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中心問題是權力、目標是秩序，經濟的中心問題是利益、目標是財富，實現政治的目標以外在強制為主、以內在激勵為輔，實現經濟的目標以內在慾望為主，以法律約束為輔。
利益是每個人都需要的，而秩序則幾乎是每個人天性都不想遵守的。經濟制度不需改變，對此只需考慮：大家願意怎樣做（每個人從感性上都樂意接受）；政治制度需要仔細設計，要考慮怎樣做才對大家都有好處（理性告訴官員：加強權力制約以防止腐敗實際對官員有好處，但哪個官員也不願意如此，原因在於大多數的人沒有足夠的智慧理性，結果，為了短期、表面、枝節、次要的利益而犧牲了長遠、深層、根本、重要的利益；等到惡果顯現，悔之晚矣；必須需要極少數精英設計出“看似害、實是愛”的制度），所以前者很快就能得到一致同意（如奴隸社會後期公田轉私田；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反之，不能得到一致同意的則不可做（公有制一統天下已隨著改革開放過渡為新的、公私並存的所有制結構），後者則很難。經濟改革是無條件的，政治改革是有條件的，因而政治改革總是很緩慢的，有條件的經濟改革往往是錯誤的，如必須將私有制經濟改造為公有制經濟才能實施的計劃經濟。經濟制度更多地取決於人的感性，政治制度更多地取決於人的理性。
經濟與政治的關係特別類似於才與德（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才能（經濟）發展需要寬鬆自由，不可控，而道德（政治）需要他律，不可不控。才能不能決定道德，經濟不能決定政治。計劃性、人為性不在經濟領域，而在政治領域。在私有制範圍，自收自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政府部門自收自支則容易產生各種壁壘，從而不利於形成統一的民族市場。政府需要節制權力，不需要節制資本。
經濟狀況主要取決於個人的微觀行為，次要取決於國情，政治狀況則是主要取決於國情，次要取決於個人的微觀行為。經濟不能決定政治，二者都由人性及人類認識進步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