸骨无存、墓园被毁又当如何，他生前留下取得的成就和留下的那些著作足可使他不朽，其勇于探索科学的精神还将在未来影响无数后人。
吴其濬墓
吴其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