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超級複雜性——建築新批評的價值語境
現代建築共同體的默認語境中，“意義感”是“建築”(architecture)區別於“房屋”(building)最重要的一重壁壘，而“意義感”的來源卻只能來自建築師之外“他者”的反饋與認證。因此，獲得來自共同體——更廣泛、更主流的“他者”——某種形式上的“意義授權”與“價值背書”，是常規範式下“建築”作品完成自我實現的最終儀式。
傳統的建築評論，之所以是廣義建築創作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因為假如缺少這一環節，建築作品將很難獲取共同體廣泛的“價值確認”，也就無從擁有作為“建築”的“意義合法性”。換言之，在建築評論缺席的情況下，建築創作的“意義感”難以在共同體語境下自行浮現。
由於意義來自“關係的顯影”，而建築評論正是通過評論者與創作者之間不同站位和差異化思維的比照和互動，揭示建築作品與價值共同體其他成員之間的立場關係，進而反映出建築作品在共同體價值參照系中的座標位點。因此哪怕再狹隘、偏頗、個性化的建築評論，只要出自與建築師相異的其他個體，都能起到在共同體“價值聲納”的掃描探測中反射差異回波的定位作用。藉由建築評論，共同體得以對建築師的個體創造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價值評估”和“意義定位”。反過來，個體建築師也通過建築評論的不斷反饋，來體認共同體價值的輪廓、核心與邊界，並據此持續調整自身設計的價值站點，以獲取共同體更加鮮明而強烈的意義加持。
然而，上述與建築評論相關的傳統“意義認證模式”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是建築共同體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持有統一而穩定的建築價值觀。但從歷史上看，作為一種觀念產物，任何價值觀都有其適用的時空邊界，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自身的“保鮮期”和效能範圍。而任何一種建築價值觀，都不可能脫離時代特殊的價值語境。這也就意味著，當時代的價值語境發生重大更變時，建築價值觀也必須與時俱進，因應時代要求而進行自我調適甚或重建。
當今的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快速迭變的超級複雜時代：國際政治形勢風雲變幻，全球化和“普世價值”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和挑戰，中美衝突加劇，“內循環”與“自主創新”被提到一個空前的國內政治高度；改革開放40年來的持續高速發展使得“短缺經濟”變身“過剩經濟”，城市化和房地產兩大經濟引擎雙雙開始失效，財富分配不平衡導致地區差異和階層分化日益嚴重，過度消費與深度蕭條成為中國大地上並行不悖的城鄉景觀；技術進步，特別是互聯網行業的爆炸式興盛，促使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轉型，實存的碳基世界全面解紐，虛擬的硅基世界開始全方位接管社會組織與運行；自媒體崛起，眾聲喧譁，噪音盈耳，傳播秩序崩解，文化認同裂變，導致社會的價值取向繁多且矛盾……一言以蔽之，超級複雜的時代圖景導致中國社會原有的一致共識正在快速消融，建立在社會共識基礎上的統一價值共同體業已不復存在。
相對於中國社會的超速、裂變式迭代發展，中國建築界價值觀念的更新卻嚴重滯後。迄今為止，中國當代建築共同體的價值共識，很多還停留在西方經典現代主義，甚至前現代時期的認知水平上，根本無法適配當代中國超級複雜的社會現實。而依託這種與時代發展嚴重脫節的既有“專業價值共識”認知框架，試圖為建築作品進行價值評估並賦予意義的傳統建築評論，本身就已喪失了最基本的“時代合法性”。作為連接專業與大眾兩個圈層的重要媒介，建築評論本應對社會價值取向的更變保持最高的敏感度，並及時將這種價值動向傳遞給業界前線；但長期以來，中國當代建築評論囿於所謂“專業性”“知識性”和“理論性”的偏見與定見，放棄了自身對於建築當下價值及意義的社會責任，熱衷構造並沉迷於相對簡易而安全的“內部人遊戲”，不能不說是精神和思想上的雙重怠惰。
為此，中國當代建築評論，必須掙脫“專業價值共識”單純化的話語保護與思想困縛，勇敢直面並置身中國社會當下最真實的超複雜價值語境，才能真正走向“建築新批評”，從而為中國未來的建築創作開闢全新的意義疆域，讓建築的專業價值與社會價值達到最大程度的和諧共振。
1.2 微分共同體——建築新批評的價值錨地
當統一的社會共同體裂變為差異甚至對立的多元價值聚落，建築評論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其天然依託的價值根據地。同樣一個評論對象，被放置在不同的社會價值語境中，對它的評價標尺和品評結論有可能會天差地別。價值共同體的碎片化，要求建築評論從傳統的固守統一價值基地的“陣地戰”，轉變為每一次批判性行動都要根據具體的共同體價值語境、重新尋找特定“價值錨點”的“游擊戰”。
從持守唯一的“價值基地”，轉向找尋適配的“價值錨地”，雖只一字之差，但卻意味著建築評論對於“價值體認”和“價值觀法”的根本性自我革變——從統一價值到微分價值、從恆固價值到迭變價值、從經驗價值到創新價值……每一次建築評論所採持的價值標準，都取決於其所臨時錨固的“微分價值共同體”在某個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象限所達成的短暫性價值共識。
每一次都要精選價值錨點的建築新批評，其價值使命就從傳統建築評論以“想象的統一價值共同體”視角對建築進行“價值評定”，轉為對建築創作進行具體而微的“價值發現”；從代表共同體對個體建築進行儀式性的“意義授權”，轉為圍繞評論對象的特定處境進行即時性的“意義激發”與“意義生成”。價值任務的自覺更替意味著“建築新批評”圍繞建築意義層面對傳統建築評論進行的一次“模式創新”。
正如同一個地球，卻存在著多種多樣的地貌、氣候帶和微生境，而它們相互之間無法比較優劣一樣，不同的“微分共同體”，在價值取向上也往往無法相互通約，但彼此之間亦無對錯、高下之別。人類文明通過漫長的試錯與調諧，已經進化到足夠能寬容歷史上諸多“異端”的“當代境界”；“價值多元”也早就不再停留於理念和口號，而已細化、落實為身邊無數可觀可感的社會實踐與人文景觀。緣此，建築評論不僅不應無視、甚至抹煞中國社會當下價值體系的多元並存，相反，還需要通過敏銳的發現和放大，著意促進當代中國建築“意義生態”的多樣與繁盛。
1.3 豐富問題域——建築新批評的價值導向
早在1960年代下半葉，文丘裡(Robert Venturi)就通過《建築的複雜性與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一書，揭破了西方現代建築學信仰內核中一個致命的價值悖論：一方面，現代主義建築運動把“創新”設定為不言而喻的發展律令；另一方面，現代建築學又把純粹而簡化的秩序結構當作最為推崇的建構目標；卻絲毫沒有顧及這兩個根本性的價值追求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
誕生於短缺語境、從而帶有鮮明短缺烙印的現代主義建築，其價值導向本質上就是尋求一種純粹而簡單的綜合性秩序構造方案，來應對資源全面短缺的時代挑戰——功能上追求高效率地一攬子“解決問題”；形式上追求可被理性清晰認知並邏輯化把握的抽象、簡潔和自洽；經濟上追求基於結構理性主義和運籌學的最優解；道德上追求基於社會公平的自我慾望剋制……凡此種種，積年沉澱成建築學的諸多“潔癖”，隨著歷史的因緣際會，流變內化為中國建築界大多數成員當下共同恪守並心照不宣的專業價值準則。
而在一個純粹而簡單的秩序結構裡，追求創新是艱難的。所謂“創新”，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現象。從人類文明的歷史經驗看，“創新”的湧現，高度依賴於多樣開放、高頻交互的複雜性生態環境；而重大的“顛覆性創新”結果，必然會產生出明顯區隔於原有秩序結構的新物種，新物種的持續繁衍又勢必會進一步破壞既有秩序結構的純粹性，促使物種生態不斷向高階複雜化發展。無論從生成機制還是生態影響上看，“創新”與簡單化的“純粹秩序”在足夠長的歷史週期內都是不兼容的，二者只可擇一而取。因此，當大規模的“創新”嘗試，迅速耗竭統一的純粹秩序體系內部極為有限的思想資源和形式資源之後，現代建築陷入“內卷化發展”就不可避免。
正是由於深刻洞察了現代建築內卷化發展的機制性成因，文丘裡才試圖將來自歷史和世俗兩大領域多樣化的複雜與矛盾要素，摻雜進現代主義建築源自抽象觀念的純粹秩序體系。儘管後現代建築喧囂一時的形式創新，並未能從根子上撼動現代主義 “一神教”秩序的價值基礎，但文丘裡等人構築非純粹複雜秩序的嘗試，卻為當代建築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思想啟示。
長期以來，在構建純粹秩序這一價值目標下，能否高效率地“解決問題”成為建築學的第一要務，也是傳統的建築評論所憑恃的價值基石，以及著力引導的價值取向。然而，在全面進入過剩時代的今天，利用常規空間手段解決功能問題的建築經驗已積累得極為豐富，因而在“創新”意義上，一般性地“解決問題”已很難再顯現出什麼“創造性價值”。更根本性的語境逆轉，在於因“解決問題”的效率過高，導致碳基世界物質環境中普遍出現“問題稀缺”，而消解掉“問題”的環境由於缺少刺激度，反而是既不值得關注，也不值得留戀的。故此，從“解決問題”這一價值原點出發，現代建築卻因祛魅過度而造就出大量蒼白、乏味的人工環境。與此同步，將“解決問題”的成敗優劣作為核心關注點和價值標尺的建築評論，在“創新敘事”中也難免屢屢陷入無從下手的窘境。
事實上，在解決方案過剩的時代，“問題”本身反而成為最稀缺的寶貴資源。在當代中國海量的建築實踐中，“提不出新問題”，往往成為一個最難以突破的“創新”瓶頸。說到底，能否具有“問題意識”，反映了創作者在思維底層究竟選擇什麼樣的價值觀構造——價值單一必然導致問題域收斂，價值多元則必然導致問題域開放，而問題域的收斂抑或開放決定了“創新”活動得以展開的空間尺度和次元維度。
如是，在“創新優先”的建築新批評的價值位序中，“創造問題”的價值要遠遠高於“解決問題”的價值。建築新批評需要從傳統建築評論所偏愛的“解題導向”，轉為以發現和豐富時代問題域為側重的“出題導向”。必須意識到，“問題消費”是與“創新”相錨固的全新 “當下意義”的體驗過程，在現實叢林的探險之旅中，建築評論無法再繼續扮演固定線路的導遊角色，而需要變身為認知的瞭望哨和思想的先遣隊，引導建築實踐向最危險、最不確定的複雜性沼澤深處蹚踏而去。
2 新智識分工
2.1 全智識——建築新批評的認知空間
一般而言，建築評論是一種比尋常的建築實踐更加耗費大腦算力的系統性“高智識活動”——評論者不僅要洞悉建築師的所識所思，更要見創作者之未見、想創作者之未想。如果將“智識”定義為建立在“知識”基礎上的綜合型認知智慧，那麼建築新批評就必須首先對自身智識活動所依據的“知識”境況，有一個自覺的反思，非此，難以廓清批評動作可以在其中採擷萃取、閃轉騰挪、往復周旋的認知空間。
互聯網的崛起，根本性改變了“知識”的存儲、搜索、分佈和利用方式，並將勢必徹底改變知識的組織方式和結構方式。互聯網的普及極大地促進了“知識民主化”：一方面，大幅降低了獲取知識的成本門檻，使得傳統上倚仗知識分配不均衡優勢的“知識食利階層”不再擁有壟斷性的知識優勢，導致知識精英很難再通過簡單的轉口型供給方式牟取超額知識紅利；另一方面，“知識民主化”也讓海量處於“前知識”和“隱性知識”狀態的雜多信息，以空前未有的廣度和即時度湧入知識生產的視野，嚴重超出了傳統知識體系的處理和收納能力。於是，“知識民主化”這柄雙刃劍，在摧毀了傳統知識權力金字塔的同時，也事實上癱瘓了具有社會共識性、文化合法性的“新知”生產流水線。由此帶來的後果是，“新知”的系統化供給規模，遠遠無法滿足當代社會對於“知識”的強大消費力和對“新知”近乎無限的渴求度。
“知識”生產與需求之間的嚴重脫節，反映在中國當下的建築實踐和建築評論中，就表現為兩者所借取的知識素材和思想資源都極度貧乏、陳舊且同質化。時至今日，中國建築界還在津津樂道於西方百年前的建築經典、數十年前的建築理論，而對於周遭日新月異的社會現實，絕大多數人還停留在典型的“有感”但卻“無知”、並因“無知”而“失語”的尷尬境地。
面對這樣一幅“知識失能”的建築學危機圖景，建築新批評無法坐等建築理論對於“新知”體系的從容梳理，而必須責無旁貸地肩負起培育“建築新知生態”的學科使命。傳統的建築評論，往往停留於簡單套用類型化相關案例、直接援引概念化理論話語，以使評論對象在建築學既有知識體系中“對號入座”的層面，而對於學科的“新知生產”缺乏足夠的自覺意識和能動性。相形之下，建築新批評則必須在深度、廣度和速度這3個維度上打開“全智識”的認知空間：
1)建築新批評需要對現有的體系化建築學知識，進行創造性“深加工”，從而掙脫已成陳詞濫調的話語羈絆，發掘出舊學問的“新意思”；2)建築新批評需要破除對於“知識”的狹隘理解，將大量非符號、非系統、非規訓狀態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納入具有學術合法性的智識資源範疇，從而讓“知識”呈現並保持生態系統所應具有的多樣性和活躍度；3)建築新批評需要及時發現尚處於“前知識”狀態的新信息中所蘊含的“新知潛力”，並因勢利導，促使其向特定微分共同體的“共識性知識”狀態轉化。
任何一種能被共同體廣泛接受的“創新”，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智識加持與約束。離開以“知識”為核心和邊界構築起來的智識空間，所謂“創新”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從這個意義上說，建築新批評所致力發現和培育的“新知生態”，將為建築實踐的“可持續創新”提供根本性的資源保障與生境護持。
2.2 新經驗——建築新批評的工作場域
現代建築的歷史，粗略歸納起來，前半部可以看作是從經驗中抽離,構築一個鄙視經驗的“超驗烏托邦”的歷史，而後半部則是對肉身經驗重新迴歸的歷程。但令人遺憾的是，現代建築運動的前半部歷史奠定了現代建築學最基本的反經驗的理論體系，並積聚了強大的學術慣性，導致現代建築迴歸經驗的返魅之旅，因認知共識的撕裂及思想體系的不兼容，而變得可疑、漫長且艱難。
在抽象智識層面展開的現代建築烏托邦敘事，出於追求理性思維結構最優解的目的，而放棄掉營造感官經驗的豐富性和生動性，從而與現實的凡俗世界漸行漸遠。建築評論，本應成為建築創作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連接橋樑，但由於個體肉身在超驗烏托邦敘事中不具任何合法性地位，故而從屬於烏托邦體系的建築評論也儘可能避談經驗層面的具體感受，淪為與社會日常經驗缺乏接口的純粹理念性和專業化話語遊戲，也因此失去了在公共領域的傳播力與影響力。
應當承認，社會大眾難以理解現代建築的主要原因，或許並非源於其建築素養的匱乏，問題很可能出在現代建築的“反經驗性”這一根本前提上。要讓建築成為社會大眾真正關心的公共議題，途徑或許並不在於對公眾進行更多普及型的建築教育，而取決於當代建築實踐和建築評論是否有走出烏托邦、迴歸當下社會經驗現實的勇氣與決心。
當代中國社會的經驗現實，遠比建築界所熟悉的純粹烏托邦理念世界要來得複雜和混亂，也不像烏托邦結構那樣可以被歸結為一個層次分明的清晰的認知秩序，而是一個野蠻生長、蓬勃豐沛、彼此糾纏、浮沉生滅的浩瀚生態。涉足其間，對習慣烏托邦純化思維的建築專業人士而言不啻是全新的探險。就拿建築現象為例：在這個當下的新經驗生態中，孕育出了諸如網紅建築、醜陋建築、鄉野建築、非法建築等一系列難以用常規標準去判斷的新建築形態；面對它們，建築界是繼續沿用傳統的超驗建築價值標尺去衡量和評價，還是依託新經驗生態發展出一套全新的認知與思維方式，顯然需要進行大量的試錯和現實博弈。
相對於試錯成本更高的建築創作來說，建築評論更應率先將“新經驗”當作自身最重要的工作場域。建築新批評應該勇於扮演一個探險家的角色，用自身的高頻試錯，向新經驗世界不斷伸出脆弱而敏感的探查觸角。
2.3 生動性——建築新批評的自主據點
在學科傳統上，建築評論一直被視作建築理論的一個分支，而不少建築理論家也同時兼任建築評論家的角色，將建築評論和建築理論視為天然的“一體兩面”。然而事實上，無論是工作站位、任務目標、核心議題、功用範圍，還是思維方式和話語狀態，建築評論與建築理論之間都存在著迥異的天淵之別。
1) 建築理論必須保持對經驗現實的某種距離感，否則難以對現實形成抽象化和普遍性的觀照，從而提煉出結構性的理論框架；而建築評論則必須反其道而行之——盡最大可能融入當下的經驗現實，讓評論對象在具體而特殊的問題處境中，呈現其最真實的本來面目和入微的質感肌理。
2) 在非烏托邦的經驗架構中，建築理論對建築實踐的作用，是總結性和闡釋性的。由於需要積累足夠多的樣本量並觀察足夠長的樣本週期，因此建築理論總是會遲滯於建築實踐的發展；而建築評論對建築實踐的作用，則是探測性與激發性的。建築評論通過從不同角度向評論對象不斷投射思想的高能光束，來捕捉其即時而短暫的價值折光。
3) 建築理論的話語狀態是理性、清晰、自洽的；而建築評論本質上是對建築在意義維度上的一種“再創作”，因此其話語狀態常常處於多義、含混，甚至自相矛盾的“迷思態”。但也正因如此，建築評論保持了向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謂“世界不可言說的部分”最大開放的可能。恰是這些在理性系統中不可容忍的話語破綻，構成了“非智性意義”和“非語詞意義”滲出的裂隙敞口。
綜上所述，建築評論具有完全區隔於建築理論的學術自主性和學科獨立性。依託對建築評論這些獨特價值域的開掘與發現，建築新批評將自身所聚焦的核心議題，設定為捕獲和展現建築存在中特殊的“生動性”。所謂“生動性”，是生命體在生態系統中表現出來的某種具足開放度與可能性的活力狀態，也是建築作品最富魅力的高光時刻。批評活動之於人類文明最大的貢獻，就是為日趨固態穩定的文明體不斷注入異質性的活力，從而使其保有持續創新的能量。作為現代文明體批判性活力存續機制的組成部分，建築新批評對於建築世界也擔負著同樣的責任。建築新批評將通過在中國現實經驗土壤中持續發掘“生動性”個案，來不斷“活化”被知識和理論日益規訓與框限的建築思維及創作場域，使其保持一個豐盛而強勁的創造性生境。
3 新任務定位
3.1 因應語境劇變——作為“進化態”的建築新批評
作為一種意見交互的中介，建築評論的出現與紙媒的興盛息息相關；因此建築評論的構造形式，直接由平面媒體的技術特徵所決定：受限於紙媒出版相對較長的時間週期,以及較低頻次的互動性，傳統上寄身於專業刊物和大眾傳媒的建築評論，不得不以完善的文字和圖片為思想載體，以中長篇幅為信息容量，以兼顧信息介紹與綜合評述的整全體例為結構特徵，以立論或設問的文字鋪陳為評論方式。由於傳統建築評論的發表出口長期是單一化的紙媒，以致絕大多數人誤以為這種形態是建築評論的唯一範式。
然而，作為評論載體的傳播技術的進步與更迭勢必將影響建築評論的存續形態。事實上，近年來移動互聯網普及所引發的傳媒新物種爆炸，就已經開始讓建築評論的傳統方式發生悄然改變。舉例來說：藉助手機的音頻、視頻和直播節目，建築評論可以突破文字、圖片的信息載體限制，將更豐富的內容用更生動的動態形式傳達給受眾；自媒體和社交媒體的發達，以及信息檢索的便利，使得建築評論與評論對象及受眾之間的交互頻度與範圍大幅提升，發表篇幅能夠壓縮到極短、文字體例不妨偏頗到極致、評論方式也可以自由到怪異；便捷的網絡會議和視頻通話，讓建築評論不必等到建築落成之後，而是可以通過高頻互動的“前置批評”方式全過程介入建築實踐，達到評論與創作的高度融合……
身處文明鼎革的劇變時代，建築新批評需要敏銳發現並及時把握建築評論所處的傳播載體的更變契機，加速自身在不同技術語境下的迭代進化，創造更具多樣性與傳播力的評論新物種，繁榮建築評論的思想生態。
3.2 運籌系統協作——作為“設計態”的建築新批評
互聯網的超速發展，催迫人類文明跑步進入“硅碳合基”的融合期。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作為社會公共品的建築，將不得不同時存在於現實和虛擬兩個領域中。建築的現實存在與虛擬存在，既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這就意味著廣義的建築創作被迫要同時在現實和虛擬兩重空間中交織展開。
對大多數埋頭現實營造的建築師而言，建築在虛擬空間中的形象只不過意味著精心拍攝、修正與剪輯的圖片和視頻。但事實上，虛擬空間自有其特殊的傳播規律，建築的虛擬形象，絕非建築現實形象的簡單化直接映射，而必須加以前置性的策劃和設計。對此，除少數先知先覺者外，絕大多數建築專業人士既沒有清醒的自覺，也缺乏應對的能力。
與現實空間中建築缺少意義讀解及傳播手段不同，在虛擬空間中，可以通過籌謀策劃對建築進行“意義植入”並刻意加以放大，以此來引導並塑造建築在大眾心目中的“認知形象”，這即是建築傳播中需要前置設計的“認知預埋”。建築在虛擬空間中的認知形象引導、扭曲，並固化受眾對建築現實認知的案例不勝枚舉：反面案例有未做“認知預埋”而慘遭群嘲的央視“大褲衩”；正面案例有預植釋義而廣受歡迎的奧運“鳥巢”。如果說以上兩個案例在建築的現實與虛擬形象之間還存在某種直接性關聯的話，那麼地產項目阿那亞所精心營造的“孤獨圖書館”，可說是最為成功的建築虛擬形象設計了——建築的實體形象原本絕無“孤獨”之意，但經過媒體對建築意義的附會式解讀與放大之後，卻引爆了史無前例的驚天傳播效應，並帶來了線下的巨大流量，間接逆轉了阿那亞這一偏遠樓盤的市場宿命。
建築的價值發現與意義營銷，本是建築評論最為擅長的領域。“硅碳合基”文明形態的初現，為建築新批評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展現舞臺。可以預計，當建築在虛擬空間中的形象與功能價值愈來愈重要，甚至開始超越建築在實體空間中的形象和功能價值，未來廣義的建築設計，將越來越趨向於一種複合型的系統協作，而建築評論也將越來越深度參與，甚或統籌現實與虛擬領域緊密協作的建築實踐。
3.3 再造生態繁榮——作為“組織態”的建築新批評
文明的核心在於意義組織。在物質性空間生產日趨過剩的時代，建築的價值追求必然將轉向意義性的空間營造。可以想見，當“硅碳合基”的人類文明進一步深度演化，人類的意義性生存將超越生物性生存，成為最重要的生存需求，建築的意義供給面臨著全面的價值再發現。而從當下的生產格局、人才儲備和技術進步趨勢中不難判斷，建築的一切形式產能和技術產能終將過剩，但建築意義的生產力則會長期稀缺。
當今中國建築專業領域的組織形態，歸根結底還是圍繞形式產能和技術產能而構造出的中級組織形式，當這兩大產能因徹底過剩而萎縮，向網絡空間不斷轉移，甚至被人工智能逐漸接管之後，現有的建築組織形態也必將式微，新的建築生態將圍繞意義生產而被重新組織起來。
當意義話語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建築新批評對於建築新生態的組織作用也會逐步顯現並愈漸強化：其一，建築新批評需要著意引導價值多樣性的健康發展，以保證建築意義內核的多元化；其二，建築新批評將通過價值梳理，提升特定“微分共同體”的社會能見度和內部認同度，以培育更強的集體意義生產力；其三，建築新批評將通過持續高頻的思想交互碰撞，激發建築界的創新性突變，促生意義空間的新物種。
回應本文開篇所述，就在我們身處的當下，人類文明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轉折和強迭代，導致社會和建築領域原本相對統一的價值觀和智識空間都產生了空前裂變。值此乾坤易位、蒼黃未分的高度不確定時代，建築評論不能再株守靜態的、流程化的、以刻板“意義認證”為價值任務的傳統角色，而必須向以豐富價值問題域、發現意義新空間、激活智識生動性的“建築新批評”加速演進。藉助時代所提供的新技術條件，“建築新批評”得以通過多種創新方式深度介入文明的空間生產，甚至統籌引領廣義建築設計，併發揮自身的價值組織優勢，促進繁育文明的造物生態與意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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