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67572469
这里怎能没有“何不食肉糜”？
历史上这个家伙还不止这一个笑话
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晋惠帝司马衷（259—306）字正度，西晋第二代皇帝，290—306年在位。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晋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267）立为皇太子，太熙元年（290）即位，改元永熙。痴呆不任事，初由太傅杨骏辅政。贾南风杀害杨骏，掌握大权。在八王之乱中被赵王、叔祖司马伦篡夺帝位，以之为太上皇，囚禁于金墉城。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反伦，群臣共谋杀司马伦党羽，迎晋惠帝复位，诛司马伦及其子。又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受尽凌辱。光熙元年（306），东海王司马越将其迎归洛阳，相传被司马越毒死。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的皇帝。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整天只懂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司马炎对此很发愁，担心司马衷会丢了祖宗开创的家业。
一件事是：有一次，司马衷带着一群太监在御花园里玩。突然间，园中池塘边的草丛里，响起了一阵蛤蟆的叫声，司马衷环顾左右问：“这些小东西是在为官家鸣，还是在为私人鸣呢?”《晋书.孝惠帝》：“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太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还是其中一个太监机灵，随机应变回答道：“在官家地里叫的为官家，在私人地里叫的为私人。”(同上：“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司马衷觉得这个太监回答很到位，很有辩证法。所以，也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认可了。
有一次，司马炎为了测验一下司马衷的思维能力，特意出了几道问题考他，并限他三天之内交卷。司马衷拿到题目以后，不懂作答。他的妻子贾南风是个很聪明的人，有见及此，便立刻请来几位有学问的老先生为司马衷解答难题。司马炎看了答卷后，以为儿子的思维还是很清楚的，也就放心了。可是司马炎一死，司马衷即位，遇事要他自己定策，就闹出了不少笑话。
正是因为以上三桩，大家便一致把司马衷首长推举成为了史上最弱智、最愚蠢、最白痴的领导。晋惠帝“何不食肉糜”背后的历史真相，和我们平时看的不太一样。晋惠帝在后世的印象中一直都是公认的白痴皇帝，尤其是他那句“何不食肉糜?”便是最为重要的证据之一。
晋惠帝可以说也是比较倒霉的一位皇帝，即位后第二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更是一直天灾不断，几乎每年都有大灾，而且受灾面积极广，动不动就是五六个州，最多的时候竟然有十二个郡国同时受灾。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随后西北地区的匈奴等蛮族又发生了叛乱，一直持续了五年才最终被平定。
西晋政权内部外戚、士族、藩王之间的明争暗斗，再加上连续十多年的天灾，还有西北异族五年的局部叛乱，使得这位刚继位不久的晋惠帝确实难以招架，史书上能见到晋惠帝抛头露面的事情就是到处赦免和赈灾：公元294年九月，“赦诸州之遭地灾者”;公元295年，“诏遣御史巡行振贷”;公元296年，先全国大赦，再“曲赦雍、凉二州”;公元298年，“诏发仓禀，振雍州饥人，三月壬戌，大赦。”
从这些历史记录来看，晋惠帝并非白痴皇帝，他肯定清楚地知道百姓已经无粮可食，大量饿死，所以这才不断地发布诏书赈灾救济。可为何这样一位皇帝，却偏偏说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话来呢?我们来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据《晋书·帝纪第四》的记载：公元297年，西北的战乱至此已经持续了三年;而连续了七年，每年都会降下的天灾此时依旧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到了五月份，鲁国居然还下起了冰雹;七月份，雍州和梁州又发生了瘟疫，同时天又大旱，还伴随有严重的霜冻，秋粮颗粒无收。于是乎，“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
以上这段文字，其实早在《汉书·食货记》中就有类似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这段文字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秦末汉初的战乱之际，关中同样发生了大饥荒，一百多斤的大米价值五千铜钱，于是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死者过半。刘邦于是下令百姓可以卖掉自己的孩子。注意，这里允许百姓卖孩子，并不是指将孩子卖作奴仆一类，因为把孩子卖作奴仆之类，在古代原本就是合法的事情，并不需要再发布一条法律规定，这里的“令民得卖子”，实际上是特指允许把自己孩子卖给他人吃，而买的人吃买来的孩子也是无罪的，这就是所谓的“易子而食”，而且还是国家明令允许的。
至于允许让百姓“就食蜀、汉”，这个其实也是禁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断不敢这么做的，因为允许“易子而食”，吃过人肉的大量饥民自由流动，就是所谓的流民，而历代的农民起义，其实就是流民起义。所以大圣人治国，即便是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但大规模的流民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就连三三两两的乞丐，也是极为少见的。
我们再回到公元297年的晋惠帝时期，“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此时的米价比刘邦那时还要贵上一倍，所以人相食是百分百的事，而朝廷这一年再也没有可以赈灾的粮食了，所以为了百姓不全部饿死，晋惠帝这才下诏“骨肉相卖者不禁”，就像当年刘邦一样，从法律上允许了了“易子而食”的行为。
而且历史到了晋惠帝时期，百姓对于如何吃人肉早就吃出了经验(先秦以及两汉的史书中，人相食的记载早已比比皆是)，为避免从食物的形状还能看出人形，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剁成肉酱，而这就是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历史真相。所以，当后人在讥笑晋惠帝是白痴时，还真不知道谁比谁更白痴呢
奇奇怪怪志怪者也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我新四军被敌人团团包围的区域，正是1934年红十军团遭遇失败的地点：安徽茂林地区。这里群山环抱并且道路狭窄，一旦被敌军完成封锁和包围，大部队突围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而远在陕北的延安方面，也早已经意识到此地可能存在的巨大危险。
（新四军军长叶挺）
在1934年的那场怀玉山之战中，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即被敌优势兵力围困在皖南，由于弹尽粮绝和天气寒冷而失去战斗力，除粟裕率领数百人成功突围之外，大部牺牲或被俘。血的教训已经证明，皖南茂林地区极不利于我军所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这是由其特殊的地形决定的。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从军部驻地云岭出发北上，而从云岭到茂林仅仅20公里的路程，部队却整整行军14个小时，可见山路之崎岖难行。再加上江南地区的冬天，居然还下了一场大雨，所以指战员们不仅非常疲劳而且全身湿透，只好在茂林休整了一天，这也是致命的一天。
（副军长项英）
延安曾为此特别急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政委）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可见，茂林地区的地形蕴含着多么大的风险，而延安的急电就是委婉的提醒，即新四军千万不要重蹈七年前红十军团的覆辙，须尽快通过和突出茂林地区。
电文中所提到的“顽军”。当然就是抗日不积极搞摩擦很在行的顾祝同第三战区部队，事实上，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也很早就注意到茂林地区适合于对新四军进行包围和攻击，因此提前调集重兵80000余人，以茂林为中心进行合围部署。但是同样由于道路难行，敌人行军也较为困难，在新四军军部到达茂林时，顾祝同的包围圈并没有完全形成。
（副参谋长周子昆）
1941年1月6日拂晓，新四军前卫部队老三团与顽军第40师在茂林东南的丕岭山交火，敌人就此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9000余人（战斗部队不多，军部机关和直属队人员较多）所面对的敌人接近十倍，情况万分危急。叶挺军长主张，趁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应该迅速突破一点冲出去，而选择的突破点是星谭。
兵贵神速啊，在这一点上叶挺将军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项英却忘记了红十军团的教训、对延安的提醒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关键时刻开始犹豫不决。叶挺只好请求召开军部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应该攻克星谭的作战方案，结果这个会议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了晚上10点，整整七个小时，在战机稍纵即逝的千均一发之际，如此延误军机实在是严重的错误。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这还不算，七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叶挺的作战方案最后还被否决了！9000多人的部队最终按项英的意见，不是向前坚决突围而是绕到茂林西南方向跟敌人“捉迷藏”。要知道这可不是几百人的游击队，茂林的地形也限制了部队机动能力，回旋余地很小，这等于是把游击战术硬搬到大兵团作战中来，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第二个错误。
而在此期间，顽军各部正逐渐完成合围部署，并开始压缩攻击。于是新四军指战员与7个师80000多敌军在多处爆发激战，由于地形不力、失去战机和未能形成一个拳头，我军血战七天七夜仍然不能突出茂林这个狭小的地区，被困在了皖南的大山之中。
（何应钦在三战区）
战至1月10日凌晨，新四军军部撤到石井坑，队伍已经被打散，叶挺身边只剩下20余名指战员，而且由于群山阻隔，电台信号亦非常微弱，与外界联系基本中断。叶挺当天只发出一份电报，：“今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山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电文里提到的，就是更离谱的第三个错误，拥有军政最后决定权的项英，在1月9日便带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少数警卫人员，竟然不通知叶挺而直接上山准备打游击去了。直到1月11日才因为突不出去，也转到了石井坑，但是宝贵的两天时间又被浪费了，叶挺收拢几千人的部队后再次组织强行突围，终因敌众我寡和弹药匮乏而未能成功。
战斗一直持续到1月14日，在项英的命令下，叶挺军长下山与敌人谈判时被扣押，袁国平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而部队也终于失去建制战斗力，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牺牲或者被俘。项英和周子昆再次撤到山区下落不明，后来证实是被叛徒杀害。
所以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失利和重大牺牲，与主要领导人项英的指挥错误密不可分，尤其是在茂林地区的贸然停留和未能决绝突围，在军事上都是非常低级的错误，所谓“三军之灾，始于狐疑”。同时，也未能听取叶挺将军的建议和延安方面的提醒，酿成了我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损失，殊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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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吓人，被惊醒的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迅速从炕上爬起来，一把抓起电话，话筒里传来386旅旅长陈赓焦灼的声音：
‘师长，771团在七亘村被日军偷袭了’！
‘什么’？刘伯承大吃一惊，‘现在情况如何’？
‘部队被打散，其他情况尚不明了’。
‘你稳住阵脚，尽快收拢失散部队，我立刻就到’。
放下电话，刘伯承带着参谋处长李达和警卫人员，趁黑夜向七亘村方向赶去。
此时是1937年10月23日凌晨3点左右。
在两个月前，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率129师进入抗日前线。在前几天，他与386旅进至娘子关以南，伺机而动，打击日军，配合蒋军保卫忻口、太原。
当时，刘伯承发现蒋军在石门口一带防守有疏漏，便打电话给陈赓，要他派771团赶至那里，侦察敌情，在运动中相机拒敌，同时刘伯承还专门补充了一句：‘石门口事关娘子关全局，一定要小心谨慎’。可是终究还是出事了。
刘伯承一行来到七亘村附近时，天已放亮，不久就找到陈赓，此时他已将大部分失散人员归拢，但仍有200多人下落不明。
711团是22日中午赶到石门口一带的，刘伯承料事如神——他们和一支企图偷袭的日军先头部队几乎同时赶到那，打了一个遭遇战。好在771团抢占了一处高地对日军构成了阻击之势，日军虽然多次发动冲锋，但均被打退，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
傍晚，771团撤至七亘村宿营，准备天明再行动。但由于轻敌，宿营时没有加派警戒，也没有对四周地形仔细勘察，几条小路也未加防范。
凌晨时分，狡猾的日军对771团实施偷袭，他们派出一个联队避开大路，从小路摸到了771团营地左翼，与此同时，他们还派出了300多名骑兵，至771团正面，企图实行夹击，把771团全部歼灭。
日军悄无声息摸掉了771团岗哨，进至宿营地不足200米的地方，才被一个查岗的连长发现，赶紧鸣枪示警，这才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枪一响，日军立即改偷袭为强攻，两面夹击，771团猝不及防，又腹背受敌，只好仓促迎战，不久部队被打散了。但好在771团指战员在红军时期都经历了不少硬仗，分散之后又陆陆续续的集结归队。最后，全团牺牲、失散了40余人。
事后，刘伯承一针见血：‘这次部队遭袭，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宿营时连最起码的警戒都没有，说明我们的指战员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极大的问题，这是个很深的教训’。
此事遇袭事件甚至惊动了主席，他得知消息非常生气，立即发电给129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陈赓的心情难以言说，出征后，兄弟部队接连打胜仗，他也想打一仗，提士气振军威，谁料想，一出手迎头却是一瓢凉水，来了个‘开门黑’。
在自责和郁闷中，陈赓痛定思痛，开始琢磨与日军再战一场，并与刘伯承一拍即合。几天之后，386旅就是在七亘村，两次重复设伏，歼灭数百名鬼子，缴获大批辎重，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陈赓也终于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
后来，陈赓的386旅成为抗日战场上一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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