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是一位“瑕瑜互見，功過互見”的人物，他極力維護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心甘情願地充當清朝遺老，任職偽滿洲國，成了一名受人詬病的漢奸。然而，在上世紀初收藏史上的四大發現中，他積極搶救保護文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羅振玉(1866—1940)，字叔蘊，又字叔言，號雪堂，浙江上虞永豐鄉人。
在保護文物方面，羅振玉出力最大的是保護內閣大庫檔案。內閣大庫位於故宮東華門內，存放著此前數代的檔案書籍。1909年，羅振玉在學部任職時，一天，學部尚書榮慶請軍機大臣張之洞吃飯，羅振玉作陪。羅振玉聽說要焚燬檔案，就請求將檔案轉移到學部，以便將來存放在圖書館中。張之洞同意後，派員辦理，並讓羅振玉協助。羅振玉看到整理人員只將書籍揀選出來，其他公文奏摺卻準備焚燬，而公文奏摺裡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於是請示張之洞，因為已經奏準焚燬，張之洞只能讓羅振玉將這些史料秘密運回學部。在和財務人員商量運輸和保存的經費時，財務人員認為，光盛放檔案的木箱就得五六千個。為了節省經費，他們決定使用裝米的舊麻袋，這批史料整整裝了八千麻袋。後來新任學部尚書不同意將檔案存放在學部，羅振玉又幾經周折，將這批史料存放在了國子監的敬一亭中。
1921年教育部與歷史博物館以經費困難為由，將八千麻袋約15萬斤的檔案，以銀洋4000元售給北京同懋增紙店作重造紙張的原料。1922年2月，羅振玉在市上見到紙店出售的部分檔案，以1.2萬元買回，僱人進行檢理，發現不少秘稿史冊，羅遂擇其珍件加以彙刊編印《史料叢刊初編》10冊。1924年羅將大部分檔案以1.6萬元轉賣給另一清朝遺老李盛鐸。李盛鐸挑選了檔案中一些珍異史料，將其中的6萬餘件獻給了偽滿皇帝溥儀，其餘部分以1.8萬元轉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899年甲骨文被發現之後，引起了學術界的轟動。古董商人為了壟斷財源，對於甲骨的來源秘而不宣，後又謊稱出自河南湯陰、衛輝等地。直到1908年，羅振玉首先訪知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的小屯村一帶，於是他派遣自己的親屬去安陽求購，又親自前往安陽進行實地考察。在《洹洛訪古遊記》中，他記載了殷墟的地形，甲骨出土情況，考訂其他出土物並繪簡圖，成為第一部實地考察安陽殷墟的著作，通過不遺餘力的收購，羅氏共蒐集安陽出土的甲骨文3萬餘片，佔當時中外收藏的十分之三多，並先後編成《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菁華》，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自1900年道士王圓篆發現敦煌藏經洞之後，敦煌文獻分別於1907年、1908年經過了斯坦因、伯希和的劫掠，但是，此時的中國的學術界對此還一無所知。1909年，伯希和又到北京購買漢籍。伯希和將隨身攜帶的一些敦煌珍本，如《尚書釋文》、《沙州圖經》、《敦煌碑贊合集》等出示給中國學者，目的是討好他們，以取得在收購珍本漢籍時的幫助。1909年中秋節，羅振玉首次訪問伯希和於蘇州衚衕，對發現敦煌藏經洞一事大為震驚，他對伯希和的十幾種敦煌寫本進行了拍照，伯希和同意回國後把其他敦煌寫本的膠捲寄來，同時告訴羅振玉，敦煌石室至少還有八千件卷軸。羅振玉回到學部後，親自擬好了電文，請學部發電報給陝甘總督毛實君，讓他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經洞內剩餘的古物，嚴禁外國人購買。學部還撥款庫銀3000兩，交給敦煌縣令陳藩儘量收集失散的經卷文物。轉年，由新疆巡撫何彥升負責，把封存在藏經洞內的文獻古物全部解送到了北京。
1900年，英國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一帶考古，找到了幾十枚魏晉時期木簡，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時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發現了少量漢簡。次年，他又在甘肅敦煌以北的漢代邊塞遺址裡發現了眾多的漢簡。斯坦因回國後，將這些文字材料交給了法蘭西學院的沙畹教授進行研究。羅振玉得知此事後說：“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晉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1913年，沙畹將研究結果寄給了當時在日本的羅振玉，羅振玉、王國維反覆閱讀後，決定重新進行分類考訂，至1914年，兩人合作編成了《流沙墜簡》，這是中國近代研究簡牘學的開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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