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凡是提到“經”,一般都是專指儒家經典而言。然而,“經”在最初,並不是儒家的專利。“經”字本義指的是紡織物的縱線。由於比橫線的緯要重要，“經”後來常引申為常道,指常行的道理、原則等。作為書的一種稱呼,則指尊為典範的著作。在在春秋戰國時代,流傳有各種各樣的“經”。當時,儒家奉為經書的有六部:《詩》、《書》、《札》、《樂》、《易》、《春秋》。
儒學起源
後來,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六經,才由原來只屬於一家的經典,被一下子抬高到統治和支配整個民族精神文化的主宰地位。儒家經書,最初只有上面所提及的六經,也叫作“六藝”。據《莊子・天運篇》記載,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曾研究過“六經”。後來《樂》這一經失傳,所以漢朝立於學官的只有“五經”。至漢末魏晉之際,加入《論語》、《孝經》,成為”七經”。以後《春秋》和《禮》各一分為三,前者行為《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後者衍為《周禮》、《儀禮》、《禮記》,變成”十ー經”。唐代在“十一經”之外又加上《爾雅》,變成“十二經”。
孔子六藝
到了宋代,又將《孟子》為“經”,成為“十三經”。從此以後,就再沒有什麼典籍能夠躋身於“經”列,“十三經”的格局遂成定型。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大量的經學著作,都是圍繞著“十三經”衍生的。中國的經學,就是在研究和闡發”十三經”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專門的學問,而經學的研究和發展過程,便構成了中國的經學史。
春秋時期的六經,實際上是孔子從當時流傳的各種文獻中整理出來的,作為給學生講授的課本。所以當時把六經又叫作“六藝”,意思是6個方面的專門學問。有的經書儘管產生得很早,但作為研究對象的專門學問一一經學,其正式確立,可以說是從孔子開始的。孔子死後,他的學生各立門戶。韓非說過,“孔子之後,儒分為八”。這一時期的經學,尚處於動態的形成時期。根據對經書的不同理解和對當時社會問題的不同見解所形成的各種派別,也在不斷地從其他學派如刑、名、法、陰陽五行等學說中各自汲取所需。經學在形成時期的學派分立,已經預兆著經學發展的歷史將是一個充滿著激烈派別之爭的歷史。
秦始皇焚書坑儒
秦始皇統一中國,結束了春秋戰國數百年諸侯紛爭的局面。起初,秦始皇對百家爭鳴時代所產生的各種學派是比較寬容的,還在朝廷中設立了經學博士。後來,秦始皇實行“焚書坑儒”。這一舉動,固然是從鞏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出發的,但也給包括經學在內的文化帶來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
西漢建立,結束了戰亂,重新恢復了和平局面。秦火之後倖存下來的經書又陸續開始在社會上流傳。由於經書中有些內容對於現固封建統治很適合,所以引起了從武功轉向文治的西漢統治者的重視。從漢文帝設立《詩經》博士起,到漢武帝時,五經博土均已設立。當時,《公羊傳》的地位最高,因為《公羊傳》講“大一統”,講“尊王攘夷”,很合漢武帝的意。漢武帝採納了研究《公羊傳》大師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實現了漢王朝在思想文化上大一統的局面。從此,經學攀附上封建統治者的權杖,達到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裡至高無上的尊崇地位。
漢武帝獨尊儒術
然而,經學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體。五經在西漢立於學官有十四博士,代表著經學中某一經的不同學派,當時都為朝廷所承認,各自相安無事,各講各的經。但到了西漢中期,一次偶然的事件卻打破了這種平靜。魯恭王在孔子舊宅的基礎上擴展宮室,當拆牆壁時,從牆的夾壁內發現了許多竹簡。仔細一看,原來都是經書。與當時流傳的經書比勘,其中有《尚書》16篇是通行本所沒有的。《逸禮》也有36篇。由於這些新發現的經書不是用當時流行的隸書寫的,而是用先秦和六國所用的大篆和籀文等字體寫成的,當時人們就把這部《尚書》叫作《古文尚書》,把當時通行的《尚書》叫作《今文尚書》。這批《古文尚書〉由孔安國獻上。劉歆請求把《古文尚書》和古文《禮經》,連同藏於秘府的古文《左傳》一起立於學官。這一請求遭到今文家的反對,從此引起了中國經學史上歷時2000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
以《古文尚書》的重新面世為發端,經學再也不可能保持往日的寧靜了,終於分裂成為門戶森嚴的今文古文兩大陣營。開始的爭論只是在《古文尚書》上,後來,隨著派別的分化,裂痕的加深,各經基本上都劃分為今、古兩大陣營。例如。《易》,今文學派有施、孟、梁丘、京氏,古文學派有費氏;《詩》,今文學派有魯、齊、韓三家。古文學派有毛氏;三《禮》、《儀禮》、《禮記》屬今文學派;《周禮》屬古文學派;《春秋》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屬今文學派,《左傳》屬古文學派等等。
古文尚書
今古文之爭的初期,始自字體的差異,以及對經書的解釋不同,實質上雙方是在爭一個為官方所承認的正統地位。儘管使得彼此成見愈來愈深,但客觀上這種排他的竟爭也促進了經學的發展和繁榮。
在西漢時期,今文學派居於官方承認的顯赫地位,而古文學派則未能立於學官。到了西漢末年,王莽當政,以《周禮》作為改革的依據,於是古文經才被提倡起來。然而好景不長,東漢劉秀即位,廢古文,舉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講讖緯,“讖”是託名孔子的預言,“緯”是對經書的解釋。劉秀之所以宣傳讖緯,因為讖緯對他的發跡起了不小的輿論作用。讖緯中有“劉秀當天子”之語。
今文學雖然在東漢初年復興,但已是缺乏後勁的強弩之末了。因為處於官學的經學,它的學術意味總是要為其政治需要所淹沒,成為政治的附庸。當今文學派走下坡路,“通人惡煩,羞於章句“之時,在野的古文學派異軍突起,主張明訓詁,通大義,釋詮簡潔明瞭,給衰弱中的經學注人了新的生機。當時,古文學派先後出了幾位大師,如賈逵、服虔、馬融、許慎等。其中馬融對東漢古文學派的堀起有很大關係。馬融是馬太后(漢明皇帝后)的侄子。在中國古代,向來是學術要依附於政治權勢來得到承認的。馬融的貴族地位,給古文學派帶來了優勢,加之他學問廣博,精通群經,門下聚集了幾千學生,形成了ー股不小的勢力。他的學生鄭玄名望尤高。鄭玄站在古文學派的立場上,吸取了今文學中的某些經論,終於打垮了今文學。鄭學成為天下所尊崇的儒學。
鄭玄像
西漢開始的今古文之爭在鄭玄這裡得到了統一,鄭學一時間成為“顯學”。然而,只要學術還在發展,一個學派的獨尊地位就是暫時的。鄭學講《左傳》,當時就出現了專講《公羊傳》的何體與之對應。《公羊傳》在東漢時已不是重要的學問了,何休花了17年的功夫作《公羊解詁》,來為《公羊傳》辯護。他還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三篇文章。他根據胡毋生的《春秋條例》,註釋得很簡明,是《公羊傳》註解中最好的一種,一直流傳至今。
另一個向鄭學挑戰的是王肅。王肅也源於馬融的學派。他根據馬融的學說對古文各經作了註解。王肅這個人學問不行,所以他方面假造了《聖證論》、《孔子家語》、《孔叢子》三部偽書來印證自己的觀點,反對鄭學;另一方面他藉助的是晉武帝外祖這樣一種政治勢力,把他寫的東西都立於學官。鄭學的政治靠山則是魏帝曹髦,他幫鄭學博士來反駁王學博士。後來曹髦被殺,王學獲勝。但鄭學畢竟高王學一籌。因此,在東晉時,鄭學又壓倒了王學。在這一時期,經學的派別之爭,已從今古文之爭,轉移到同是古文經內的王鄭之爭。
就在鄭、王之學激烈角逐之時,一些經學陣地卻悄悄地被其他學派佔領了。玄學大師王弼以玄理說《易》,杜預注《左傳》,範寧注《穀梁傳》,梅賾作偽《古文尚書),另一位玄學大師何晏注《論語》除《毛詩》、鄭注三《禮》、何體的《公羊解詁》仍立於不敗之地外,上述解經之書的紛紛湧出,把原來漢代的今、古文學所作的註解都打倒了。魏晉玄學的闖人,使經學從漢代今古文之爭的“怪圈”中解脫出來,獲得了發展。
公羊解詁
南北朝時期,大體上說,北朝繼承了東漢的學風,南朝則仍繼承魏晉學風。北方通行鄭注《周易》、鄭注《尚書》、服虔注《左傳》;南方通行王弼注《周易》、杜預注《左傳》、何休注《公羊傳》、《毛詩》、三《禮》則南北朝通行鄭氏注。《隋書・儒林傳》在概括南北學風時指出:“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唐再度統一後,由於南北經學的不同,給科舉考試帶來了麻煩。因此,唐太宗便讓孔穎達編撰了《五經正義》。孔穎達以“疏不破注”的原則,將南北經學統一起來,成為舉子考試的範本。《五經正義》是對漢代以來今、古文和鄭、王學等經學上一切學派的總清理。至此,經學在傳統形式上的研究遂成定局,經學發展的前期到此結束。如果說魏晉玄學給傳統的註疏式經學研究灌注了一定活力的話,那麼,唐宋士大夫的援佛人儒則使古老的經學從頭到腳改變了面貌。佛教傳到中國,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唐代中期的許多士大夫,就已從《五經正義》的格局中跨出了步。唐代的傅奕、韓愈、啖助等,排佛疑經,撇開專注,徑從經義入理,疾呼重整倫常,已開宋學之先河。
孔穎達像
由於唐宋五代的動亂,綱常淪喪,土風澆薄。所以,宋學不只是疑經,而且特別注重提倡學禮,重整倫常。與傳統經學的最大區別,宋學不重註疏,而注重義理,把經義根據理論與政治的需要,以己意發揮。宋學不像漢學那樣篤守師法。因此,在經學上,宋儒的思想最解放,不迷信經書的神聖不可侵犯,常常對經書本身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如歐陽修《易童子問》,認為《易經》的《繫辭》、《文言》等“十翼”是假的;朱熹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實性;朱熹的學生王柏作《詩疑》,刪去《詩經》中30多篇所謂淫奔之詩;甚至連司馬光也懷疑《孟子》不是孟子本人所作。
宋學注重義理,把古代中國人的思辦能力推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流弊則在於空談心性。如朱熹就主張半天讀書,半天打坐。陸象山的思想則更趨於佛教化。這種流弊一直影響到明代的經學。王陽明的格物與佛教的“即心成佛”幾乎區別不大。宋學擺脫註疏的束縛 ,深究義理,本意在於經世致用,但卻流於“遊談無根”、“面壁度造”。
王陽明像
在明代,當大部分士大夫承續宋學末流,不務實學,光事空談之時,一部分士大夫在經學上開始棄宋復漢。梅鷟《尚書考異》推翻了偽《古文尚書》。清儒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考證。清儒研究經學,從文字音韻入手,可以說是明人開的先例。陳弟《毛詩古音考》具體指出了古今音韻的不同。
清代經學的開創者,當推顧炎武。他的《音學王書》引導了後來的戴東原學派。清儒主張回到漢學,這就必然又要涉及今古文的問題。因此,清代經學也分為今古文兩派。
古文學派重考據,出現於乾隆、嘉慶時期,所以也叫他們為“乾嘉學派”。“乾嘉學派”又分為吳派與皖派。吳派以惠棟為代表,他的名著作為《周易述》,彙集了漢人所有講《易》的資料,但無任何說明與發揮。這種方法成為吳派的學風,錢大聽、王鳴盛、孫墾衍、洪亮吉大致上都是這樣的學風。皖派則從音韻小學入手,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從哲學上清算了宋學。他的學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王引之《經傳釋詞》成就都很高。
清代的今文學開創於與戴震同時的莊存與。他的學生劉逢祿宋翔風,把今文經學更向前推進了一步。道光時期,魏源、龔自珍對今文經學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們不贊成古文學家脫離現實,主張經世致用。
蘇州乾嘉學派大本營
幾幹年來,經學在中國大地上儘管頗有起落,但基本上一直捧得很高,是作為“顯學”出現的。然而,進人現代社會後,經學又驟然變成了絕學,一落千丈。這個問題本身,已足以引起人們的思索。其顯其絕,給中國文化帶來了什麼影響呢?可以說,經學在中國古代,就幾乎是囊括了當時的全部社會科學。在經學中,我們可以找到類似今天意義上的哲學、文學、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軍事學、倫理學、教育學等多種學科的影子。正因為在中國古代經學取代了以分類出現的各門社會科學,所以社會科學的各個分科,也大多以註解經書的形式表現出來,發揮自己的功能。
也正因為如此,古代的中國人覺得在經書中有著無窮無盡的豐富內容,並沒有感到學科的貧乏與單調。然而,當古老的中國步人近代社會後,隨著吸取外來文化,更加嚴密、準確的社會學科各學科的建立,把由過去經學所起的作用推到了角落之中。當人們只有在研究某一學科的歷史時,オ會去觸及它,這也是經學由盛到衰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在四通八達、紛紜複雜的現代社會中,適用於緩慢節奏的封閉型的經學,已經既不能經世、也不足以致用了。因而,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總之人們是再也提不起興趣去皓首窮經了。
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經學,統治了中國思想文化界幾千年之久。我們應認真地、科學地分析其精華糟粕,批判地繼承這一精神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