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斌 惠利 編輯/楊溪
出品 | 騰訊新聞×原子智庫
五一小長假之前，多地政府紛紛向居民發放消費券，以期拉動消費、刺激疫後經濟復甦。不過，國外常見的是直接發放現金。那麼，發錢還是發現金的背後究竟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本期“原子智庫”分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黃斌、惠利兩位的思考：發現金和發消費券各有優劣，不過在數字經濟時代，利用移動支付技術，不僅可以克服傳統的發放消費券的一些弊端，還可以在應對危機、提振消費的同時，進一步完善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補足新老基建短板。換言之，消費券是應對短期消費停頓的臨時性措施，但如若用好，也能助推經濟增長新動能——如此，才是真正的“沒有浪費危機”。
以下為正文：
新冠疫情的大爆發帶來了全球停擺，供需雙殺，給全球經濟帶了極大衝擊，我國第一季度經濟指標同比下跌6.8%，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情況。
為穩定民生，儘快恢復經濟，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出臺了應對措施。我國在疫情期間,率先提出企業稅費減免和返還等政策；在疫情初步得到控制之後,積極推進復工復產和“新基建”應對策略；近期，為了刺激消費，各大城市又競相推出了從數千萬到數億元不等的消費券。歐美等國則在疫情期間直接向企業和居民發放近似於“無差別”的收入，美聯儲甚至直接介入金融市場。
造成經濟停擺的不是產能過剩和泡沫破裂，而是隔離帶來的停工停產和消費下降，重啟經濟的核心是重啟消費，恢復需求，從而保護產能，保護生產力。目前，我國規模以上製造業復工復產接近100%，服務業也已經開始回暖，但外貿形勢嚴峻，激活消費的重中之重是激活內需市場。
讓老百姓從口袋裡掏出真金白銀消費，可能是政府最不擅長、也是結果最難把控的政策。一方面，政府要面臨著補貼生產者還是補貼消費者的權衡；另一方面，政府還必須在多元的消費需求中對“想要居民消費”的和“居民想要消費”的產品進行判斷和權衡。因此，在不同發展條件下，各國政府都有不同選擇。
“發錢”還是“發券”？
歐美國家直接給企業和居民發錢，我國選擇了針對企業的減稅降費，以及面向居民發放消費券。這取決於各國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特點與重啟經濟復甦所面臨的問題。
發錢是最簡單直接的方式，但也是效果最“不可控”的方式。“不可控”既是缺點也是優點——發錢的目的是要解疫情的燃眉之急，但發錢也可能帶來儲蓄而不是直接消費；但由於經濟是一個體系，政府不可能洞悉所有的需求，因此發錢理論上可以更好更快的傳導到經濟恢復中比較有效率的部門和企業。
歐美等國政府更傾向於直接發錢，主要是因為成本較低，效用較高。歐美髮錢的範圍主要是由於本次疫情而停工、失業的人員，由於大多數國民的就業（2019年12月美國失業率僅有3.5%）比較“正規”（都進行了工商登記或簽署了正式的勞動合同），且普遍擁有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助體系，因此政府可以較為精準的識別紓困對象。而紓困對象在很多情況下是“拿不出400美元應急”的家庭，所以錢一旦發出，很快就會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市場，並會找到效率最高的部門和企業，且沒有後續回收兌換的問題。
當然，發多少錢是一個問題。近期美國失業人數急劇上升，很難說沒有發錢的影響。2020年1月，美國平均失業保險為每週385美元，加上財政病毒救助法案“CAREs”的每週600美元，約合時薪24美元，已經接近全美平均時薪28.44美元，高於全職週薪中位數917美元。對於多數家庭來說，不工作比工作賺的更多。考慮到大選，美國可能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長期救助，這反而可能會對美國的復工復產帶來很大的影響。
而我國發錢的成本更高，可能效率也更低。一方面，我國還有很多非正式就業，如2019年我國還有2.9億農民工，其中本地農民工近1.2億人，很多都是臨時工作；超過1.7億的外出農民工也很難說都是正式就業。我國的個體經營者中，也有很多（有學者估計過千萬）沒有固定營業地址，沒有工商登記。因此，精準發錢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如果紓困人群不僅限於社會底層，而擴大為中低收入人群，發出去的錢很可能變成了“報復性儲蓄”而不是“報復性消費”。可能是基於這些考量，我國更傾向於將“救急”和“救窮”分開來，救急發券，救窮採用臨時價格補貼和其他定向措施發錢發物。
與發錢相比，消費券有時效性強、帶動效應大、且領取過程已經篩選了使用人群，從而更加精準的優點。願意申請消費券的，一般更多的是價格更加敏感、時間成本較低的中低收入人群；已有的消費券研究也指出，消費券一般不會改變居民的長期消費行為，但可能會將未來的消費提前，而這些特點正是本次消費券政策的出發點。
但消費券一般也有在市場中的傳遞過程較長、效率不高的缺點。消費券某種程度上是由政府決定支持哪些行業/商品，由消費者來決定支持哪些企業的一種方式。政府支持的行業，未必是市場最需要或效率最高的行業，也未必是居民最想要消費的商品，申領到消費券的人群可能會放棄（本次消費券中部分文體旅遊消費券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或打折轉手賣給更需要的人，多次傳遞必然折損效率。
從現有研究看，必需品（需求彈性較小的商品，如食物、服裝、家電）消費券使用效果，要好於需求彈性較大的商品（如文化、娛樂、圖書等），這與政府救助行業的初衷不一定完全匹配。
各地發券的效果初顯
基於上述特點，評估消費券政策效用應主要集中於短期對消費、尤其是對疫情影響嚴重行業的消費拉動作用。
我國這一輪消費券的發放主體是地方政府，總體思路都是充分利用消費券即時、精準、帶動能力強的優點，限定在餐飲、商超、書店、景區等部分領域，限定使用期限，且多采用搖號申領，消費滿一定額度後才能抵扣的方式，不兌現不找零甚至不許轉讓。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五十多個城市陸續發佈了累計金額超百億（含未發放）的消費券，主要集中於餐飲、文旅等受疫情影響最為嚴重的行業。備受關注的武漢市，於4月19日陸續向全體在漢人員投放5億元的“武漢消費券”，其中包含了1800萬元定向發放、專門針對低保、特困和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消費券。同時，相關網絡平臺、商家還將匹配18億元，預計總額達到23億元，目前在全國數額最高。
央視新聞對武漢消費券的報道（來源：央視新聞）
從初步效果看，消費券較好的發揮了帶動效應強，拉動短期消費的作用。4月9日商務部數據顯示，杭州發放的消費券已核銷2.2億元，帶動消費23.7億元，乘數效應達10.7倍；鄭州核銷1152.4萬元，帶動消費1.28億元，乘數效應達11倍。據微信支付數據，部分利用微信發放消費券的城市乘數效應更大。如截至4月22日，深圳4城區消費券核銷988萬、帶動消費1.4億，乘數效應達14倍。其中，寶安區與羅湖區乘數效應達到20倍。武漢首日（4月20日）超2.6萬人通過微信支付在2506家商戶核銷消費券，交易總額超720萬元，單日槓桿率達13.28。當然，這不僅僅是因為消費券的優惠作用，其本身釋放的“疫情緩解”信號，可能更是促使居民外出消費的核心原因。
消費券較好地覆蓋了各年齡階段人群。微信數據顯示，武漢核銷消費券人群中50歲以上消費者佔18.6%，40到50歲為19.1%。順德的核銷用戶中23%為中老年人，湖南省甚至有49%的人為中老年人。這當然說明了微信平臺較之於電商和外賣平臺更廣的覆蓋面，同時也說明了消費券本身的申領成本、地域限制（不少城市都是分區申領，可能需要跨區消費）等門檻，使得價格更加敏感的中老年人和中低收入人群更有動力申領和使用消費券。
受益商家和消費拉動的主要商品以超市百貨和小微商家售賣的生活必需品為主。微信數據顯示，武漢首日核銷消費券訂單數的前五位是超市、餐飲、便利店、百貨、果蔬生鮮。聯合國教科委組織認定的“美食之都”順德首日餐飲類訂單佔總消費券核銷量的70%。由於這一特性，小微商戶受益較大，順德受惠的3800餘家商戶中有3100家為小微商戶；湖南省、嘉興市微信渠道發放的消費券惠及的小微商戶佔比也高達8成。
儘管時間較短，但總體上可初步認為，消費券通過釋放市場信心信號和價格補貼，帶動了部分受疫情影響較大的生活必需品行業恢復，並通過移動支付平臺更多地惠及了中老年人、低收入群體等受疫情影響較大的群體。
數字消費券還可以更低成本、更加精準
面對疫情帶來的深度衝擊，我國要應付方方面面的問題，不得不採取“既要，又要”模式：既需要救經濟停滯之急，也要救困難人群之窮；既要應對當前衝擊，也要謀劃長遠升級；既要維持企業商戶生存，也要促進居民生活消費，
因此在總預算不可能無限的情況下，更低成本、更加精準就變得尤為重要。與歐美等國相似，我國對於正規的企業、商戶和就業，減免稅費、補貼就業，可以根據稅務和社保系統精準的執行。但我國的優勢更在於，通過較為完善的數字經濟尤其是移動支付系統，可以更加精準的識別受到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服務業企業、非正規企業，以及最廣大的消費者，從而進行成本更低、更加精準的補助投放。
據CNNIC數據，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8.54億，其中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6.33億。我國這一輪的消費券申領和使用，大多也都是通過智慧政府系統與騰訊、阿里或京東、美團等平臺合作，通過微信、支付寶等渠道發放的。畢竟，比起寄送特朗普簽名支票，通過微信等國民應用，向11.6億用戶（其中55歲以上的月活躍用戶數量都達到6300萬人）發放和核銷消費券無疑成本更低，普惠性也有較為充分的保障。
同時，移動支付天然的場景屬性，對於恢復線下消費也更具針對性。受疫情影響的城市中，已經鮮有不接受移動支付的商家。通過移動支付渠道發放消費券，有助於商家和政府配合，加大支持消費的力度。如在武漢消費券發放中，政府拿出了5個億，網絡平臺和商家同步配套了18個億的補貼！同時，還可以充分發揮不同平臺的不同特性，提高發券和用券的效率。比如，電商平臺可以更好地洞悉居民對商品的需求，而微信等平臺則具有“小額高頻”等特點，更具有場景多樣性，能更好地服務小微企業和習慣於線下消費的中老年人群。
但從各地的發券用券方式來看，儘管政府充分的利用了數字平臺，但是尚沒有完全發揮數字經濟精準的特點，我國智慧政府在建設和運用中還有很大可為空間。
從消費者的視角看，目前消費券需要通過搖號申領，不少商品滿減的門檻也比較高，這固然通過時間成本篩選掉了高收入消費者，但也通過較高的技術門檻和初始消費門檻篩掉了真正的低收入消費者。
從企業和商戶的視角看，政府希望和商家聯合發起消費券以擴大政策效果，但能與政府合作的往往是大型商場、超市和餐飲連鎖機構等，抗風險能力本來就更強，其目標客戶對價格未必敏感。如星巴克的消費者，大多不會因為有沒有三五元的消費券而決定是不是買一杯三五十元的咖啡，北京坊的消費者也不會因為1小時免費停車券而決定去不去消費。對受疫情衝擊嚴重的小微企業釋放來說，還需要更精準的扶持。
消費券的承銷平臺，其實具備解決上述問題的能力。比如，通過用戶畫像（而這也是每年底移動支付軟件都會發給個人營銷的內容），平臺可以更好的知道用戶所需，從而實現普惠消費券和商家消費券更加精準的發放，而非僅僅通過搖號；通過疫情前後商戶的線下和線上收入數據，也能夠更加精準的識別上述損失，並匹配相應的消費券投放數量、對象和滿減門檻。據微信支付數據統計，全國受益於消費券的商家中，小微商戶佔比85%。
為了保護用戶隱私，不做這樣深度的技術處理，僅僅通過用戶年齡等很少的數據，也能更好的實現“科技向善”。比如針對不同用戶年齡設置不同滿減券的中籤率，小額滿減更偏重於中老年人，大額滿減則反之；也可以結合不同的品類設置不同的中籤率，商超更偏向於中老年人，而餐飲文旅等更偏向於年輕人等。這樣會更好的匹配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券的使用效率。
同時，這也有助於識別甚至都沒有進入移動支付體系的最困難人群，從而可以以此為契機更好地擴充原有的社會救助體系。
在微信中發放消費券還有一個好處是，用戶可以很好地留存在商家、政府的公眾號和小程序中，方便進一步消費優惠的發放與通知，刺激二次甚至更長期的消費。如廣東“穗康”小程序，在疫情期間依靠口罩預約形成用戶習慣後，後面在小程序上搭建健康碼、發放消費券，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
此外，依靠數字技術，不僅在消費環節可以更好地支持消費券的發放，未來在生產環節、金融領域，也能通過更好的識別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的需求，更好的推動小額貸款、展期、貼息等政策措施。
用好消費券，助推經濟新動能
“消費券”是應對短期消費停頓的臨時性措施，但如若用好，也能助推經濟增長新動能。
我國相比於發達國家還有後來者優勢，尤其在提升人力資本、新型城鎮化和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等新技術產業領域，還有很大潛力，是經濟增長新動能之所在。在應對危機、提振消費的同時，進一步完善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補足新老基建短板，才是真正的“沒有浪費危機”。
比如，消費券可以和教育和科研等領域的公共服務和支持政策相結合，既能提高直接拉動受到疫情影響較大的教育培訓、文化服務等行業的消費；也能通過置換教育培訓支出而讓消費者敢於在其他領域消費（教育培訓已經成為不少大城市家庭的主要支出之一）；還可以定向提高低收入者的人力資本，而這也是提升空間最大的、效用最高的群體；甚至可以和補貼企業研發創新、推動購買創新產品相結合，從而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可能達到一舉多得的效果。
消費券還可以與“新基建”和“穩內需”等相結合，定向補貼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且拉動能力較強。如5G手機等智能電子設備，新能源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未必是直觀上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企業，卻是我國全球競爭力最強的企業。優質企業來之不易，補貼其最終產品消費，拓展國內市場需求，既有助於彌補出口訂單減少的損失，也有助於與5G、充電樁等“新基建”相互促進。
數據已經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中央近期發佈的《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也看到和充分肯定了數據和數字技術在應對疫情、恢復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更好的把握數字技術，不僅有助於消費券的政策實施，推動中國經濟從本次危機中率先恢復，甚至會對經濟增長新動能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會推動疫後中國經濟脫胎換骨的增長！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在機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