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萬人死於大流行病，4000萬人失業，多個城市因警察殺死一名已被制伏的黑人殘忍事件而陷入火場。
遇到這樣一觸即發的危機，換做是誰可能都會努力給局勢降溫，然而特朗普卻在持續玩火。
他用著以往在社交媒體的咆哮體，衝進社會各種混戰，對一名批評者拋出捏造的謀殺指控，指責奧巴馬犯下了未指明的罪行，發誓打擊一個激怒了他的社交媒體公司，然後似乎還在威脅對明尼蘇達州的局面採取以暴制暴的做法。
香港事件，特朗普呼籲要人權、民主，如今發生明尼蘇達州事件之後，特朗普卻毫不客氣指責抗議的民眾是暴徒。某種程度上，特朗普已經成為了美國兩極分化的標誌，而不是它的修復者，無論是在國際舞臺還是美國本土。
美國的暴力你學不來
在全球範圍，美國是頭號發達國家，讓其他眾多國家望而生畏，甚至是聯合國機構都要敬畏美國三分，生怕被特朗普斷糧。
數百年來，美國持續的高昂著傲嬌的額頭，佔據著世界霸權，然而美國的白人一直在騷亂、屠戮和破壞，經常將憤怒和暴力指向黑人和美洲原住民，將他們擁有的東西奪走或摧毀，宣揚優越灌輸恐怖，維護自以為天生的權力。
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對原住民的壓迫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白人暴動經常針對黑人，而黑人暴動則為抗議不公正行為。在任何一方，種族主義都是根源，然而美國從來都拒絕承認和談論這一問題。
如果你以為明尼蘇達州的事件是先例，那就真的想錯了。這種類似的情況，在美國發生的頻率超出你的想象。早在1992年發生的洛杉磯叛亂，就給美國敲響過一次警鐘。
1991年3月3日，一名叫作羅德尼·金的黑人兄弟與兩名乘客在美國東灣岸高速公路酒後超速。隨後被巡警驅車緊追，最後在一個小巷子裡被警察堵住。在口頭警告無效，黑人兄弟略帶醉意的反抗，4位白人刑警開始了用金屬警棍猛擊黑人兄弟，直到警察用打了第56次之後，黑人兄弟才求饒。隨後被警察銬上並送往醫院急救。
本身這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黑人兄弟也沒有出現生命危險。然而說來也巧，整個事件被住在附近的一個居民拍下來，並且把這段影片提供給了美國當時的大媒體，比如ABC、NBC和CNN。
輿論一觸即發，紛紛指向了當時動手擊打黑人兄弟的幾名警察，聲稱這是一場令人震驚的悲劇，並強烈指責警察濫用權力。
迫於民眾壓力，美國洛杉磯地方檢察官起訴4名涉嫌毆打攻擊黑人兄弟的警員。1992年4月29日，審判結果出來，陪審團判定四名員警無罪，並無過度使用武力逮捕嫌疑人。
結果出來後，民眾上街抗議，隨後引起長達數日的暴動，參與者主要是非裔美國人及西班牙裔居民，在暴動期間，同樣發生了跟這次一樣的大規模掠奪事件。
隨後國民警衛隊宣佈宵禁並嘗試控制局勢，最後在美國陸軍的介入之下平息了整起暴動，由於暴動事件主要集中於洛杉磯中南部，所以在歷史上被稱為洛杉磯暴動。
壓迫、掠奪、宵禁、軍隊鎮壓……28年過去了，美國民眾抗議的方法沒有變，美國政府壓制抗議人員的手段也從來沒有改變。顯然，
長期以來這個國家一直懷有暴力的嗜好。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後，抗議活動和騷亂席捲整個美國，打砸、放火、劫掠，這種民智未開化，冷兵器時代的操作，你很難想象正真實發生在一個超級發達國家。
滑稽的是，在美國迫切需要療愈的時刻，特朗普卻一心一意同他眼中的對手進行瑣碎的個人鬥爭。特朗普對此事的最初反應，一度凸顯出他面對全國性挑戰時的本能。他甚至威脅要派兵，說出“有打砸，就會有開槍”這樣的話。
這真是骨子裡天生的暴力。
暴動真的是因為黑人之死嗎？
當新冠病毒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10萬人時，特朗普沒有領導全國哀悼，只是在白宮降了旗，發了一條推特，並且只在被問及此事的時候，才在鏡頭前匆忙且不情願的發表評論。
他沒有就恢復日常生活的最佳和最安全方式尋求一個解決方案，而是威脅要將那些阻止禮拜場所重新擠滿人的州長“撤職”。
這次席捲美國的抗議活動目的是什麼？一個黑人之死嗎？
也許並不是，美國每年因為不公平和槍擊導致的黑人死亡太高了，都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一個最近的例子就可以明顯看出，佔美國人口13%的黑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比例已經佔到了疫情死亡總數的23%。
抗議的真實目的是事件背後所代表的野蠻和屠殺：一個國家可以毫無約束地壓迫黑人和奪取黑人生命而不受懲罰。
每當警察靠近時，即使沒有犯罪或違規行為，也會令一個成年男子不寒而慄、咬牙忍耐。迫使母親在孩子晚上外出時向上帝祈禱他或她的安全歸來。
這是一種民眾對受害人沒有尋求公道途徑的憤怒，感到無助、被騷擾、被追捕、被侮辱、被剝奪自由發聲的憤怒，就好像雪崩發生時，沒有一粒雪花是無辜的。
這同時也是對掌權者的憤怒：面對人們要求法律公正並在該框架下受到平等待遇的呼籲，從官員個人到地方均無動於衷。
事實證明，你毀掉人們的希望，他們就會毀掉你的權威和財產。
特朗普自以為強加壓制不會引發後果、相信受害人會默默地將傷口舔舐至癒合消失，然而並沒有，這樣的無動於衷只會讓傷口越來越大，尤其是當他並沒有努力去改變導致民眾氣憤的時候。
所有這些不公平，都會滋生絕望，在浮華和祥和的表面之下暗流湧動，直到被釋放、衝出、抨擊、爆發。
對於任何一位總統來說，這樣的時刻也堪稱挑戰。
這也是美國充滿創傷的一年，一開始感覺就像1998年的彈劾事件，然後新冠肺炎彷彿重現了1918年的大流行，再加上1929年毀滅性的經濟災難。現在1968年的深刻社會動盪也因明尼蘇達州事件開始重演。一連串的社會結構受損，累積起來的痛苦，對美國和美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對於特朗普來說，都被巧合的趕上了。
然而從美國的歷史上看，可悲的是，只有暴力才能讓它有反應和進步。
例如1963年，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第16街浸信會教堂爆炸案中，四個小女孩喪生；同年，民權活動家梅德加·埃弗斯(Medgar Evers)被暗殺，針對抗議者的暴力在電視上傳播之後，1964年《民權法案》得以通過。
馬丁·路德·金遇刺，騷亂席捲全國之後，通常被稱為《住房公平法》的1968年《民權法案》通過。
美國因為暴力吃的苦果夠多了，要想有和平，美國就需要在和平的時候做出反應，然而這個國家卻經常忘記這一點。
現在，顯然又到了美國自食惡果的時候了。
